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0日上午在南京凤凰出版社举办了研经考文：“十三经古注”新书出版座谈会，参会的有来自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武汉大学以及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等高校的学者。本文是浙江大学马一浮书院傅杰教授的发言，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

一

南京师范大学的古典研究具有光荣的传统，仅以经学而论，我学生时代就复印过发表在《文史》创刊号上段熙仲先生的《礼经十论》，后又买过他的《春秋公羊学讲疏》；钱玄先生的《三礼名物通释》《三礼通论》以及《三礼辞典》更是见一本买一本。我精研礼学的老师沈文倬先生告诉我钱先生的《三礼名物通释》做得清楚，“比吴检斋的好，因其年轻，还有科学头脑”——这话不是我今天来参加南京师范大学和凤凰出版社合办的会才这么说的，而是两年前《中国经学》刊出的拙文《凤笙先生论学片言》白纸黑字记录的。而凤凰出版社也就是以前的江苏古籍出版社同样具有光荣的历史，不说别的，以经学论，在早期还没有校点本的年代，江苏古籍出版社影印、由徐复等先生作序的包括《经义述闻》《经传释词》在内的高邮王氏四种，那真堪称风靡一时。如今在吴葆勤社长的敦促下，由王锷、苏芃教授主编的这套十三经古注校点本，是南京师范大学与凤凰出版社的新贡献。

段熙仲先生《春秋公羊学讲疏》手迹

经学是中国古典学术的基础，也是中国古典学术的核心。经学的主体是经书，经学通过对经书的阐释、发挥及应用在中国学术史、文化史乃至政治史、社会史上产生影响发挥作用。而汉魏晋唐的古注，即收在这套丛书中的《周易》三国魏王弼东晋韩康伯注、《尚书》旧题西汉孔安国传、《诗经》西汉毛亨传东汉郑玄笺、《周礼》《仪礼》《礼记》东汉郑玄注、《春秋经传》西晋杜预集解、《公羊传》东汉何休解诂、《穀梁传》东晋范宁集解、《论语》三国魏何晏集解、《孝经》唐李隆基注、《尔雅》东晋郭璞注以及《孟子》东汉赵岐注自有无可替代的价值。一来这些古注是影响最大、传播最广的唐宋《十三经注疏》中注的部分，唐宋人的疏以及清人的所谓新疏都是建立在这些古注的基础之上的。后来的疏当然阐发或更详尽，考释或更精确，但这十三部古注中的绝大多数仍是十三经解读与研究无可撼动的根基与起点。后人之所以能读懂十三经，这些古注起了关键作用。比如对中国政治、社会、文化影响既深且广的《周礼》《仪礼》和《礼记》，如果没有郑玄的注，后人要理解其奥义不仅非常困难，甚至没有可能。元人敖继公晚年撰《仪礼集说》，也不愧为名著，已有上海古籍出版社校点本，而其自序乃称：“此书旧有郑康成注，然其间疵多而醇少，学者不察”，于是他“辄删其不合于经者而存其不谬者”，例如《士冠礼》中“筮于庙门”，《集说》删去郑注“不于堂者，嫌蓍之灵由庙神”二句，而称“继公谓必于门者，明其求于外神也”。而晚清通儒陈澧在《东塾读书记》中毫不客气地指出，这里敖氏删去郑注，却“窃其意以为己说”，反问“然则郑注合耶不合耶，谬也不谬也？”另有敖氏以不误为误者，“如是而轻诋郑注，多见其不知量也。”至今人如钱钟书先生的《管锥编》，讨论儒家经典自以《周易正义》《毛诗正义》《左传正义》为对象，但在讨论正义时也时见讨论古注者，如论《诗经》六义，引刘勰《文心雕龙·比兴》篇，指出“刘氏不过依傍毛、郑，而强生隐显之别，以为弥缝”；论《左传》注杜预序借经文而揭示的“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汙、恶而劝善”等所谓“五例”，指出“就史书之撰作而言，‘五例’之一、二、三、四示载笔之体，而其五示载笔之用。就史学演进而言，‘五例’可征史家不徒纪事传人，又复垂戒致用；尚未能通观古今因革沿变之理，道一以贯，三阶已陟其二矣。”由此即可窥知这些古注的价值。

郑玄（127年-200年）

前面举了陈澧指控敖继东贬斥郑注却阴袭其论的恶例，这当然并不是说古注都是正确无误的，否则如《经义述闻》《经传释词》这类订讹纠谬之作都不必作了。经文所涉广大，最高水平如郑玄也不可能无误。注经书者太安分时或流于拘滞，不安分时或流于附会，所以经学史上才有众多补正类的著作。但某些著作之所以引来那么多的补那么多的正，不是因为它无价值，而正是因为它有价值。如自古及今对杜预《左传》注的补正者代不乏人，除了最典型如释庄公寤生为“寐寤而庄公已生”之类的误注，还有学者举例指控杜注袭用了量不在少的汉人陈说而未标明。从学术史的角度实事求是地给杜预的名著予以评估定位当然是有意义的工作。但即便这是事实，他哪怕是抄袭的内容对读者而言依然是宝贵的，何况杜预自己的见识自己的解经体系永远都有不可能被遮掩的光焰。清初眼高于顶的毛奇龄扬言自汉迄清，能通一经而称为儒，博通群经而称为大儒者仅七人，杜预乃是他开列的七人之一。而从某个观察角度来看古人即使是错误的学说，也可能在另外的侧面展现其价值。我以前在复旦讲授中国语言学史课，曾强调东汉刘熙认定语音与语义有必然的联系，因著《释名》要为汉语众多语词找出其命名的语音根据，这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无疑是荒唐的，所以他的这部以音训为主的著作在训诂上的价值既远逊于以义训为主的《尔雅》，也远逊于以形训为主的《说文》。但在他一系列貌似荒唐的解说中，不只保存了语音演变的蛛丝马迹，还留下了大量社会民俗的资料，更在一定程度上显现了汉人的部分思维结构与思维方式，这又是极为珍贵的。大概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章太炎先生称古说不能尽善，但“先人手泽，贻之子孙，虽朽蠹粗劣者，犹见宝贵”。十三经古注的价值亦然。

杜预《春秋经传集解》

二

无庸讳言，从古到今真能通读卷帙浩繁的《十三经注疏》者固不在少，但就学人总体而言不会太多，阅读相对简明的注，查考后人更为详尽的疏，可能是多数学者的阅读路径。是以《十三经注疏》既出，而宋元以来仍多各种“十三经古注”的刊刻。今人也不乏类似的需要，除单种影印及整理本外，十多年前齐鲁书社影印过明崇祯年间金蟠、葛鼒编订的永怀堂刻本《十三经古注》，中华书局影印过四部备要本《十三经古注》。前几年商务印书馆又推出了主要由沪上青年学人整理的《十三经汉魏丛书》（他们的《孝经注》合刊了旧题孔安国传《古文孝经》、旧题郑玄注《孝经》及李隆基注《孝经》，所以这最后一种唐注在从书名中被忽略不计了）。

古籍标校尤其是经书注疏的整理常遇到的问题很广，不易毕其功于一役，所以《十三经注疏》已有北京大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及中华书局三部整理本，仍有学者继续在做。上海古籍出版社的《礼记正义》由对《礼记》做过译注、著有《礼记讲读》《研究四题》的吕友仁先生校点，而他八十岁那年出版的上下册论文集《经学识小录》中有一篇《校点本〈礼记正义〉诸多失误的自我批评》，占了全书七分之一——整整一百页。这一来可知一位实事求是的学者至老犹能自劾其失，在问学路上的永不停滞；二来他的论文集是上海古籍出版社印行的，用这样的长文来纠正本社出版物的疏误，也可见出版社勇于对读者对学术负责的气度，就如中华书局出版的程俊英、蒋见元先生合著的《诗经注析》广受欢迎，但中华书局主办的名刊《文史》曾用三期连载中华书局编审王文锦先生数万字的札记，指谬纠讹多处；三来可知古籍尤其是经书的整理是繁难而复杂的，同一种整理本固然值得做精益求精的修订，重要的典籍也正不妨有不止一种整理本同时并行，以便读者比较参照，日益求善求真。所以王锷、苏芃教授主编的这套《十三经古注》虽然不是第一部整理本，却仍值得我们欢迎。

凤凰出版社社长吴葆勤先生与丛书主编王锷先生

王锷教授是我的同辈中最杰出的礼学名家，除《三礼研究论著提要》《礼记成书考》《礼记版本研究》《礼记郑注汇校》等专著，还主持了多卷本《礼记注疏长编》，又与方向东教授一同校点了秦蕙田的巨著《五礼通考》。六年前我刚从复旦调到浙大马一浮书院，策划了一个经学面面观系列讲座，尽可能请我认为是最顶尖的名家来讲跟经学相关的问题，每人五讲，请北京大学陈苏镇教授讲政治与经学，请台湾大学叶国良教授讲民俗与经学，请山东大学杜泽逊教授讲目录版本与经学，请当时还在上海交通大学如今是我浙大马一浮书院同事的虞万里教授讲石刻与经学，请今天在座的复旦大学汪少华教授讲名物与经学、南京大学徐兴无教授讲谶纬与经学，等等。而讲礼制与经学就是请的王锷教授。而他又有多年古籍整理与教学的经验，今由他和精研春秋经传文献的苏芃教授联合主持这套《十三经古注》的整理本，当然令人期待。

三

王锷教授的总序对丛书的缘起做了明晰的交代。他又为丛书亲定了各书整理者可以共同遵循的凡例，这些凡例为丛书提供了可循的标尺。他既是经学名家，也是教学名师，参加整理的学者中多位都曾受教于他；而他也显然也希望这套书能让读者更多地受益受教，因此凡例规定：选取本经研究代表作若干，著录作者、书名、卷数和版本，方便读者按图索骥。从读者的角度说，这是很值得欢迎的。例如我猜还未出版的《左传》杜注最出色当行的整理者应该就是丛书主编之一的苏芃教授，刘文淇等的名著《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在前年底和去年初几乎同时出版了两种整理本，我就很期待看他会向读者推荐哪个版本，就如我看杨新勋先生在《论语集解》后附的书目中《论语义疏》列入了北京大学出版社《儒藏》中的整理本，而未列中华书局版的整理本，我想应该有他的道理。而从整理者的角度说，这恐怕是吃力而不讨好的事。自古及今相关经籍研究著作夥颐，整理者怎样既能立足于自己的研究，又顾及不同层次的读者的需要来开列相关代表作，着实不是容易的事。例如杨先生的十七种《论语》书目中《论语注疏》有影印与校点本四种，但《四书章句集注》则仅一种，即中华书局1983年版收入《新编诸子集成》中的校点本。《新编诸子集成》固是高水准的丛书，但这个最早出的校点本颇有疏误，后来岳麓书社、齐鲁书社、上海古籍出版社以及凤凰出版社诸整理本都有所改进，中华书局后来的印本也有订正，所以这个1983年本应该不算一个最合适的推荐本。又比如《论语》文献集成，台湾出过严灵峰先生编的收书143种的《无求备斋论语集成》，近年大陆也印了不止一种收书在两百余种的类似著作。但这个书目只列入了巴蜀书社影印的《论语文献集成·明代编》。曲阜师范大学编的《论语文献集成》确实是同类著作中收罗最广、部头最大的，明代即收了一百五十余种。但该书目前只出了明代编。而就《论语》研究史上的重要性言，明代恐怕上逊于宋，下逊于清，如今书目只列明代一编，就显得有些突兀。杨先生的《论语》书目主要列的是注译及专书辞典，故其他研究专著与论文集都摒弃了。谢秉洪先生的《孟子》书目略有不同，除了注译本外，还列入了董洪利先生的《孟子研究》以及董先生和方麟先生一起选编的《孟子二十讲》，还有王其俊先生的《亚圣智慧——孟子新论》，但类似黄俊杰先生在台湾、大陆都曾印行的《孟子》、在大陆印行的《中国孟学诠释史论》、在台湾印行的三卷《孟学思想史论》都不见载，其间取舍可能会引来读者见仁见智的意见。又如《孟子正义》列入的是沈文倬师的校点本，曾有读者对其中的某些地方有所指正，不知道后来收在《儒藏》中的校点本是不是可能后出转精。杨逢彬先生的《孟子新注新译》列入的是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新版，而2023年同社出的第二版增订篇幅超过百分之五十，旧版有考证108则，新版则增加到了210则。瞿林江先生正在主持《尔雅注疏汇校》工作，他当然是校点《尔雅注》最合适的人选，但盖以深造有得，他的书目跟杨先生、谢先生呈现的风格颇不一样，上来就一口气列出了七种收在《玉函山房辑佚书》中的汉魏晋古注，其后开列的《尔雅》古代研究著作超过了《论语》《孟子》两种书目的总和。而今人的著作，既未见周祖谟先生的《尔雅校笺》，也未见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贵州人民出版社管锡华、胡奇光与方环海、丁忱这四位大陆古汉语教授的三种译注本，而独列台湾商务印书馆庄雅州、黄静吟先生的《尔雅今注今译》，我想作为专家他肯定自有考虑，但从大陆读者按图索骥的角度说怕不太方便。这样的书目很难做得周到，从丛书的角度讲也很难做得整齐，所以我的建议是在这套十三经古注整理本中似乎不必有这个附录，倒是可以也值得在丛书出齐之后由诸位合编一本较各书序言更详细又配有进一步阅读书目的导读手册。

傅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