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发布《理解与弥合：2025年骑手职业工作实态和公众认知调研报告》（下文简称《报告》）。笔者所在的调研团队历时近一年，在多地实地走访，并向骑手与公众发放两万余份问卷得出报告，呈现的一个核心事实是：骑手职业的真实处境，与公众想象之间存在明显差异，亟需破除对外卖骑手的认知误区。

网络讨论中，关于骑手的叙事常被两种极端牵引：一端是“单王神话”，用“每天工作13小时”“5年攒112万”等故事制造奇观；另一端是“卖惨剧本”，把骑手简化为被算法挤压、无休无止奔跑的受害者。极端故事更容易被转发，却也更容易遮蔽复杂的劳动现实，使公众在收入水平、劳动强度乃至职业技能上形成误读。

从收入看，刻板印象与数据并不一致。《报告》以高频跑单月份为例，专送骑手月收入均值约7014元，众包骑手约8328元，且有29%的高频众包骑手月收入超过10000元；专送和众包骑手时薪分别约为30.1元与39.1元，在蓝领职业中位居第一梯队。随着年限增长、经验累积，收入上限会抬升，累计有单天数超过1000天的众包骑手日收入可达300元以上。换言之，跑单收入并非“低且恒定”，而呈现出一定的成长轨迹。把收入放进可比较的比较框架中，有助于避免用个案“神话”或个案“惨象”替代整体判断。

从工时看，需要着眼于骑手具体的劳动过程。骑手“在线”并不等于连续工作，在线时长中约三成是在等单休息；多数骑手每日实际有单时长不超过9小时。所谓“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的常见说法，往往把等单、吃饭、休息一并打包成“工作”。平台设置“有单时长超过12小时强制下线”的防疲劳机制，“连轴转到深夜”并非普遍常态。将“在线”与“有单”区分开来，也为讨论劳动强度、休息保障与风险管理提供更清晰的坐标。

与此同时，社会对骑手职业能力的低估也更为常见。公众样本中，约28%的人认为骑手“上手就会、对能力要求不高”，而在骑手自我排序中，近44%把路线与时间规划能力放在首位。影响收入的关键并不仅仅是体力投入的多少，还包括对城市路网的熟悉程度、对配送路线与时间的规划能力，以及对平台规则的理解和执行能力；同样的平台规则之下，不同骑手的表现差异显著，背后是经验积累与技能组合的差别。对不少骑手而言，跑单是一项需要持续学习和经验积累的工作，而非单纯的“体力消耗”。看见这一点，对骑手的讨论才更可能从“同情”走向“理解”，从标签化想象回到对劳动过程的还原。

如果说对骑手收入和工作状态的误解更多源于信息不充分，那么在对骑手处境的理解上，认知错位更为隐蔽。《报告》显示，49.66%的骑手认为自己在日常生活中感受到广泛的社会歧视，而在社会公众样本中，仅约19.69%的人认同“骑手受到广泛歧视”这一判断。这种显著落差提示，偏见未必以激烈冲突的形式出现，而更多可能渗透在日常互动之中：被忽视的职业尊重、被默认的“低技能标签”、被简化为算法附庸的形象等。

这种“看不见的错位”，在传播环境中也容易被进一步放大。当自媒体热衷于用摆拍、极端对比等手法换取流量时，其实是在固化公众的刻板印象：骑手要么是被奇观化的“高收入异类”，要么是被作为“苦难符号”的弱者。真正需要被看见的，并不是滤镜下被反复演绎的特定情节，而是骑手作为普通劳动者的真实选择、真实能力与真实困境。理解骑手，要让事实本身成为最有力的表达。

令人欣慰的是，社会并非始终停留在误解之中。《报告》同时显示，公众对骑手权益保障问题保持较高关注度，近年来平台与政策层面的回应也在逐步展开：职业伤害保障持续扩围，商业意外险不断完善，外卖平台的社保补贴覆盖全国，保障路径朝着更加多元、细化的方向发展。由此可以看到，问题并不在于“有没有关注”，而在于关注是否建立在真实理解之上。制度讨论要走向有效，前提之一正是清晰职业画像，把争论的共同基础落在同一套事实与口径之上。

在零工经济持续扩张的背景下，骑手并非特例，而是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一个缩影。骑手并非简单的“跑腿者”，而是在复杂的城市环境中不断进行判断与取舍、力求效率最优的劳动者。围绕平台劳动的讨论涉及收入、时间、技能、保障与社会评价等多个层面，任何单一标签都难以覆盖其复杂性。唯有以事实代替偏见、以数据校准认知，骑手才能从“被想象”回到“被理解”，也为后续更理性、更有效的制度讨论与公共治理提供坚实基础。

（作者竹晓楠系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作者叶孙渝系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本科生）

来源：中国青年报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