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望家园】

　　作者：霍巍（四川大学杰出教授）

万里长江的上游，坐落着巴山蜀水所在的“天府之国”。这里的古代文明被称为“巴蜀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瞻仰三苏祠的千年文气，穿越古蜀道的苍翠悠远，凝望三星堆的惊世光华，领略都江堰的东方智慧……一幅精彩纷呈的巴蜀文明长卷徐徐铺展。

　具有世界意义的三星堆

　　1986年，三星堆两个青铜时代的祭祀坑惊天出世。2019年以来，又有六个性质相同的祭祀坑相继被发现，引起社会大众与国际社会高度关注。

　　为什么三星堆遗址考古成果在世界上能叫得响？因为三星堆向世界展示出她独特的创造性。那些高大的青铜神树、人物众多的青铜神坛（祭坛）、造型各异的青铜神像，以及成群的青铜人头像、青铜神面具、黄金制作的面具和权杖等器物，不仅改写了中国青铜时代的知识图谱，也向世界展现了中国古代先民极其浪漫、极富想象力的艺术创造力，还在神灵、祭祀和偶像崇拜等方面提供了和世界古代文明进行比较的案例。

　　但是，三星堆又绝不是一座“文化孤岛”。虽然迄今为止在三星堆遗址的考古发掘中，尚没有发现过中原青铜礼器系统中最具代表性的鼎，但同样可以作为礼器使用的尊和罍的发现，证明三星堆青铜器可能接受了来自中原青铜礼制的影响。头顶青铜尊的跪坐人像，也说明尊在三星堆文化中具有重要的礼仪性质，这和中原青铜礼制具有共性。同样，三星堆出土的玉璋、玉璧、玉琮等玉器在中原文化中也是作为礼器使用，表明三星堆出土的玉器和青铜尊、罍一样，也都是祭祀性质的“礼玉”，和中原文化礼制系统有着密切关系。

　　三星堆是20世纪以来世界最伟大的考古发现之一，它既是古蜀先民的辉煌创造，也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生动例证，更是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的独特桥梁。

　体现东方智慧的都江堰

　　在人类文明史上，大江大河往往是孕育文明的摇篮，但不时泛滥成灾的水患也是人类社会的威胁之一。从“诺亚方舟”到“大禹治水”，人类与洪水的抗争，在世界古代文明的历史记忆中，都曾以神话或传说的方式留下印记。纵观人类治理水患的历史，古埃及人在尼罗河上、美索不达米亚人在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上，都曾经建筑过高大的堤坝，试图以人力掌控河流流量，从而控制水患。中国四川的都江堰，其治水理念和科学实践，则是因地制宜、顺势而为，充分体现出古蜀先民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智慧。

　　古蜀先民有着悠久的治水历史，最伟大的治水英雄大禹就传说生于岷山石纽。晋人常璩《华阳国志·蜀志》记载：“后有王杜宇，教民务农，一号杜主……会有水灾，其相开明决玉垒山以除水害。”这种“决山治水”的方式，就是都江堰的“原型”，其最大特点是选择在岷江从山区转入平原这个关键性的位置上，人工修建“鱼嘴”于江心，将岷江分为内江和外江，然后又通过人工开凿宝瓶口形成的“离堆”，让内江通过宝瓶口的调控再进入成都平原。为了保证宝瓶口既不入水过量，又不被泥沙所淤，在宝瓶口一侧设置“飞沙堰”以泄洪排沙，从而形成鱼嘴、离堆、飞沙堰三大既相互支撑，又可灵活调控的水利工程，使得成都平原几千年来“水旱从人，不知饥馑”。

　　世界上无数古老的水利工程都已湮灭在历史的尘埃中，唯有都江堰还沿用至今，创造了世界水利工程史上的无数奇迹：她是年代最为古老的，也是今天灌溉面积最大、受益人口最多的古代水利工程；从科学性上看，她维修工程量最小、投资最低、设计最为合理、对人类的干扰破坏最小，但其综合经济效益却最高，为世界提供了宝贵的东方智慧和经验。

　见证交流融合的古蜀道

　　古代巴蜀群山环绕，与外界的交流殊为不易，所以才有古代诗人“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的感叹。然而事实上，早在远古时代，巴蜀就与外界存在交流。皮洛遗址出土了距今15万年前旧石器时代的手斧，就是东西方旧石器时代文化技术体系相互交流的见证。距今4500年前，西北马家窑彩陶文化不断南下，进入川西北高原及岷江流域，留下了先民们交往、交流、交融的足迹。距今3200年前，三星堆遗址出土的海贝、朱砂、象牙、黄金等物品，并非完全产自当地，其中也有远程交换、贸易带来的“舶来品”。公元前316年，秦灭巴蜀之后，秦以巴蜀地区作为战略根据地，顺长江而下，灭亡强楚，最终横扫六国，完成统一大业。巴蜀地区是中国西南最早融入中原文明体系的区域。从中原至巴蜀的多条交通干线，被统称为“蜀道”，可以说蜀道萌芽于先秦，形成于秦汉，影响到后世。

　　蜀道是古蜀先民积极对外拓展、不懈探索寻求走出盆地的结果。古史传说中“五丁开道”“金牛入蜀”的神话，曲折地反映出古蜀先民们披艰历险、奋斗牺牲，努力开通与中原交通路线的历程。古蜀先民们不仅凿通了与周边陕甘地区、江汉地区、滇黔地区的交流通道，还努力开拓通向南亚、中亚一带的国际通道。司马迁《史记·大宛列传》中记载汉武帝遣张骞通西域时，在中亚的“大夏”（巴克特里亚）看到了蜀的“贾人”经由邛、滇、缅、身毒（印度）辗转贩运到那里的“蜀布”和“邛竹杖”等土特产品，就是一个生动的例证。

　　蜀道更是秦汉统一多民族国家对边疆地区进行有效管控和治理的体现。秦汉以来，中原的移民不断通过蜀道进入巴蜀。中央政府在巴蜀设立郡县，文翁等官吏在蜀地办学，推广中原文化，教化巴蜀子弟，盐、铁专卖政策和铁农具也在巴蜀地区逐渐流行。这些都加速了巴蜀地区融入中原文化的进程。

　　四川省广元市剑阁县的翠云廊，是古代关中平原通往四川盆地古蜀道的重要路段，有迄今保存最完好的古代人工栽植于驿道上的古柏群。这些沿着古驿道茂木繁盛的参天古柏，伴随着古蜀道历经风雨，似乎也在以历史见证者的身份，无言地述说着古蜀道上的岁月沧桑。

　凝聚人文精粹的三苏祠

　　巴蜀大地山清水秀，人杰地灵。从汉代的司马相如和扬雄，到唐代的李白和杜甫，再到一门三杰的“三苏”，从他们留下来的诗词文章当中，我们可以深刻地感受到巴蜀文脉的源远流长和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一座三苏祠，凝聚着人文精粹，赋予我们坚定文化自信的强大力量。

　　三苏祠位于四川眉山，是纪念宋代文学家苏洵、苏轼、苏辙的祠堂，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三苏祠的价值，不仅在于纪念三位文学巨匠，更在于它承载了中国文人的精神传统、家族文化的传承力量，以及巴蜀文脉的延续。苏洵、苏轼、苏辙父子三人均被列入“唐宋八大家”，苏轼更是中国文学史上的全能大家，其诗词、散文、书法、绘画等影响深远。三苏父子同列文坛巅峰，“一门三杰”，是家族教育、文化传承的典范。在巴蜀的文学巨匠当中，苏轼的人格魅力从来为世人所称道。他的旷达人生、为民情怀、逆境中的乐观精神，都跨越时代，感染后人。三苏父子为官清正廉洁、关心民间疾苦、坚持理想信念，也充分体现了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士大夫精神。

　　综上所述，巴蜀文化虽然是长江上游的地域文化，但其丰富的内涵、独特的价值却在中华文明史上闪耀着璀璨的光辉，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生动缩影。

　　《光明日报》（2025年12月21日 1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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