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怎么办？考不上好高中怎么办？大学不是“双一流”怎么办？毕业了找不到工作怎么办？结婚生子压力大怎么办？……

上面这些问题，恐怕是每一个家长日担忧夜担忧的焦虑。于是，我们看到了小小年纪就要在各个辅导班间穿梭的小朋友，看到了每天十一二点还在写作业的小学生，看到了扶着眼镜茫然四顾的年轻人……每个人都拼了命地“卷”，被裹挟在洪流中不得不往前走，却又不知道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

但如果我们把目光转向自然界，就会发现答案其实很简单，所谓“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并不是我们日常解读的“强者生存”，每一个生物都在不断地进化中找到自己的生存之道，并且将自身优势发挥到极致。回到社会层面，每个孩子、每个人都有闪光点，不能用单一的标准去衡量，“只做唯一，不做第一”，每个人都能找到自由生长、自在生活的途径。

为了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观学院直播厅－思想者说】第17期，邀请经济学家姚洋和华大集团首席执行官尹烨做客演播厅，从自然演化入手，深入讨论社会、企业和个人都熟悉的内卷和共富话题，分享他们对于经济发展、社会分工和财富收入分配的思考。

本文为对话实录下篇，

【整理/观察者网 唐晓甫】

姚洋：我们刚才一直在讨论生物界、整个自然界，其实这个话题对我们人类的生存、对整个社会的生存，都有很大的启发意义。我们普通人在学生物学、理解达尔文的时候，往往太片面了。达尔文讲的并不是人们常理解的那种你死我活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逻辑，而是生物在“适应环境”。但我们通常理解的“适者生存”，好像变成了“我把你干掉了，我就活下来了”，等同于“强者生存”，其实不是他的本意。

达尔文先生的《进化论》影响深远

尹烨：对，他的意思恰恰相反。就是说环境变了，每一个个体就会用不同方式去适应同一个环境，这是一个“同题共答”的过程。题目是一样的，但解法可以多种多样，一定是一个各美其美的过程，而不是你死我活的过程。所以如果把基因和环境的关系理解成基因之间的你死我活，那就是彻底理解错了。

姚洋：我们刚才讨论了很多生物学的问题，非常有意思。下面我们来讨论人类的问题，特别是中国的问题。我的一个基本理解是，中国人有一种非常强的“贤能主义”传统。英文里叫 “meritocracy”，在一般社会学语境中常被翻译成“优绩主义”，在政治领域里则更多翻译成“政治贤能主义”。

中国文化里这种贤能主义的元素非常强。那它是怎么形成的？其实很难说清楚。我觉得恐怕要追溯到西周开始构建统一国家的时候。你建立了一个统一国家，就需要官员来治理，这就涉及官员如何选拔的问题。

到了战国时代，这个问题就变得更加重要了。特别是商鞅在秦国搞变法，鼓励军功、鼓励耕种。你能打胜仗，就奖励你；你耕种得好，就奖励你土地。这其实就是一种很早期的贤能主义。在政治上也是一样，你干得好，就可以当县令；干得再好，就被进一步提拔，到中央去当大夫。这一套到西汉时期逐渐完善起来。

当时下级官员有一个责任，就是到乡村里去发现有才能的年轻人，然后向上级推荐，这就是所谓的“荐举制”。但荐举制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演变成裙带关系：我推荐你，你再推荐他，慢慢就形成了门阀政治。

魏武帝曹操就是通过举孝廉走上仕途

尹烨：这个到今天其实都还存在，有不少问题。

姚洋：对，很多地方都是这样。到了东汉，这套制度就显得比较落后了。怎么办呢？隋朝的时候，隋文帝干脆发明了科举考试。到了唐朝，科举逐渐正规化，尤其是武则天时期。她要打击关陇贵族、关东贵族，因为这些贵族都不认可她这个女性掌权。

怎么办？那就不要贵族了，用考试。凭考试成绩当官，于是一大批平民子弟就上来了，而且自然是支持她的。考试内容也发生了变化，从原来考经学、四书五经，变成了考诗赋、文章。这就改变了选拔方式。

到了宋代，考试制度变得极其规范。卷面看不到考生姓名，还要誊抄一遍，连笔迹都无法分辨，做到高度公平。到了明朝，朱元璋因为“南北榜”事件更是强化了这个制度。他发现第一次科举几乎全是南方人中进士，不满意，让考官重阅，结果官员还是认为没有错。于是朱元璋一怒之下杀了考官，重考一遍殿试。然后从明朝开始，科举名额就按地域分配了，这其实就是今天高考名额按地域分配的历史源头之一。

尹烨：从明朝开始，各个省就都有自己的名额了。

姚洋：对，清朝就更严格了。这样一整套制度形成了我们如今所说的政治贤能主义，通过考试来选拔官员。到了今天，中国的政治选拔中依然有很强的贤能主义成分，比如地方经济干得好，就容易被提拔。我们做过实证研究，确实能看到这种证据。

而在社会层面，由于这种官僚政治建立得很早，也影响了普通老百姓，于是社会层面也接受了这种贤能主义，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精英主义。精英主义的逻辑就是：你书读得好，就应该当官，“学而优则仕”；你有本事、多干活，获得更多财富也是理所当然的。这在中国文化里几乎是毋庸置疑的。

有一个很典型的例子能说明中国人的精英主义倾向，就是旧金山。旧金山是个很激进的城市，美国也面临和中国类似的“内卷”现象。以前上好高中要考试，竞争非常激烈，结果这些好高中里中国学生特别多。当然也有一些韩国人，少量印度人，但主要是中国人。后来旧金山市议会决定取消考试，改为就近分配名额。别的族裔都同意，只有中国人不同意。中国人就问：凭什么？

尹烨：这不跟北京很像吗？划学区，海淀就不干。

姚洋：对，他们说我们的孩子能上，是因为我们勤劳、学习更用功，所以理应我们上。你看，起诉哈佛“平权行动”的也是华人。因为考试成绩明明更高，为什么反而被刷下来？我常想，这大概就是中国人血液里流淌着的精英主义。

本来精英主义是好事情，多劳多得、能者多得，干得好就该升迁。但问题在于，精英主义一旦走到极端，就会走向反面。当竞争变成单向的、无限加码的竞争，就会演变成普遍的焦虑。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有没有可能从生物竞争中得到一些启示？社会当然需要竞争，但有没有一种更偏向共生的竞争方式？

尹烨：是的，很受教。你刚才讲科举那一段，非常经典。其实我常从另一个角度想这个问题。比如现在在加州，已经出现了通过试管婴儿进行胚胎筛选，说是可以筛智商。广告里直接写：筛完之后智商能提高15点。

姚洋：这个合法吗？基因编辑不是不合法的吗？

尹烨：胚胎基因编辑是不合法的，但他们没有编辑，只是筛选。你的胚胎本来就有高有低，他只是把随机性在这一刻“锁定”了，相当于提前确定。再往下一步才是编辑，而那一步现在是违法的。但筛选这一步，目前要么不违法，要么法律根本没跟上。

我去过肯尼亚，到过塞伦盖蒂、马赛马拉，跟当地人交流。那些人非常厉害，知道哪里有狮子，能判断下一步动物会怎么走。如果今天定义智商的标准是“谁能在马赛马拉独立生存”，那我们这些人恐怕两天都活不下来，不是掉进沼泽，就是被狮子、花豹叼走。

所以问题在于，我们是用文明社会的标准，“数理化、文史哲”来定义智商的。谁制定标准，谁就占优势。前提是你得在一个公平环境里，大家接受同样的教育，而且不能只看智育，美育、体育都要考虑。这其实对应了中国现在一个很大的问题：当技术主义发展到极端，上一代会因为担心下一代幸不幸福，反过来影响自己的幸福感，影响到上两代幸不幸福了。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单一化的标准就会把竞争推向内卷。这个世界就像一个动物园，里面有大象、有长颈鹿、有松鼠，还有鱼。结果你说今天我们就比“上树”，那这个班里除了猴子厉害，其他人基本都不行。

我们现在这种单极化的筛选机制，必然只能筛选出单极化的绩优主义人才，我们的评判标准实在是太单一了。如果对应到生命演化上，有一个物种叫爱尔兰麋鹿，也就是我们说的巨角鹿，它的鹿角展开能到4米。你想一想，那鹿才多大？结果这么大一对角，这个物种后来灭绝了。我们叫它进入了一个“演化的死胡同”。

鹿这个动物，不管角长多大，每一年都会掉角、重长。牛、羊、长颈鹿、犀牛都不是这样，只有鹿是每年都重长，所以鹿的再生能力在哺乳动物里是最强的。

雄鹿长角是为了打架，打赢了就能获得交配权，把基因传下去。如果角只有一米左右，那还好，大家拼的是谁长得快、谁更结实、谁更有力量。但当角长到4米的时候，问题就来了。鹿吃进去的所有营养，可能都得优先供给鹿角。这就相当于走到了一个极端，下不来了。

再加上在森林里，如果角太大，会被卡住，被豺狼虎豹，甚至当时的原始人轻松捕杀。由于竞争只剩下‘比谁的鹿角大’这一条单一标准，鹿最后把自己给“玩死”了，这个物种就消失了。

姚洋：这个太有意思了。你刚才提到智商这个事，的的确确，我们现在从幼儿园开始，一直卷到高考，甚至大学，本质上都在卷同一件事——智商。以前我也没意识到这个问题，总觉得智商高，其他能力大概也都会高。

后来我读过一本书，专门讲智商测验的历史。里面提到这个体系最早起源于法国，后来在美国有一段时间，特别是在上世纪二三十年间，将其和优生学结合在一起，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后果，搞到家破人亡，后来人们才发现这是不对的。智商只是人的能力的一部分，当然重要，但绝对不是全部。

你看北大的学生，肯定是高智商的。有人跟我说，北大学生的平均智商大概在130。从智商的正态分布来看，不到130，基本也考不上北大。招生比例就那么一点，我算过大概是万分之八，所以你必须得达到这个水平。

但问题是，你再看看我们的企业家，很多并不是名校毕业的。结果家长辛辛苦苦卷分数，把孩子送进北大、清华，等他毕业了，发现回头要给一个普通学校毕业的人打工。所以某种意义上，我们这个社会确实是走进了一条“迷路的死胡同”。

尹烨：我也有同样的感觉。现在的教育，真的有点这个意思。如果再不改，我觉得后果会非常严重。你看现在每年出生的孩子数量，肯定已经低于900万了。14亿人口的总量，出生率已经不到7‰了，这基本是世界最低水平了。

我们这一行有一句话：生命科学的本质，其实是人口学。人口结构是正金字塔、倒金字塔，还是楔形结构？疾病谱、预期寿命、健康预期寿命，这些全都绑在一起。

有一个很重要的信号：当出生率大幅下降的时候，一定存在一两个严重的“卡点”，在阻碍整个社会的高质量发展。而教育，恰恰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它不只是经济成本的问题，更是幸福感的问题——大家因为教育而不快乐。

姚洋：对，这也是我作为经济学家一直有的一个疑问。我们经济学家老爱说不生孩子是因为房价太高，我总觉得不完全对。房价高当然影响买房，但你可以租房；大城市待不了，也可以去中小城市。但生育率下降是普遍性的，我自己的感受是，它和教育关系非常大。我每年都会和学生吃饭，发现他们饭桌上讨论的几乎只有一件事：孩子的教育。很少有人抱怨房价，大家都是被孩子教育问题搞得头大。

尹烨：我非常赞同。你看我来自东北，辽宁。东北房价不高吧？很多城市几万块钱一套房子，但生育率反而是全国最低的。

现在那边生育率低到已经开始关小学了，再这么下去，初中都得关。所以如果说北上这些头部城市，生育率和房价有关，那是成立的；但如果房价低的地方生育率更低，那就说明房价最多只是一个因素，而不是根本原因。我也认为，现在养孩子，父母投入的精力实在太大、太痛苦了。

我插一个小例子。刚才直播前，我刷到一个视频，北京下大雪，大家都很高兴。清华大学的学生，几百人一起打雪仗。我心里一想，这才是年轻人该有的样子。

姚洋：我也看了那个视频。我一下子就想起我们在北大读书的时候，一下雪，大家就跑到湖上去玩。

尹烨：对啊，也是打雪仗。这多正常的事情啊。我们小时候，跑就跑、跳就跳、打就打、闹就闹，胳膊摔伤了也不当回事。家长不会跑到学校质问老师“你怎么没给我看好孩子”。就是这么稀里糊涂地，从童年走到青年。

我想再讲一个例子，达尔文年轻的时候，跟着英国海军的小猎犬号周游世界，去了赤道附近的加拉帕戈斯群岛。岛不大，但他的观察能力非常强。他注意到岛上有很多类似麻雀的小鸟，我们后来叫它们“达尔文雀”。

为什么叫达尔文雀？因为它们的祖先其实是同一种鸟，但由于各个岛的环境不同，有的岛种子硬，有的岛花蜜多。在大约50万年的时间里，他们分化出了至少15个亚种，甚至15个物种。

有的鸟专门吸花蜜，喙就像吸管一样；有的岛上种子多，鸟嘴就变得又宽又硬，像碾子一样。干旱的时候，硬嘴的鸟更有优势；雨季种子变软，细嘴的鸟又占优势。环境的波动维持了多样性。

结果是，不同的鸟因地制宜、各显其能，反而整个系统都非常繁盛。这就是“同题共答、同题异答”：同一道题，不同的答案，但在各自的环境里都成立。在A岛是对的，在北大清华是对的，在山东、在新疆也都是对的。没有人规定，只有一种“嘴型”才能生存。

姚洋：我觉得如果屏幕前有家长在听，应该好好思考一下尹烨总讲的“达尔文雀”的故事：所有的花都会结果，所有的孩子都有自己的特点。不要把孩子放进一个模子里去铸，最后铸出来，他不幸福，也不会成功，对吧？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天性和特长，你就根据他的特长，让他自己去发展，反而会走得更好。这个社会是丰富多彩的，不是说你会考试，最后就一定能成功，做很多事情都能成功。

现在我们从个体层面往上升到社会层面。回到我们开场说的“共同富裕”。共同富裕当然可以从很多原因、很多理由去讲，但我总觉得，我们其实可以抛开很多理念去谈共同富裕。我们用不着去讲什么政治信念、这个理论那个理论，其实就是人类社会一起生活，你恐怕多多少少都要考虑一个群体性的问题。

我想起来有一年我去瑞安，调研他们那里的一个“阳光计划”。他们教育局的局长，我还记得姓叶。有一次他骑自行车下班，路过一所初中，发现校门口保安抓住了一个工人，不让那工人走。

他就下车问：你们吵什么？保安说：他平白无故拿石头把我们窗户砸碎了，我得让他赔，他不能走。叶局长就问这个工人：你为啥平白无故去砸人家玻璃？工人说：我儿子本来要在这里读书，我是外地来的工人，他们不让我儿子上学，我儿子上哪儿上学去？我一气之下就把玻璃砸了。

叶局长从中悟出一个道理：这些外来务工者的子弟也得上学。然后他就跟这个工人说：你放心，你回去，我一定让你儿子上学。之后他就实施了“阳光计划”，要资助外来务工者子弟就地读书。但他得去县政府、县人大说清楚：本地的钱为什么要花在外地人身上？他提出一个理由：我们要搞和谐社会，这些孩子如果不在学堂里，就会在街上变成混混。

他们不读书，父母就不好好打工了。你们在座很多都是企业老板，你们招不到工人，你们着急。那我们把人家的子弟都安排在这里读书了，他们安心在这儿工作，你们不也好了吗？这就有一种“共生”的理念。我们讲共同富裕，其实你不用什么理论，一些直觉就告诉你应该这么做。生物界是不是也有类似的例子给我们启示呢？

尹烨：你讲这个例子，很多人认为共同富裕就是“均财富”。如果是“均财富”，就势必变成对存量的分配，可是存量财富本身大家贡献是不一样的，那不就变成劫富济贫了吗？这是不对的。重点是如何把蛋糕做大，鼓励的是机会的公平、分配制度的公平，而不是结果的平均。结果平均是保证不了的。

说白了，美国为什么不禁枪？很多人的辩护逻辑其实绕回到一种所谓的机会均等性。生命领域也有太多这样的案例，比如生命如果谈共同富裕，难道是“你拿一份养分回来，咱俩平均分”？没有，生命都不是这样。生命是通过代谢分工形成一个社会共同体。

我举个例子，可能更好理解。人有各种共生菌群，树也有不同的共生菌群。但有一种植物形态很难区分，就是苔藓和地衣。很多人说苔藓和地衣怎么区分？真不好分，它俩老长在一起，而且经常聚在一起。苔藓可能更“毛茸茸”一点，地衣可能更平一点，但很多时候他俩是混在一起的。但是它俩不一样，地衣是真菌和藻类混合在一起的，苔藓是植物。它们生态位不一样，但能形成共生。

这种共生关系从真菌和藻类的角度讲可能更好理解，我们吃的蘑菇就是真菌。姚老师，你觉得真菌是吃素的还是吃荤的？

姚洋：当然是吃素的了。

尹烨：真菌是吃荤的。真菌消化别的很多物体的时候，相当于是在“吃肉”的。也有一部分会消化木质素，但很多真菌更像偏动物的，它是捕食式的。它不像植物那样光合作用照顾自己，它要靠消化别人获取能量。蘑菇是真菌，所以你吃蘑菇会觉得像吃肉。

海带其实也类似。严格意义上讲，海带偏荤不偏素。你以为海带是一片大叶子，其实海带就是褐藻，它没有植物那种根茎叶的结构，就是这个样子。

回到真菌和藻类的共生问题。真菌给藻类提供结构支撑，我先把“栖息地”给你搭出来，再提供水分。真菌盖好“房子”，要招商引资啊，招什么？我招藻类。藻类吸收光能，做光合作用，产生养分。你给我支撑和水分，我给你光合作用的产物。这样的关系已经形成了不低于1.5亿年了，至少从中侏罗纪就开始的“跨界融合”。正因为有这样的融合，才使得植物最后征服了极地。

南北极这么冷的地方，为什么最后植物也能覆盖？它们就这么“切”进去了。甚至今天大气中氧含量的高低，很多也由它们决定。就像你出资本，我出知识；你不能说知识重要、资本不重要。我没有知识、没有资本，但我出劳动也行。大家共同推动形成一个社会共同体，逻辑就是这样。

而且真菌藻类里肯定还有细菌，还有病毒。它们能待在一起，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通有无。这不是简单的竞争关系，竞争关系是我把你吃完，可我把你吃完我也没了，因为我需要你，咱俩才能一起去征服环境。

姚洋：这太有意思了。其实我们古代思想家在很大程度上对自然界有这种直觉。比如刚才你提到所谓“均贫富”的问题，好像出自孔子那句话——“不患寡而患不均”。很多人把这句话理解成我们社会都是“红眼病”，不患寡而患不均：你穷，大家一起穷。

但我还真专门研究过孔子那段话，后人有很多不同解释。但是其实如果回到孔子原话，仔细理解他的逻辑，我认为孔子的意思不是“均贫富”，而是“均无贫”就可以了。不要有贫困，大家都安心了。我也衣食无忧了，不会造反。你这里安定了，外面的人都来了，城池扩大了，人口增加了，国家不就繁荣起来了吗？

孔子是这个意思。他说过一句话，大概意思是：如果富贵是可以通过正当途径求得的，即使是去做手持皮鞭替人开路的卑贱差事，我也愿意去做。如果富贵无法以正道求得，那就还是去做我自己喜欢的事情吧。（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孔子并不反对每个人去积累自己的财富，我觉得都是后世的人，有意无意地曲解了他，因为根本对不上。

如果孔子真的主张一定要“均贫富”，那他为什么又爱好财富呢？他自己又爱好财富，这说不通。所以我的感觉是，中国文化里最核心的“基因”，仍然是这种绩优主义，而不是均贫富。你刚才举的这些生物界的例子，我觉得特别好，而且对我们理解共同富裕也特别重要。

共同富裕提出来的时候，有些人就说我们又到了1956年，要重新开始新一轮国有化，把民营企业家都吓住了，中央赶紧出来解释。其实整个社会就像你说的，它是个有机体，你缺了谁都不行。你不能看到企业家富了，就觉得他们为富不仁。

这就是所谓的幸存者偏差。你看到的是活下来的那个，没看到那些失败的企业家。平均下来，他们的收入跟普通人的收入差别也没那么大，你得看到这一点。

但作为一个国家，特别是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也要关注社会上还有一批人，他的确是被“平均”的，他没有这种能力。所以这次提出来要“投资于人”。我觉得这跟孔子所说的“均无贫”是一致的：我们投资于人，每个人有了能力，就能参加市场竞争，能参与整个社会有机运作，挣一份工资，把饼做得更大，这就是共同富裕。

尹烨：对，我再举一个更复杂一点的例子。这个例子听明白了，你会觉得自然界跟你刚才讲得非常契合，它是很多层的。你说昆虫好像挺笨的，肯定没谁比人聪明，但昆虫可是无脊椎动物之王。我们到今天，蝗虫干不掉，蟑螂干不掉，苍蝇干不掉，蚊子干不掉，蚂蚁也干不掉。

说到这些，蚂蚁和蜜蜂都很有意思。有一种蚁叫切叶蚁，就是切树叶的蚂蚁。科学家当时看到就问：你切树叶干嘛？你能咬，你当然能吃，你为什么要切呢？后来发现，它不是自己吃。它把切下来的树叶搬回去，运到蚁巢里培养真菌作为食物。你看，它自己还有个“畜牧场”，养真菌。

但真菌也不是简单被寄养关系，它也依赖蚂蚁提供一些有意义的生长机制。蚂蚁能分泌抑制杂菌的分泌物，相当于蚂蚁自带天然抗生素，让真菌的“公共卫生环境”更好。这个过程中还有一些杆菌，这些杆菌会在真菌“吃树叶”的过程中，去降解叶片上的毒素，相当于当清洁工帮真菌把食物“洗一洗”，把毒物去掉，真菌就能更好地吃。

同时还有放线菌，寄生在蚂蚁表面，分泌抗生素来保护整个生态圈。所以它像什么？像一个农业畜牧系统，加一个制药厂，再加一个环卫体系的“超个体”。科学家研究完发了文章，我们读完就觉得：这么复杂。

切叶蚁搬运叶子

姚洋：这太神奇了。这难道是生物进化的结果吗？难道不是有人设计的结果吗？

尹烨：所以我说我们需要反观宇宙本身的组织方式，它天然的组织架构就搞成这么聪明了，真的好聪明。

姚洋：是，所以人类有时候真该反观一下我们自己。有时候觉得我们聪明过头了，反而变得愚蠢。我们忘记了我们应该怎么和谐相处在一起。

尹烨：是有点这个意思。你看这里讲共同富裕，它是多少层啊？从细菌、真菌、蚂蚁、叶片，这四个层级互相都有关系，大家都很高兴，彼此之间形成一个很好的关系。

姚洋：我觉得今天晚上跟尹烨总聊得不仅非常开心，而且学到了很多东西。整个生物界、自然界是一个和谐相处的有机体。我们人类社会创造了很多人造制度、知识，按理说应该比自然界活得更明白。但往往情况刚好相反，我们在不断制造冲突，制造这种无效竞争，最后把自己逼入绝境。

实际上我们应该从生物界学习更多东西，更好地和谐相处。所以我们今天从内卷聊到共富，从生物学里学到一些东西，能够更好地推进共同富裕。

尹烨：我最后再用珊瑚的例子来把这一点说透吧，也希望能让大家对生命多一层理解。您刚才赞叹自然的智慧，这智慧确实深邃。珊瑚正是一个生动的体现，你看到的珊瑚礁，其实就是珊瑚虫的“白骨”，只是它有颜色，往上这一层才有一批更小的珊瑚。珊瑚礁本身提供了很好的环境，也告诉我们：死亡可以变成支撑“生”的一种积淀。对人类来说，就是我们累积下来的知识、财富、社会制度等等，好的坏的都在。

但珊瑚礁里的生态非常复杂。不少珊瑚礁里还共生着海藻，提高隐蔽性。很多大鱼喜欢待在这儿，因为大多数物种都不想暴露，都会先找地方藏身；除非是蓝鲸那种“啥也不怕”的。

但鱼有个问题：鱼身上容易长寄生虫，很麻烦，有些鱼也需要“剔牙”。有一些鱼，比如裂唇鱼，就变成了专门给别的鱼“剔牙”的鱼。它们跟大鱼建立起互利关系：我帮你剔牙，顺便也能吃到你嘴里的残渣。然后大鱼就会摆出特定姿势，张开大嘴，等它进去剔牙。

剔完之后，裂唇鱼还能得到保护，因为有大鱼在，至少一些掠食者就更不敢来，它更安全，而且它还能吃点食物残渣。有些清洁鱼和大鱼的关系还形成“会员制”：咱俩认识，专门服务特定几条大鱼。

你想想，这其实就像大企业、中小企业和整个创业生态的关系。在我看来，生物界没有那种只在一个指标上你死我活的竞争，都是互相照顾、互相包容下的欣欣向荣。这就是我们从生物生态中应该学到的意义。

姚洋：对，所以我们讲自然界、生物界，一定要讲生态，它是个生态体。可我们人类、我们的企业都忘了要建立生态、要共生，总想着把别人压下去，自己跑到前面。其实这是不存在的，因为你刚跑到前面，别人很快又会超过你。做一个生态，大家共生，我们的社会更和谐，每个人也活得更有意义、更幸福。

尹烨：对。我们当中有一句话：只做唯一，不做第一。因为“唯一”意味着你占住了独特的生态位——在那个位置上，你天然就是第一。不是说你8块我7块他6块，那行业就完蛋了，所有人最后都没得做。你8块我6块加个服务，我5块加两个服务，这就是错位竞争。你到底选最便宜还是选服务，不一样，这就是唯一性，通过正交信息叠加形成唯一性。

姚洋：这是金句。我觉得屏幕前的家长、年轻人一定要记住：只做唯一，不做第一。我们以这句话结束今天的对谈，感谢尹烨。

尹烨：谢谢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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