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北京日报客户端

东北日报新闻台建立于1945年11月7日到1946年6月。新华社东北总分社建立后我成为该社的电务科长。它存在的短短半年多时间，正是东北解放战争初期，我们处于十分艰苦的战斗环境中。它在保证东北日报与延安新华社及各根据地的新闻通讯方面起过“空中桥梁”的历史作用，值得回忆。

1945年冬，日本投降不久，苏联红军占领着沈阳等大城市，我东北抗日民主联军就地接管东北，国民党依靠美国支援，从大后方空运部队前来全力与我争夺，东北内战开始。为了阐明我党主张，教育组织人民，揭露打击敌人，东北日报于1945年11月1日在沈阳出版。因为照顾苏联当时与国民党的外交关系，报社处于秘密状态。当时延安新华社派来东北的总分社尚未到达，报社没有新华社的电讯来源。为了增强东北日报对敌斗争的战斗力，在当时情况下必须迅速创办报社自己的新闻台。

东北日报社的新闻台经历了东北战争初期“敌进我退”的艰苦岁月，搬过五次家，1945年11月9日到1945年11月12日在沈阳；1946年2月2日前在宫原；1946年2月7日前在抚顺；同年4月22日前在海龙：同年5月23日前在长春：此后一直在哈尔滨，直到东北全境解放。它是在敌强我弱的不利条件下不断克服困难，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逐步发展壮大起来的。到移交给新华社东北总分社时，它已具有收报、发报、译电的能力，并装备了简单的机器和必要的测试维修手段。另外还建立了机务、报务技术人员的培训基地，已是一个初具规模的新闻台了。

通过它的历史发展过程，我们也可以从中体会到：我党整风和第七次代表大会之后，由于中央的决策英明，全党政治思想高度一致，革命战斗意志旺盛和高度发扬了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作风，所以能上下一心，军民一体，进展顺利。遇到的许多困难较易克服，三年就解放了全东北。事情已经过去了41年，但往事历历在目，令人怀念不已。现把建台的经过情况，凭记忆叙述于下。

在日寇投降后的1945年8月26日，我们华中干部一大队三个中队200多名干部，奉命由大队长叶长庚、政治队长温玉成、副队长范式人、副大队长聂弘钧、汪金祥，三中队长林一心、谭友林等同志带领下从延安出发，于同年11月7日迅速到达沈阳，由东北局陆续分配工作。9日上午，东北局组织部长林枫同志找我和姚文谈话，分配我们到东北日报社工作。当我们刚到东北日报社大门时，社长李常青同志已经下阶来接我们了。他态度和蔼，平易近人，稍作询问，就派我去电台当台长，姚文到译电组当组长，还介绍认识了副社长廖井丹、总编辑李荒、秘书主任董辰等同志。

译电组就在报社楼上，属编辑部领导，李荒同志送姚文上楼时，我随同前去，那里已有孙风云、鄂奎斌、曾广明、李超仁等同志。我出了报社到三经路小学二楼找到了电台，这个电台是不久前由东北民主联军总参三处（通信处）派到这里的，当时叫八分队，有刘巨欣、杜英、赵景琪、王新宇四位同志已在那里工作。刘是临时负责人，他们四人都是不久前从晋绥边区，在林枫、吕正操等同志带领的挺进东北先遣队来东北后由东北民主联军总参三处派到东北日报社来工作的，来时携带有三灯回授式直流收报机、手摇发电机各一台，蓄电池四瓶，设备简单实用，适应战争环境。因此，虽然城市干扰大，但在他们的积极负责的艰苦奋斗精神鼓舞下，克服了重大困难，抄收了延安新华总社电讯，保证了东北局首长参阅和供应报纸电讯资料。看到这一切，使我十分高兴。下午我找常青同志研究，根据电台是吸收新闻的性质，就定名为东北日报新闻台。

东北日报社的社长和总编们非常关心电台的建设，在当时物质条件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让出最高的房子给电台架设天线，充分供应值班用的取暖煤炭、棉大衣、棉袄裤，还发夜餐，派了管理员，发了枪。当收到新华总社电讯时高兴极了，次日马上发表。

为了保证新闻台的正式通报、收报工作，东北民主联军总参三处及时调来了刚从延安到沈阳的刘杰、张训义（现名张磊）、田禾（田淑冥）三同志。这样，从1945年11月12日起电台日夜抄收延安新华总社电讯稿，大大充实了东北日报的新闻内容。同时筹划建立通报台，增强战斗力。

为了进一步做到和延安直接通报，需要利用沈阳电信管理局所属的无线电台。为此，东北局宣传部决定由我去兼任该局军代表，和局长孟贵民同志配合。从11月15日起，由刘杰负责使用无线电台大功率的现代化装备和延安通报，音量大、质量好，同志们十分高兴。可是，无线电台的天线设在旧城的小南边门外，我们的通讯线路第二天就被黑枪打断。天明修复，晚上又打断。一连三天，急得我自己带了两班战士进驻故宫电信分局，每夜两次去城郊荒野沿线巡逻。

11月22日下午四点，也就是我们进驻沈阳电信管理局一个星期，报社紧急通知全体人员回社。社长李常青传达了东北局撤往本溪的决定，分配我们电台和行政部门合用两辆大卡车装运器材物资，马上撤往本溪。当时刘杰等同志还在电报局和延安通报，由赵景琪同志急去找回。晚上8点，过营盘丘陵地带，天寒地冻，风雨交加，坡陡路滑，车子开不上去，大家下车推推拉拉，弄到十点方才过岭。次晨到达离本溪十华里的宫原。电台进驻伪满日本官员宿舍院内，通报台驻在另一幢楼房中。

在沈阳短短半个月的新战斗环境中，使我看到和过去不知道也想不到的许多事，印象深刻。如我们在报社内部，与各个根据地来的同志，为了一个目标，火热一团、分外亲热，凝聚力无比坚强，而在社会上，伪满洲的警、特、匪、霸横行，电报局职工中正统观念根深蒂固，对时局惶惑不安，不敢接近我们。有一天深夜，我到地下室锅炉房里和值班技术员交谈。 他对我的衣着看了好久，相信我是老八路，才用信任的口吻对我说，现在社会上十分紊乱，有所谓“老八路新八路”、“真八路假八路”、“明八路黑八路”，后三种都是冒八路之名做坏事，弄得人心惶惶。现在天冷城里没有煤烧，工厂不开工，工人失业，成群的人在抢敌伪仓库的粮食、衣服，也在抢物资、武器。

他建议我们赶快运进煤炭，工厂开工，整顿治安。这番话确实反映了广大人民的迫切要求。另外，在我们进入东北后新扩大的队伍中，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严重问题，如我们进驻故宫电信分局时，司令部半夜通知说，驻在城里的二旅头头准备拉出队伍叛逃，今晚准备解决，要我们抓俘虏，缴收枪支。下半夜，果然溃兵四处逃跑，我们两个班缴回了人、枪各五十多。再就是在报社新译电员中也发生过两青年擦枪走火，误伤同志致死的事件。还有在我们撤出沈阳时，一女青年借回家取衣服之际，就再也不回来了。最想不通的是多少年来一直使我们向往崇敬的苏联红军，总的来讲在沈阳期间，的确对我们大力支持，红军指战员见到我们也很友好。但是，他们有少数军人军纪之坏出乎意料，使我们政治上十分被动。另外，我们在电信管理局利用大功率发电机通报，他们碍于和国民党的外交关系，不让我们使用，还几次要日本技术员关闭我们的机器。当然，最可惜的还是在毫无精神准备的情况下仓促撤出沈阳，把日寇留下的物资留给了敌人。我们的通讯器材和技术人员一点没有带出，实在可惜。

到了宫原没有现成的电台可用，我们只好又靠“小三管”收报机收报，几天后才从总参三处拨来一台日本军用50W发报机和两部日本直流收讯机，从电信局弄来了三四个蓄电池，自配自充自用。还从广播台取来了几十个真空管备用。这样我们又建立了自己的发报台和延安开始了通报。在这时期，总参三处调来了杜坤业、王志勇、裴杰、张烈等同志，人力物力都有改善。根据当时工作发展情况，电台分为通报和收讯两组。通报部分由刘杰负责，张训一、田禾参加。收讯部分由刘巨欣负责，杜英、赵景琪、王新宇参加。

本溪宫原和沈阳一样是工矿停工，工人失业，人民生活十分困苦。王福是牛心台煤矿工人的儿子，才十二岁，很矮小，穿着破单衣流浪街头，饿着肚子，冻红了脸，向管理员老李要求参军。我们收了他，当了小勤务员。

1945年末，蒋军从苏军手中接管了沈阳。我们于1946年1 月2日随东北日报社从宫原转移到抚顺，2月7日晚，又转移到远离沈阳的山城海龙。这段时间，国共双方进行了和平谈判，但战争并没有停息。我们则搜集器材，准备必要时上山打游击，1月12日深夜，收到延安新华电讯稿，标题是“毛主席下令作战”，但内容是从1月13日凌晨起东北停战。标题和内容不仅截然相反，而且与当时形势也不符，明显是把“停”误译为“作”。从“作”与“停”两字的电码看，“作”为“0155”，“停”为“0255”，容易译错。但是错在要害处，不无怀疑。李常青同志深夜打电话来查问，经查明是曾广明译电。常青同志对我做了严格规定，即以后任何电稿都要我先看过才送编辑部。曾广明在受到批评后几天，乘火车由抚顺逃往沈阳。事后据揭发，曾广明在沈阳加入了国民党，平时偷听敌台，散布反动言论。到抚顺后行踪诡异，几次找过"舅舅"，受到批评后对人讲："过三年后再看高低” 。

在海龙这个小县城里，我们安定了两个月的时间。抓住这段时间我们整顿内部，以便迎接新形势，进一步开展工作，报社所属单位成立总支，由李常青同志兼总支部书记。二月初，新华总社由副社长吴文焘带领纪坚博、穆青、王辑、甘正、赵熙天等同志到达海龙，和东北日报社住在一起，筹建东北新华总分社，其中甘正、赵熙天同志派来电台，东北局组织部又调来了林超同志，电台的人力充实了。领导做了分工，由林超同志负责机务，甘正负责报务，立即由他们带领十几名新同志王方、王敏、裴杰、康英、薛伟等到通化后方基地进行报务和机务训练。张淑菊到译电组译密电，还在当地招聘了岩碣、左毓芳到译电组工作。总参三处对电台补充了机电设备，这样电台的人力物力比以前充实多了。

1946年4月18日，我军解放长春，电台随报社准备迁移。当天，派发报组刘杰等同志去长春做好和延安通报的准备工作。刘到长春后，接收了美制AR-88收报机，替下了"小三管"，完成了和延安的衔接任务。我们电台就和东北日报社一起于22日出发，经过吉林，于23日到达长春。在这几天的行动中，东北、延安之间电讯没有中断。25日，东北日报的全部人员到达长春。

到长春的第二天，我奉东北局宣传部之命，任军代表接管长春广播电台，把它改名为长春新华广播电台。原台长刘多三和绝大多数职工留用，维持工作。新闻台即利用广播台设施与延安通报。几天以后，因广播台要恢复广播，电台发报转到原日军海军司令部重新建台。工作对象是延安新华通讯总社、西满分社、南满分社、东满分社。

五月中旬，东北局宣传部决定把报社新闻台移交给新成立的新华社东北总分社，任命吴文焘为总分社社长，杨庚为副社长，纪坚博为总编辑。我为电务科长，林超为副科长，甘正为机务主任。但是，新华社东北总分社独立设社活动的准备工作尚未就绪，大家还都在东北日报社内一起工作和活动。为了参加总分社的筹建活动，我回到了新闻台，长春新华广播电台军代表的工作改由林超同志担任，甘正同志仍留通化主持人员训练。

5月23日晚11点，东北日报社和新华社东北总分社奉命主动撤出长春。此时，电台正与延安总社通报，当接到紧急通知必须在24点以前到火车站集中的命令时，刘杰、田禾、张训一在战况紧、时间短的情况下，在枪声不断、一片混乱中，冒着生命危险在市内把电台的全部机器安全准时地运到了火车站，受到了新华总分社吴文焘同志的表扬。

这次列车原定凌晨两点开车，后因故拖到四点多才开车。下午4点，火车过了松花江桥北几里的陶赖昭车站后遭到美机袭击，两架美机轮流用机关枪低飞扫射机头，机车躲避不及，两个机头的水箱被打穿，司机师傅四人全部牺牲，所幸干部、职工及时分散卧倒或躲到车轮底下，没有伤亡。第二天清晨，我骑自行车去陶赖昭站打电话到哈尔滨车站，向交通总指挥郭洪涛同志报告情况。他马上派来了双车头，把我们飞快拖到哈尔滨。我们后面最后一列车过松花江桥的是东北大学，也和我们一样遭到了美军袭击。他们死伤了数十人。在我们全部撤过了松花江后，主动炸断了松花江桥。东北战局暂时形成了敌我两军隔江对峙的局面。新华社东北总分社到哈尔滨后，正式与东北日报社分开，单独进行活动，东北日报新闻台完成了历史使命。

周叔康

写于1987年6月

来源：北京日报客户端

作者: 周叔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