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佳

大力发展托育服务，是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的应有之义。近年来，我国持续扩大托育服务供给，加快完善托育服务体系，越来越多的家庭从中受益。

在国家顶层设计方面，“每千人口拥有3岁以下婴幼儿托位数”纳入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的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2021年到2024年，中央下达专项资金，用于支持建设托育服务中心、公办托育机构以及普惠托位；2024年，学前教育法正式通过，鼓励有条件的幼儿园开设托班，进一步扩充托育资源……一系列政策举措，为托育服务发展提供了有力政策牵引和制度保障。在此规范引领下，各地积极探索多元化的托育服务供给模式，如上海在街镇开设社区“宝宝屋”，提供临时托、计时托等灵活服务；厦门思明区针对普惠托育机构实施奖补及租金减免政策；山东济南积极探索“小区内、家门口”的家庭托育模式，带给万千家庭扎实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我国托育服务发展虽已取得喜人成果，但距离群众的需求仍显不足，仍有不小的提升空间。譬如，托位总量不足与局部过剩并存。有机构调研显示，因定价过高，部分托位长期闲置，但同时一些城市入托排队周期竟长达6至8个月。此外，托育服务质量监管体系也有待进一步完善。当前，托育服务从业人员持证率仍需提高，且缺乏统一职业资格认证标准，导致托育质量参差不齐。另外，政策协同性也需进一步提升，各部门需协同发力，把完善托育服务这件好事切实办好。

加强制度创新，构建分级分类政策体系。强化顶层设计，明确政府、市场、家庭责任边界。将普惠托育纳入基本公共服务，建立中央与地方按一定比例分担的财政保障机制；创新补贴模式，对多孩家庭实施梯度化补贴，同步对民办机构实施“以奖代补”政策。

加强托育人才培养，打造专业化职业体系。建立“双轨制”培养路径，打通中职-高职-本科贯通培养渠道，提高托育人员专业教育平均水平。比如，上海市试点“托育工匠”计划，对取得高级育婴师资格者每月给予岗位津贴，就是一种有益探索。还可推行“1+X”证书制度，将急救技能、营养配餐等纳入职业标准，建立全国统一的托育人员信用档案系统，实现从业信息可追溯。

推动托育模式创新，激活多元供给动能。发展“物业+托育”，鼓励有条件的社区发挥物业作用，充分利用小区内公共空间建设微型托育点，如广州试点将物管费5%专项用于托育设施改造，使运营成本降低40%。此外还可推广“医育融合”，如青岛创新医疗机构与托育机构结对机制，妇幼保健院定期派驻专家开展发育评估，将婴幼儿健康建档率提高至95%。

此外，还应重视科技赋能，积极建设智慧托育生态。探索构建托育大数据平台，整合公安户籍、卫健生育登记等数据，建立托位需求预测模型。如杭州市通过算法匹配，有效提升托位资源利用率。开发智能监管系统，运用物联网技术对托育机构实施无死角监控，家长可通过App实时查看照护过程，让家长送托更加安心。

托育服务体系建设既是民生工程，也是人口发展战略的重要支点。坚持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多措并举保障“幼有所育”实现“幼有善育”，推动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更好支撑中国式现代化。（据《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