转自：成都日报锦观

用泥土谱写的乡村教育史诗

——《傅葆琛传》序言

□蒋蓝

翻开作家李文旭的这部厚重的传记书稿，仿佛推开了一扇尘封百年之门。门后是华北平原的黄沙、定州古塔的斜阳、翟城村的逶迤炊烟，以及一辆颠簸的骡车，载着一位穿长衫、戴圆框眼镜的博士，在乡间小道上摇晃前行……傅葆琛从骡车下来，站在华北平原的泥土间，此时的他不像教育家，而像一株固执又沉默的高粱。

傅葆琛并非站在历史之外的冷眼旁观之人，而是将自己种进泥土的实践者。泥土里不仅有他的根和他的呼吸，还有他毕生追问的答案：如何让千万双眼睛，在汉字的辉光里睁开，去发现、去洞悉、去了悟古老国度的文化、文明！

他的名字，如今知之者恐已不多。1893年，傅葆琛出生在成都市双流区永安镇（原成都府华阳县永安乡），但在20世纪初的华北大地，他的身影曾是无数农民眼中的炬火。这位毕业于康奈尔大学的博士，本可在清华园的梧桐荫下安享教授生涯，却选择将毕生心血倾注于“到民间去”的苦行中。从法国战场为华工扫盲，到北京石驸马大街的平民教育会，再到定县翟城村的田间地头，他始终与泥土为伴。他的足迹，就是中国知识分子“向下扎根”的史诗。正因“本固方可枝荣”“俯身民众、扎根大地”的秉性，构成独一无二的傅葆琛之路。

我知道，作家李文旭历经数年艰苦的史料扒梳，筚路蓝缕地以田野走访实证，将史学与文学进行了高度融合，完成了这部非虚构人物长篇传记，无疑是四川近年非虚构写作中的重要成果之一。书中有很多丰满、感人的描绘笔触，历史性、文学性与现代性，是《傅葆琛传》的三大关键词，它们既相互依存，又相互崛立，最后又处于相互保管、相互赠予的那种“盐溶于水而盐犹在”之态。这里的“盐”，是乡村平民教育的历史真相与傅葆琛的事功；这里的“水”，是高度文学化的可感塑造；这里的“盐犹在”，是本书没有因为文学笔触的介入而失去历史本真。本书超越了以往传统的书斋式解读，为打通历史主体性的文学建构与表达形式、思想观念与情感塑造之间的血肉关联进行了深入、细密的探索，为重写乡村平民教育题材的文史作品开掘了新的向度。

书中一些细节让我动容：仿佛能从中看见傅葆琛坐着骡车颠簸在乡间，也能看见他在法国华工营的煤油灯下编写识字课本；他与晏阳初并肩而立，将“平民教育”4个字刻进北中国的风沙……这些四处散落的细节，拼合出一个知识分子的肉身与魂魄——他拒绝在书斋里做学问，而是把学问变成犁铧，一寸寸翻开地表的荒芜与坚硬。

傅葆琛站在乡民中间，胸前缀着棉质纽扣的长袍沾满尘土；他与晏阳初在保定乡下的毕业大会上，将毕业证递给一位40多岁的农民，对方的手因长年耕作而皲裂；翟城村的平民学校内，黑板上歪歪扭扭写着“天地日月星……”孩童们仰头的目光，亮过了星光。这些瞬间，凝固了那个时代最纯粹的理想主义——不是庙堂之上口沫四溅的高谈阔论，而是躬身田垄的知行合一。

傅葆琛深谙西方教育体系，却反对一味照搬依赖城市建设乡村的美式药方，而是倡导中国式的乡村独立发展教育事业。傅葆琛的实践，是一场“以教育为犁”的拓荒实验。他主编的《农民报》，用最朴素的方言讲述卫生常识、农业技术，甚至教人写信记账；他设计的“传导生”制度，让识字者教不识字者，如同火种接力；他在乡绅与军阀的夹缝中周旋，只为让平民学校多开一间、多活一日。这些细节，被本书作者以近乎考古的耐心，逐一复原。

作家李文旭追寻傅葆琛的踪迹，从成都紫藤路的旧相册到定州考棚的残垣断壁，从牧马山麓的无臂铜像到永安场的斑驳手稿，这既是对一位先驱者的致敬，亦是对一段被遗忘历史的深情打捞。

傅葆琛的教育不是居高临下的启蒙，而是俯身与农民对话。在我心里，他把文字掰碎成了种子，撒进最贫瘠的土壤。在他眼中，乡村不是需要拯救的废墟，而是一张亟待书写的宣纸——启智的农民可以成为执笔人！

傅葆琛的一生，见证了20世纪初最为炽烈的理想主义光谱。他与晏阳初、陶行知、冯玉祥的交集，不仅是个人命运的碰撞，更是新旧知识分子在阵痛中寻找出路的缩影。

1939年，成都遭到日机空袭，傅葆琛举家迁回双流傅家坝，先后创办了乐育小学和乐育中学，继续实施乡村民众教育，深受家乡人民喜爱。今日重提傅葆琛，我以为绝非简单怀旧。当乡村振兴成为时代命题，他的遗产愈发显现出跨越时空的启示。他留下的《农民千字课》插图、乡村游戏设计、平民学校管理法，至今仍闪耀着“以人为本”的智慧。这，也是作者对于现代性的庄重呼应。

合上书，窗外的城市霓虹仿佛与百年前的煤油灯影重叠。那个在法国为华工写信写到手腕酸痛的青年，那个在包头黄沙中宣讲平民教育的中年人，那个退休后仍坚守扫盲课堂的白发老者，从未远去。他的铜像或许冷寂，但他种下的光，仍在大地乡村的琅琅书声中流转。

（《傅葆琛传》，李文旭 著，四川人民出版社2025年8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