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钱丽娜

ID | BMR2004

日前，第二十五届中国经济学年会（以下简称“年会”）在上海交通大学徐汇校区文治堂开幕。本届年会由中国经济学年会秘书处与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联合主办。全国高校及研究机构的29家理事单位代表、70位国内一流高校经济学院系负责人、191篇入选论文的作者，13家知名出版单位、一流学术期刊代表，以及来自全国各地的学者、学生、媒体人士及经济学爱好者近千人齐聚上海交通大学，共同参加这一年度经济学盛会。

在开幕式中，来自学界的代表做了精彩的主旨演讲及圆桌分享。

01

生成式人工智能对个体、组织和社会的影响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陈钊作了《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影响：个体、组织与社会》的主旨演讲。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陈钊作主旨演讲

陈钊的研究视角聚焦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实证影响分析，区别于纯理论推演和工具应用指导两类研究，通过大量实证数据呈现其在经济社会中的实际作用。

其三维分析框架（个体—组织—社会），从使用者个人、所在企业组织到全社会范围，系统梳理AI的连锁影响。他表示，生成式人工智能是一把双刃剑，它在提升个体效率、赋能组织协作、重塑劳动力市场结构的同时，也带来了认知依赖、创新趋同、就业冲击及存在隐形社会偏见等多重挑战。

个体层面研究发现，效率提升与潜在风险并存。生成式AI对认知任务影响显著，其中常规认知任务（如文献整理、会议记录、客服话术）的效率提升效果尤为突出，非常规认知任务则因目标清晰度呈现差异化效果，目标明确的任务（客观题答题、简单编程）辅助效果好，复杂判断类任务（创新学术研究、复杂医疗诊断、理财顾问）难以有效替代人类。

同时，个体差异呈现分化趋势：常规任务中AI可缩小个体能力差距，复杂任务中AI素养（批判性整合、扬长避短能力）成为关键，能力强的个体表现差距会被拉大。

陈钊在演讲中表示，长期过度依赖生成式AI易产生“认知债务”，导致独立解题、深度思考、论证推理能力下降，还可能高估自身能力；同时AI可提供情感支持与心理干预，对部分心理障碍群体效果显著，但存在人际情感替代局限和社交参与降低的风险。

在推进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的过程中，必须重视培养公众的人工智能素养与批判性思维，始终确保人类在认知与决策中的主导地位，并建立相应的安全意识。未来，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发展不仅是技术演进的过程，更是关于人机协作如何平衡、人的主体性如何维护，以及社会价值如何建构的深层命题。

组织层面研究发现，协作增效与创意挑战共生。生成式人工智能显著提升组织协作效率，可辅助团队快速达成共识、协调会议安排，甚至通过扮演“魔鬼代言人”角色避免盲从，降低决策风险。但存在创意趋同隐患，团队成员若机械依赖AI，因训练语料的同质性，会导致产出多样性下降，对创意设计类工作造成负面影响。

使用AI将对企业发展产生双重影响，任务与AI匹配度高的企业易实现效率提升和市值增长；大语言模型降低了小企业AI应用门槛，推动企业扩张、风险预测优化和业务波动降低。

社会层面研究发现，结构重塑与双重影响交织。AI让劳动力市场面临重构，与传统技术冲击低技能劳动者不同，生成式AI主要影响中高技能认知型劳动者，高学历高薪酬白领受冲击更大；新员工招聘减少，资深员工因与AI的互补性需求增加；整体就业影响因替代效应与创造效应相互抵消而相对有限。

社会偏见呈现两面性。可避免性别、职业等显性偏见（如AI围棋教师教出的男女学生水平无差异），但预训练语料中隐藏的隐性偏见（如对非裔英语使用者的定罪偏见）可能引发新的公平问题。

舆论影响具有双刃剑效应。AI凭借严谨论证和个性化表达，在政治宣传、公共卫生科普等领域说服效果显著，但AI生成内容的真实性难以辨别，可能扰乱舆论生态，反而可能提升主流新闻机构的公信力。

论文结论是，生成式AI的影响核心取决于使用方式。合理使用可提升效率、优化服务，滥用则可能引发认知退化、创意萎缩、社会公平等问题。AI素养成为核心竞争力，包括批判性思维、逻辑验证能力、安全意识（警惕AI幻觉）等，人文社科素养在AI时代愈发重要。人机协同应坚守“人为主导、AI辅助”原则，渐进式采纳AI功能，保障人类认知的主导权，避免主次颠倒。AI的未来发展不仅是技术问题，更关乎人类社会价值选择，需多学科协同，兼顾效率提升与人文关怀，实现有益、安全、公平的健康发展。

02

平衡学术研究与政策影响的关系

圆桌论坛聚焦探讨“如何平衡学术研究与政策影响的关系”，5位与会专家陈斌开、陆铭、王鹏飞、魏楚和林建浩结合自身经历和个人感悟，从研究议题、理论方法、案例实践与人才培养等多角度展开讨论，共同剖析经济学研究的现实困境与发展路径。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陆铭认为，学术研究与政策研究本应相辅相成，好的政策研究必须以扎实的学术研究为基础，既反对脱离现实的纯学术研究，也反对缺乏学术支撑的政策研究。二者的核心矛盾并非本质对立，而是在当前学术评价体系下，期刊论文发表导向与政策影响需求脱节。

当前国内外主流学术期刊存在强调方法精确性的倾向，经验研究片面追求因果识别，理论研究越来越倾向于复杂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有时反而对复杂的现实难以刻画，而方法简单思想穿透性强的论文则不多见。在中文发表中，大量论文陷入技术雕琢，缺乏对中国重要经济问题的关注，甚至脱离制度背景与政策摩擦，用无摩擦模型分析原来由转型期政策扭曲引发的问题，政策建议往往是用加强管制来解决本来由不当管制造成的问题。

学术界存在对重大政策文件关注不足的现象，经济学研究者甚至没有完整读过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等关键政策文件，导致研究选题与国家核心政策需求脱节，难以形成有效的政策影响力。

对年轻学者而言，兴趣与关怀应优先于生存焦虑，若年轻时不积累对现实问题的研究热情和相关知识，中年后难以形成持续的研究动力；学术期刊与高校作为行业引领者，应主动承担责任，改变现有选题标准，为关注重要现实问题的研究提供更多方法上的包容性，为青年学者勇于创新和服务国家的研究提供更多空间。

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院长王鹏飞教授认为，强调学术研究与政策研究并非对立，而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学术研究聚焦长期、根本性、普遍性问题，核心目标是梳理基本事实、拓展认知边界、提炼逻辑自洽的原创理论，需接受同行严苛评议，学术期刊是其核心评价载体，部分论文甚至需要8—9年打磨才能发表，是经济学研究的底层基础。

政策研究则具有鲜明时效性，聚焦当下具体政策相关问题，需快速提供可行的突破方案，不能等待学者收集足够数据检验假说，且理论模型中可行的方案在现实执行中可能因摩擦差异而失效——经济学虽已将部分摩擦引入主流理论，但理论摩擦与现实摩擦仍有区别。

他指出，不应要求所有研究都指向政策应用，经济学需要“形而上学”的基础理论研究，如新古典经济学的无摩擦模型，虽不直接对应现实，却如同物理学真空实验，为分析有摩擦的经济问题提供参照系和理论基石。

同时，重大政策与学术研究可相互促进，2008年金融危机推动非常规货币政策研究、诺德豪斯气候经济学研究催生相关政策、本・伯南克兼具学者与央行行长双重身份且成效显著等案例，均证明了二者的协同价值。

他建议年轻学者应立足比较优势，数学功底深厚、擅长抽象思维的可专攻理论研究，观察力敏锐、关注现实的可聚焦政策相关研究，无须强求全能，避免将二者对立。此外，其所在院校也通过跟国际著名期刊设立专刊等方式，推动中国重大政策性课题的学术研究，促进二者深度融合。

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院长魏楚教授认为，经济学研究的初心是“经世济民”，解释世界、解决民生问题。学术研究与政策研究的衔接不足，根源在于部分学术研究过度注重技术细节，忽视数据来源的真实性与问题的现实意义，很多研究依赖二手数据，未深入了解数据生成逻辑与口径差异。

学术界对现实问题的响应存在明显滞后性：产业界发现问题后，政府部门通常在半年至一年内启动应对，而学术界往往在政策出台后才开始选题研究，滞后1—2年，难以发挥前瞻性政策影响。

高校学术机构相较于政府智库，具备三大比较优势：完整的理论体系支撑、对各国经验的系统认知、更严谨的实证研究方法，能够通过数据与科学方法验证或证伪政策假说。

在人才培养方面，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对博士生提出锻炼“五个一”能力：一是能上一门基础课或专业课，二是能在本领域顶级期刊发表学术论文，三是能撰写基金申请书，四是能将15000字的学术论文转化为便于决策者阅读的3000字内参或1500字简报，五是能将科学研究发现转化为普通民众通俗易懂的科普文字。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院长林建浩教授认为，在宏观经济等特定领域，学术问题与政策问题高度统一、相互促进：卢卡斯等人的预期理论突破推动了政策变革，而政策实践中遇到的困难又成为理论创新的契机，二者不存在本质矛盾。

他同时指出一些问题。

首先，学术研究向政策转化面临三大难点：一是对政策约束条件理解不足，忽视中国政治经济体制与国际的差异，以及国际政治因素的影响，在现有理论训练中缺乏相关内容；二是对政策目标的动态变化把握不准，教科书式的目标认知难以适配不同阶段的政策优先级；三是话语体系差异显著，学术研究的专业表述难以直接转化为政策制定者易懂的语言。

其次，当前经济学研究存在脱离实践的问题，学者对具体改革问题（如土地制度改革）和行业动态（如AI产业发展）的了解浮于表面，缺乏深入企业和基层的调研，这与学术评价体系未强调现实问题解决能力密切相关。

他建议，年轻学者应扭转“数据跑结果、结果编故事”的研究惯性，从真实问题出发开展研究；在职业发展中应明确分工，根据自身优势选择基础理论研究、政策研究或交叉领域。

4位嘉宾一致认为，经济学研究必须立足真实世界，服务国家战略与民生需求，学术研究与政策研究的核心是打通“问题识别、学术支撑、政策转化”的链条，而非对立割裂。年轻学者应坚守研究兴趣与现实关怀，高校、期刊与学术机构需共同优化评价体系，为兼具学术价值与政策意义的研究提供更好的发展环境。

03

地缘经济学与全球新秩序

本届年会的重磅环节“海闻讲座”，也邀请到国际宏观和贸易经济学家金刻羽教授开展题为“地缘经济学与全球新秩序”的精彩演讲。

金刻羽教授现任香港科技大学地缘经济研究所所长，此前长期担任伦敦政治与经济学院终身教职，主要研究方向为全球化和中国经济，研究领域横跨全球宏观经济、国际金融与地缘经济战略，擅长以跨国视角解析中国经济与全球治理的互动。她曾在American Economic Review等国际知名经济学期刊发表多篇关于国际宏观经济和中国经济的文章，并为《金融时报》《财信杂志》等国内外知名媒体撰写专栏，兼具政策影响力与市场洞察力。

讲座伊始，金刻羽教授开门见山地指出，过去40年的国际“超全球化”时代主要由经济发展推动国际政治格局。当前形势却出现逆转，政治力量正在深刻塑造经济格局。在此背景下，如何基于现状构建理解世界的理论框架，显得尤为重要。

当前，地缘政治逻辑正以前所未有的深度渗透并主导经济决策，地缘政治风险带来的不确定性已直观地反映在通货膨胀加剧、资本市场波动等经济现象中。她通过详实的数据分析总结出了一系列关键特征事实：尽管全球贸易面临地缘风险加剧、制裁工具使用频率上升等“分裂信号”，但全球化整体仍展现出超预期的韧性；尽管西方国家对中国实施技术封锁和保护主义措施，世界对中国的依赖指数仍旧在攀升。

她指出，在当今深度互联的“网络”世界中，国家在贸易网中的重要性不仅取决于生产规模大小或所在地，更在于其在全球生产、贸易与知识网络中所处的“枢纽”位置。相关统计数据表明，尽管面临外部压力，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中心节点地位反而更加巩固。中国不仅是众多“卡脖子”环节中关键原材料和制成品无可替代的供应者，其庞大的市场也成为连接全球贸易的重要枢纽。并且，中国对进口中间品的依赖度呈现显著下降趋势，体现出供应链自主性的不断增强。

她强调，在当前全球格局中，“不结盟”或“中间地带”的中等规模国家正扮演着日益关键的“连接者”角色。在地缘政治集团间贸易有所弱化的趋势下，这些国家通过承接产业转移和吸纳多方投资，正渐渐成为维持全球经贸往来的重要缓冲区。这不仅构成了全球化“韧性”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意味着世界格局并非简单的“两极化”，而是呈现出更复杂的多中心网络形态。

针对未来竞争逻辑，金刻羽教授指出，未来的技术竞争核心逻辑正在从追求“技术垄断”转向发展“技术扩散与应用能力”。她以太阳能光伏、电动汽车等产业为例，指出中国凭借规模制造、成本创新和快速应用的优势，在推动技术普及、降低全球成本等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这种“扩散能力”所带来的全球影响力，可能超越单纯的技术源头创新。她警示，保护主义和技术封锁往往适得其反，非但难以遏制知识在全球创新网络中的自然流动，更可能激发目标国家的自主创新，并加速形成替代体系。

最后，金刻羽教授总结，目前全球化正经历深刻重构，并展现出非凡的韧性。面对地缘经济新格局，各国的战略重点应是巩固和增强自身在全球网络中的枢纽性与连接性，并发展成为具备强大技术扩散能力，能深度增益全球体系的核心节点。历史经验与未来趋势共同指明，保持开放与合作，仍是实现可持续增长与共同繁荣的根本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