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TOP创新区研究院

而且，中国富豪比他们的欧美同行更年轻，

而且，更多是“白手起家”！

对比一下，欧美的财富榜单不少是家族传承模式（特别是欧洲），比如沃尔玛家族、路易威登家族等“老钱”家族，但中国这批新晋的亿万富豪们——许多人只有40多岁甚至30多岁——正凭借着新能源、人工智能和新消费的浪潮，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登顶。

这是一幅极具生命力的图景：

市场依然活跃，阶层跃升的通道大大敞开，技术创新正在兑现为真金白银。

不过，这股力量狂飙突进的背后，我们也需要警惕一些“沉默暗礁”。

从“寻租人”到

“创造者”

首先，我们必须看到的一个事实是：

2025年的中国富豪，比十年前的那批人，更值得尊敬。

回看2015年以前，占据富豪榜的都是谁？

不少都是搞房地产的、搞投资的，那是一个“胆大骑龙骑虎”的时代，财富往往来自于杠杆、土地红利和监管套利。

而现在，请看看坐在牌桌上的年轻人：

比亚迪系的工程师军团、米哈游的游戏极客、跨境电商Shein的供应链操盘手、以及宁德时代产业链上的技术大拿。

其实，在讨论富豪的影响时，我们可以将其分为两类：

• 企业家型富翁：靠技术创新、商业模式突破、产业组织升级而积累财富；

• 寻租型富翁：通过资源垄断、权力勾结、制度套利获得财富。

根据摩根斯坦利经济学家鲁奇尔·夏尔马（Ruchir Sharma）的研究，寻租型亿万富翁多集中在建筑、房地产、采矿等行业，这些行业通常涉及到对资源的控制，而不是通过技术创新和市场竞争来实现价值。

夏尔马的著作，中文翻译成：国家兴衰，好富翁与坏富翁

夏尔马的研究还发现，寻租型亿万富翁比例较高的国家，其经济增长往往较慢。一个例子是：2010年印度寻租型亿万富翁控制的财富占该国GDP的12%，而中国仅为1%。此后，印度的经济增长速度明显低于中国。

但企业家型富翁不一样，

企业家型富翁们创造的不仅是“公司”，而是“生态”，并且拥有这种富翁越多的城市，越有生命力。

美国诺奖经济学家诺德豪斯（William Nordhaus）的计算表明：

企业家的颠覆性创新，带来的社会收益远高于个人收益。企业家本人往往只“拿走”不到2.2%的价值，其余都进入了消费者福利、社会创新与生产力提升。

幸运的是，这新一代的中国富豪，几乎都是“产品经理”或“首席技术官”出身，他们大多是企业家型富翁，是通过“解决问题”来赚钱——

解决电池续航的问题、解决算力成本的问题、解决供应链效率的问题。这种财富，是实打实的“新质生产力”。

他们的崛起，也意味着中国经济的驱动核，

已经真正从“金融地产”切换到了“先进制造”。

而且，一个非常显著的不同是——

以前的中国首富，赚的是中国人的钱；

现在的年轻富豪，赚的是全世界的钱：

从TikTok到Temu，从电动汽车到光伏组件，这批年轻人的视野是全球化的，他们敢于在墨西哥建厂，敢于在欧洲打官司，敢于在硅谷抢人才。

瑞银的分析师惊叹于这种活力——中国依然拥有全球最高效的供应链和最勤奋的工程师红利。 只要给一点阳光，这片土地上的种子依然会疯狂生长。

极致的效率

那为什么中国能批量制造年轻富豪？

因为我们进化出了一种独特的“中国式加速器”，

也就是“举国体制 + 市场丛林”的混血儿。

怎么理解呢？

比如，在新能源、人工智能应用、低空经济等领域，一旦国家认定方向，地方政府会提供廉价的土地和高效的基建，而民营企业家则像饥饿的狼群一样冲进去厮杀。

这种厮杀极其残酷，

但也极其高效。

比如，在新能源汽车领域，通过内部“血战”，把每一个零部件的成本都压到了全球最低，最终磨砺出的是整个中国供应链对外无与伦比的成本优势。

2024年，我们的产销量突破1000万辆大关

占据全球总销量的60%以上

在这种环境下胜出的“年轻富豪”，都是经历过地狱模式洗礼的“六边形战士”。他们对成本的控制精确到小数点后三位，他们对技术的迭代速度是以“周”为单位。

所以，当我们看到榜单上那些陌生的年轻名字时，其实是中国制造业四十年积累的厚积薄发，是无数工程师熬夜秃顶换来的技术壁垒。

这确实是值得我们骄傲的“盛世一角”。

被拉高的门槛与

消失的草根

然而，在为这股硬核力量鼓掌的同时，

我们也不能忽视光芒背后的阴影。

首先那就是——游戏的入场券，正在变得越来越贵。

以前，一个初中毕业的温州小伙，靠着勤奋和胆色，能从小作坊做到上市公司。但现在，你看看这批新富豪的履历：清华、交大、斯坦福、海归博士。“硬科技”时代的创业，需要“智商与资本的双重高门槛”，如果你没有顶尖的学历，看不懂技术趋势；没有巨额的启动资金（动辄上亿的研发费），根本上不了牌桌。

换句话说，普通人是有逆袭点通道，但它正在变窄，

财富越来越向“高知精英”和“拥有特殊资源的人”集中。

而且，值得警惕的是——资本的“国家队化”。

最近这些年，为了支持这些硬科技，一级市场的主力军已经变成了国资。这虽然保证了战略方向的正确，但也带来了一个副作用：

创新的路径依赖。

能拿钱的项目，必须是符合“国家战略”的。而那些纯粹由兴趣驱动、看不清商业前景、甚至有点离经叛道的“非共识创新”，很难活下来。

我们可能会投出不少“宁德时代”，

但我们是否正在错过下一个“字节跳动”？

如果说门槛变高是产业升级的必然代价，

那么“失败机制”的缺失，则是我们必须直视的制度性短板。

在中国，创业依然是一项“无限责任”的高危职业。

当你看到那470位成功登顶的富豪时，请想象一下在山脚下倒下的47万个创业者。在硅谷，失败者可以申请个人破产，保留基本的生活尊严，等待东山再起。

但在很多其他地方的商业语境下，中小企业主往往背负着“个人无限连带责任”。

一次硬科技研发的失败，一次供应链的断裂，公司就会走向死亡，创业者家庭资产或许会清零，甚至成为“失信人”。

这种机制，正在成为扼杀创新的最大阻力。

所以，在如此高昂的代价面前，理性的年轻人开始分流：

最顶尖的大脑，一部分去了体制内追求绝对安全；

另一部分则紧抱“确定性”的大腿，只做国家鼓励的事，不敢越雷池一步。

如果创业“不敢输”，

那么创新的活力就会慢慢丧失。

让大树参天

也让小草生长

2025年的中国富豪榜，会让人情绪有点复杂——

喜的是，它证明了中国经济的活力，

我们依然拥有全球最顶尖的工程师，最渴望成功的企业家，以及最强大的产业链。这股向上的力量，是任何外部封锁都挡不住的。

忧的是，这股力量正在变得越来越“精英化”和“体制化”。

未来的中国经济，不能只有470个年轻的亿万富豪和无数个不敢创业的打工人。我们需要的是一个热带雨林式的生态：既要有参天的红杉（硬科技巨头），也要有遍地的灌木和苔藓（中小微创新）。

而要实现这一点，我们需要做的不仅仅是给富豪鼓掌，更是要给失败者松绑，给诚实的失败者以尊严，让民间资本更能流动起来；以及让企业家敢于做长期主义的梦。

唯有如此，这批年轻富豪的涌现，

才会是“万类霜天竞自由”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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