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团结报）

转自：团结报

　　□ 李玉林

　　龚祖同（1904—1986年），中国应用光学的奠基人，其抗战岁月堪称科学报国的壮丽史诗。在民族危亡之际，他以学识为刃，以信念为盾，在烽火硝烟中书写了一段科学家救国的传奇。

　　科学救国

　　1904年，龚祖同生于上海浦东。幼时求学必经黄浦江畔，目睹外国军舰商船横行江面，少年心中刺痛难平：“何日江上舟楫能悬中国旗？”此问如烙印，催生了他毕生的信念——以科学雪民族之耻。

　　1926年，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师从赵忠尧钻研核物理，未及而立已崭露头角，发表《赵忠尧、龚祖同致Nature杂志》，以实验澄清国际学界对二次γ辐射的争议。

　　然而1931年九一八事变骤起，东北沦丧的炮火震碎了书斋的宁静。时任清华物理系主任叶企孙忧心国防光学空白，力劝他转攻应用光学：“此乃御敌之亟需！”龚祖同慨然应诺：“是空白，我便填补！”一句承诺，彻底转向了他的人生轨迹。

　　1938年夏，昆明城外的山坳间，一座简陋的工棚悄然立起。这里是国民政府兵工署第二十二工厂（昆明光学仪器厂），中国军用光学制造基地。一位青年学者正俯身在一台老旧的电动计算机前，指尖划过密密麻麻的演算纸——他便是龚祖同，时年34岁，甫从德国柏林工业大学弃学归国的应用光学专家。烽烟蔽日之际，他将在此缔造中国近代光学工业的“第一缕光”。

　　七七事变爆发时，龚祖同正在柏林工业大学攻读工程博士学位，师从光学权威维多特教授。他的论文《光学系统的高级球差》即将答辩。然而，一封来自祖国的急电改变了一切：“抗战急需光学仪器，速归筹厂！”导师挽留，同窗劝阻，龚祖同却毅然登船：“国防无眸，吾辈当为国人铸目！”

　　彼时的中国，军用望远镜全赖进口，而沿海港口尽陷敌手。前线的将士们甚至需用民用单筒镜观测敌情，精度堪忧。龚祖同深知：没有自主的光学工业，便没有战场的“眼睛”。

　　昆明攻坚

　　1939年1月，昆明北郊红岩冲的厂房初成。龚祖同面临的是一场“三重绝境”：

　　第一重绝境是设计之困：国内无成熟光学设计先例。他凭借在德国实习时的手稿，以一台老式电动计算机日夜演算，重构德军标准6×30双筒望远镜的光路系统。为防日机轰炸，计算常在煤油灯下进行，算纸堆满三只藤箱。

　　第二重绝境是工艺之艰：中国尚无精密光学技工。他亲赴香港招募瑞士技师约翰·哈勃，又挑选12名昆明青年，在临时车间教授德国镜片研磨术。没有金刚砂，改用云南本地的刚玉矿石；缺抛光沥青，以松脂混合桐油替代。工人们回忆：“龚先生的手总粘着沥青，指甲缝里嵌着玻璃粉。”

　　第三重绝境是材料之缺：光学玻璃全被日本封锁。初时仅靠库存的德国蔡司玻璃毛坯切割镜片。1939年4月，首具样镜装配完成，龚祖同登上西山测试，发现成像边缘模糊——因玻璃应力不均导致球差超标。他带领工人手工调整镜筒倾角700余次，终在7月将公差控制在0.005毫米内。

　　当年9月，首批300具双目望远镜列装部队。滇西前线的报告称：“于怒江峡谷观敌碉堡，目力所及由300米扩至1000米。”此镜后被官兵称为“抗战之眼”，其右目镜中的40密位分划更成为校正炮击的利器。

　　望远镜初成，龚祖同未止步伐。1940年，应前线急需，他率团队转向两种关键装备：

　　一是机枪瞄准镜：为解决重机枪仰射精度问题，他创新采用“倒伽利略系统”，将物镜与目镜反向布置，使射手能在掩体后隐蔽瞄准。镜体以黄铜铸壳，内嵌昆明水晶石磨制的透镜，可抗滇南湿热。首批80具交付滇南守军后，日军《阵中日志》记载：“华军机枪火力突趋精准，疑获新式装备。”

　　二是80厘米倒影测远机：此为炮兵测距核心装备，技术难度极高。龚祖同借鉴德国U-Boat潜望镜原理，设计三棱镜反射系统。最艰险处在于一米长的基线管加工——当时国内无精密镗床。老技工陈金发以土法破题：将钢管埋入炭灰缓冷三日消应力，再手工削内壁。1942年春，首台测远机在贵阳靶场测试，测距误差仅±5米，性能媲美日制“九三式”。

　　正当军工生产渐入正轨，龚祖同心中却深藏隐忧：光学玻璃依赖残存进口毛坯，终非长久之计。1939年冬，借母丧返沪之机，他秘密租用法租界小厂，以留学时省下的400英镑购石英砂试制玻璃。未料遭日伪侦知，以“私通重庆”罪名逮捕。狱中43日，日军利诱：“君若赴北海道制镜，可享帝国专家之尊。”他闭目不答。后经地下党营救脱险，化装成药材商潜回昆明。首次熔炼之梦，碎于铁窗。

　　1942年，转战贵阳，于荒山建厂再战。战时物资奇缺，他以陶土代耐火砖，竹篾编管道，竟熔出雏形玻璃。1945年抗战胜利，当局竟以“美国玻璃价廉”为由裁撤工厂！悲愤中，他挥别兵工系统，赴秦皇岛耀华玻璃厂任总工程师，冀借工业基础圆梦。然时局动荡，第三次试炼再夭。三次折戟，十年蹉跎，却未磨灭其志。

　　1948年，在上海结识刚归国的王大珩，二人执手相誓：“待河山重光，必熔中国玻璃！”这一诺言，终在新中国成立后于长春绽放——1952年除夕夜，一炉300升K8光学玻璃如赤金流淌，映亮他泪痕斑斑的面庞。此炉玻璃，不仅淬炼出国防光学的脊梁，更熔铸了一位科学家百折不挠的忠魂。

　　龚祖同晚年忆及此段，唯轻叹：“玻璃未成，乃平生大憾。”

　　科研铁军

　　龚祖同深知，救国非一人之功。他在昆明国民政府兵工署第二十二工厂（昆明光学仪器厂）设“光学讲习班”，授西南联大物理系学生以像差理论、冷加工工艺，播下中国光学设计第一粒种子。学生中走出共和国首批光学工程师顾金根、钱振业。在贵阳山坳，他派员赴美研习，织就人才网络。

　　抗战烽火里，设“龚祖同奖金”激励青年工徒，这些学徒后来成为北京、南京、上海光学工业的中坚，乃至共和国“光学七厂”的技术元老。更深远的是，他以“急国所急”的精神锻造了一支科研铁军。

　　1962年，花甲之年的奉命西迁，创建西安光机所。在黄土高原上，他率青年学者以手摇计算机、绘图仪为器，于1964年研成中国首台高速摄影机，记录下罗布泊那声震惊世界的东方巨响——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光测数据，由此诞生。昔日昆明厂培育的匠人精神，终在西北荒原结出“两弹一星”的硕果。

　　然历史长河默证，龚祖同牵头制造的那批诞生于昆明山坳的“中正牌”望远镜，不仅照亮了烽火中的战场，更点燃了中国光学自强的燎原之火：它映在1964年罗布泊核爆的高速摄影机里，凝于1989年兴隆山顶的2.16米天文巨镜中。

　　1981年，美国电影电视工程师协会将“福托-苏尼克斯成就奖”授予龚祖同，赞其为“高速摄影领域的先驱”。手捧奖章，他致信家人：“身处异邦，爱国之心愈炽。唯愿十亿同胞同心，建现代化强国于太平洋西岸！”此心此言，恰是其抗战岁月的注脚——从黄浦江畔到滇缅深山，从玻璃熔窑到核爆光轨，一生追光，只为照亮民族前路。

　　1979年，75岁的龚祖同宣誓入党，在志愿书中写道：“节省点滴时间献给党的科学事业，学习周总理鞠躬尽瘁。”

　　六载后，他病逝于西安。而今西安光机所“祖同楼”内铜像肃立，玻璃幕墙透射天光，恰似他熔炼的那炉K8玻璃，澄澈如初，映照着一个科学家在民族存亡之际，如何以智慧为火、以骨血为薪，在黑暗年代点燃不灭的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