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鬼的野餐：环球禁忌美食之旅》，[加] 高泰若著，木夏译，商务印书馆，2025年9月版，368页，60.00元

新年伊始，选择一部什么样的书来翻开新年阅读的第一页呢？在“重回越秀山边”的新年献词中，我们说在新的一年更需要的是勇敢——勇敢地在常识的土壤里，播种出属于我们的自由之花。这就让我想到了一部关于禁制、权力与以挑战禁忌维护自由的书，虽然看起来只是关于“美食”的书。

加拿大作家高泰若（Taras Grescoe）在七个国家旅行了一年，写出这部《魔鬼的野餐：环球禁忌美食之旅》（The Devil’s Picnic: Around the World in Pursuit of Forbidden Fruit，2005；木夏译，商务印书馆，2025年9月）。他的这次旅行写作有明确的目的，了解和调查一些国家对于某些“美食”的禁忌、管控、法律惩治以及相对应产生的反禁忌行为，这是一部非虚构作品。但不是一般的旅途见闻、风土人情叙事的旅行纪实，而是在七个国家围绕各自的核心主题深入采访、现场体验和在历史与现实之间深度思考的研究性写作的产物。在另一方面，该书主题带有的挑战性与探索性与作者的自由原则、批判意识和冒险精神紧密相关。作者的叙事更带有一种混合着严肃与戏谑、幽默与愤怒的风格；尤为难得的是，在阅读中总让人感到有一种情绪与温度与纪实文字流淌在一起。

该书前面的“推荐序”（译丛主编罗新撰）比较概括地介绍了全书的主要内容，对读者进入本书的阅读语境颇有帮助。那些“禁忌美食”中主要有挪威的家酿烈性私酒、新加坡的嵌着罂粟籽的咸味饼干、法国埃普瓦斯的奶酪、西班牙的牛睾丸、在美国的古巴雪茄、瑞士的苦艾酒、法国小镇的巧克力与欧洲的咖啡等，书中反复要表达的观点是为什么历史上的许多禁令注定失败或可能带来更复杂的社会问题，同时作者也一再重申，现代条件下的社会管控不可避免，重要的问题是如何平衡个人自主权与社会干预之间的复杂关系。“如果读者在获得许多有趣知识的同时，对作者的基本立场有一定程度的同情，也就是说，也开始反思如何在保障社会安全的前提下尽可能保留个体在饮食选择上的基本自由，那作者一定认为他已经实现了自己写作的原初目标。”（推荐序，VI）但是，值得思考的问题还是比较复杂的，我们不能轻易地既要又要——应该更具体地解读如何才能做到合理的、正当的平衡。

作者在“序幕”是这样说的：“我去年一整年都在和魔鬼调情。这是一次颇有风险的经历，要知道，他在过去曾引我踏上歧途。但我似乎从这场冒险中全身而退：我在瑞士山中狂饮苦艾酒，在安第斯山脉目睹了可卡因被从古柯叶中提取出来。我偷偷把口香糖和黄色影片带进新加坡，又在旧金山一口口地吸着古巴雪茄。我带回来危险的纪念品。”（1页）整整一年都冒着风险与魔鬼“调情”，最后能全身而退，而且带回了纪念品，除了勇敢之外，还有运气。在新的一年，但愿我们也能鼓起勇气，在不同的领域中与魔鬼“调情”，并且祈愿我们都配得上有那么好的运气。

那么，书名中的“魔鬼的野餐”究竟是指什么？“魔鬼”是那些被污名化的禁忌美食，所谓的“野餐”则拓展了我们对这个词的常规想象。作者关于这一“野餐”叙事的开头有点小文青的抒情：最后一片雪融化之后，与几个最要好的朋友来到小山上的公园野餐。但是，“山顶上立着一个天主教十字架”，同时要找一块不能让骑在马背上在山路巡逻的警察发现的好地方，一种在光天化日之下面对禁忌的挑战语境马上就出来了。在野餐垫上摆满了被文明世界的立法者诋毁、妖魔化和禁止的美食：从挪威私酒贩子那儿弄来的酒精含量93%的私酒，有麻醉作用的罂粟籽饼干，上面涂着冒着臭气的埃普瓦斯奶酪，作为主菜的熟食混搭是牛睾丸乱炖大蒜肉汤，还有雪茄、苦艾酒、至纯的巴斯克巧克力……这份菜单中的每道菜都有些东西是被禁制的，食用它们要冒着风险，那些视安全为第一、自命清高、政治正确和胆小怕事的人与这些美食无缘。当然了，作者邀请的朋友都不会是这些人，“他们当中许多人都有着开阔的胸怀。……据说，开阔的胸怀是魔鬼的野餐。”（2页）但是，在我看来“开阔的胸怀”有点失焦，也比较柔弱了，不一定配得上“魔鬼的野餐”。在“序幕”中所描述的这场野餐，更应该说是以理性与勇气之名向傲慢的禁制权力挑战的狂欢节，所谓的“美食之旅”其实是在舌尖上对人类本性、自由原则的反思之旅，没有半星鸡汤的闪光；更是对不同国情语境中的权力禁制的挑战之旅，展示的是对政治哲学、社会管理哲学的自由原则的深度思考与坚定宣示。因此，对于读者来说，不要被“野餐”“美食之旅”的字眼带偏了，它从某种意义上压根就可以说是一部维护个人自由、挑战严酷的权力管控的禁忌政治学读物。

在心理学上，得不到的、被视为禁忌的东西总是有吸引力的，在生活中许多人都知道这个道理。但是现代各国政府似乎不知道，或者知道了仍然要实施禁制性质的管控，也不管要付出什么代价。因此“整个事情十分荒谬。……最重要的是，这是对社会和经济资源的巨大浪费。因为人们的口腹之欲和放纵行为而惩罚和监禁他们，每年会给社会造成数十亿美元损失，并无可估量地增加人类的苦难。这种行为还忽略了一个简单的真理：禁止某样东西，它就会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大、更昂贵、更令人垂涎。”（3页）

在今天的世界上，在个人得以实施的自由权利与公权力禁制管控之间存在着一种反差现象。一方面我们能够在全球化经济的商业语境中轻易地实现跨越空间的消费欲望，即便是在普通人的日常网上购物清单上都可以看得很清楚，就如作者所讲的，“一种对世界资源的控制权甚至连古罗马的贵族或19世纪的欧洲贵族都未曾享有。我们可以在公共场合阅读《尤利西斯》和《洛丽塔》、浏览有伤风化的互联网网站、观看阿拉伯卫星网络、吃培根或吸鼻烟而不会被神秘的宗教禁令所恐吓”（3页）。在这里当然会知道在我们的清单上有些东西还是没有的。作者接着指出，“这种自由是一种幻觉。在21世纪，世界仍然充满了返祖式的禁忌。”今天的印度教仍然禁止食用圣牛，在北美禁止带几盎司正宗的农庄卡芒贝尔奶酪通过海关，禁止出售或饮用真正的苦艾酒……“这些禁令中的每一项，都诞生于仇外心理或道德恐慌的气氛中，让我们能够一睹社会恐惧的东西：来自外国的污染、不受约束的享乐主义、对职业道德的破坏。”（4页）在这里还应该加上更重要的一种忧虑和恐惧：对公共安全的威胁。

在表面上，从禁止某物的角度来看，这些禁令针对的是权力机构认为和宣称是有害的物质。但是作者一针见血地指出：“真正的战场是我们自己的身体——最终的牺牲品是我们对自己的主权。”（同上）是的，当代政治的管控目标中非常重要的就是对身体的管控。加拿大社会学家约翰·奥尼尔（John O'Neill）的《身体五态：重塑关系形貌》（Five Bodies: Re-figuring Relationships，李康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提出了“政治态身体”这个概念，对此我们并不陌生。我们曾经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中被禁锢在一整套禁欲主义政治文化之中，以消灭“邪恶”的身体欲望配合政治动员和规训，实现了最大限度的身体压抑，也就是高泰若所讲的“最终的牺牲品是我们对自己的主权”。那么，与魔鬼调情、冒险在草地上展开“魔鬼的野餐”，无疑就是一种身体的反抗。约翰·奥尼尔指出，“从罗马时代的平民分裂（plebeian secession），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街头政治，乃至今日之反核战、反全球化贸易抗议，人的身体屡屡提供了政治抗议的语言乃至文本，对抗那些使我们陷于非人性的管控机构”（《身体五态：重塑关系形貌》，51页）。他肯定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的街头身体政治表明了民众沟通能力的实现，他们探寻着对于政治态身体的合理表达（61页）；他在结语部分说，“今天的我们必须再一次用我们的身体去重新思考社会、亲属关系和历史”（107页）。可以说，“魔鬼的野餐”就是用我们的身体去重新思考权力施之于社会的食品禁制的合理性和限度，重新思考政府权力与个人自由权利的边界与底线问题。

正如在其他身体政治议题上的情况一样，思考者的个人语境对于思考的方式、路径和结果起着决定性的作用。高泰若说他自己从小一直对禁忌着迷。他无法理解那些不好奇的、仅仅因为不被现行法律所允许就拒绝体验不同的感官感受的人，因此他认为那些愿意越界的、天生叛逆的、无所事事的和独立思考的人往往是最好的伙伴。于是他在周游各国，决心追寻并尝试所有被禁止的事情，藐视所有让人节制欲望的建议。但是他的观点和立场也在调查与思考中产生了自然发生的变化：“开始旅行时，我是一个支持合法化的自由意志主义者，但旅行结束时，我对如何处理禁令，尤其是禁毒问题却有更微妙的看法。……当然，我早该知道：没有什么事情像乍看起来那么简单。和往常一样，魔鬼就在细节里。”（5页）

禁酒令在美国历史上产生过很多影响，高泰若以禁酒为例说明“在与各种禁令的长期斗争中，人类在规避专制法律方面表现出了强大的独创性”。1851年缅因州成为美国第一个禁止销售酒类的州，店主就开始对苏打饼干多收取五美分的费用，同时免费提供一杯朗姆酒：没有卖酒，只是免费赠送就没有犯罪（33页）。恐怕在各种食物禁制中，遭遇禁酒的经验是比较多的。直到今天，在美国的商店里买酒还是有限制的。疫情前我在美国的时候，有一次一家人去超市购物，我儿子想给我买一打啤酒，付款的时候被店员要求出示身份证明，因为联邦法律规定购买酒类的法定年龄为二十一岁。当时我儿子身上没带身份证明，就说给我爸爸买的，而我就站在旁边。店员说不行，要我自己重新去货架上取啤酒来交款才行。高泰若说：“如果酒是一种十分危险的东西，必须由政府垄断控制，那么政府为什么要竭尽全力推广它呢？答案很简单：挪威和加拿大一样，需要巨额资金来维持一个高度工会化、充斥着官僚主义的政府官方酒类商店网络。有证据表明，酒类专卖店不仅变成了一个庞大的、吸金的官僚机构，还十分腐败。”（35页）美国可能也会有这样的问题，这是在各国禁酒史上最关键的政治经济学议题：一方面政府要压制因酗酒而产生的健康问题和暴力，另一方面又不愿意放弃垄断销售带来的巨大利益。就这样，以公共卫生、政治正确或道德正义的名义发布了各种禁令，生奶奶酪、古巴雪茄、口香糖等这些被认为需要禁止的东西在今天看来很可笑，但如果能够看到在这些禁令背后的权力欲望与利益欲望，那就不会感到不可理解了。

在全书讲述的冒险故事中，新加坡之行应该是最有风险的，最后作者得以全身而退，既让他感到幸运，同时也不无失落之感。作者是有意自己把禁果带进新加坡的：约翰·克莱兰（John Cleland）于十八世纪创作的色情小说《芬妮·希尔：欢场女子回忆录》（Fanny Hill，别名Memoirs of a Woman of Pleasure）、三包共二十七片箭牌口香糖、一整包马莎百货（Marks & Spencer ）的咸味饼干，上面嵌着罂粟籽。好吧，根据新加坡的法律，持有色情制品最高罚款两万新加坡元（一万两千两百五十美元），进口口香糖罚款一万新加坡元（六千一百二十五美元），进口罂粟籽蛋糕处以六万新加坡元（三万六千七百五十美元）的罚款。他时刻提醒自己：在新加坡，官方政策是零容忍。首选的执行方法是绞刑架（54-55页）。他推着手推车朝绿色的无申报通道走去，从行李检查台前的警卫面前路过时，“我用时差还没倒过来的游客所特有的茫然目光作为掩护，同时做好了被拍肩膀的准备。但这并没有发生。玻璃门滑开。我没被带进审讯室。只有货币兑换和出租车等候区，令人舒适。如释重负而分泌的内啡肽充斥着我的身体”（56页）。这段描述非常真实而传神，那种感觉并不陌生，只是“禁果”并不相同。

新加坡素来以公共管理之严格著称。虽然我在两年前也去过新加坡，并没有像高泰若那种感受，但是他对于这个国家的管控之严格的思考是很有价值的。在印象中，对于这个国家的推崇是比较普遍的。正如高泰若所讲的，推崇者认为新加坡实行的是拥有廉洁领导层的技术官僚精英政治，是一个生活水平高于其前殖民者英国的东南亚超级大国。但是诋毁它的人则称它为“公主国”（Princessland），一个介于中国儒家官僚政府和英国寄宿学校之间的奇怪混合体。他自己的观察和看法是：“在新加坡，生活由政府（政府的首字母G总是大写的：在这里，国家和执政党是一体的）进行微观管理，监控摄像头和计算机网络延伸到公共住宅区。我听到的故事令人不寒而栗：电梯配备了尿液检测器，被摄像头拍到的膀胱虚弱的浪荡子的照片被刊登在国营《海峡时报》上。每个新加坡人出生时都有一个号码，从15岁开始就得携带国民登记身份证（National Registration Identity Card），预约医生、申请工作、开设银行账户，甚至预订音乐会门票或酒店房间都必须用身份证，因此国家拥有了一站式数据库，以检查所有公民的数字生活史和倾向。以下物品在新加坡是被禁止的：鞭炮（可能会引起火灾）、金箔包裹的巧克力硬币（可能会被误认为是真品）、光着身子在自己的公寓里走来走去（对公共礼仪的侮辱）。惩罚相当严厉。将榴莲壳扔到阳台上会收到劳改法令（Corrective Work Order）……”（57-58页）这些都令作者感到不寒而栗，但是在不同国情语境中的读者可能早就麻木了。“公民的数字生活史和倾向”这个说法比较有意思，在大数据时代的公共管理中已经成为实践中的议题，只是似乎在政治社会学研究中尚未被充分关注。

正是这种严格的管控使高泰若决定来此：“我想看看一个用严格禁令将几乎所有可以让人兴奋、改变思想甚至仅仅提供些许愉悦的东西加以禁止的社会。想象一个自由主义的乌托邦是什么样子并不难——我所要做的就是想象拉斯维加斯或蒂华纳被推向极端的样子，但我很难想象它的对立面。当一个国家以纪律严明的族长统治家庭的方式统治其公民时，会发生什么？这样的社会是社会团结的典范，还是会产生咯咯笑着违法的青少年和鬼鬼祟祟的告密者？我想，也许这里的人们过着充实的生活，禁果的问题甚至从来没有出现过。新加坡人很可能是一种新人类，没有需要控制的古怪冲动。”（58页）也许吧，在这里我再次感到不同的阅读者语境与作者语境之间的那种巨大的差异，结果会让我们多了一种阅读体会：我们可以想象一个很难想象自由主义社会的对立面的社会是什么样子的自由主义者是什么样子的吗？

有意思的是，作者来到这个国家之前正是它在管控方面即将有所放松的时候，这时他的观察就更有一种敏锐性。他发现在前进两步的同时也后退了两步：来自美国贸易的压力迫使像力克雷（Nicorette）这样经过医学认可的品牌的口香糖可以售卖，但只能由药剂师和牙医出售，他们还需要记下买家的名字……（63页）。在这里，关于“公民的数字生活史”有非常主流的承认：“李光耀喜欢把公民称为‘数字’，他在1987年说道：‘我经常被指控干涉公民的私生活……我毫不后悔地说……如果我们没有干预非常私人的事情——你的邻居是谁，你如何生活，你发出的噪声，你吐痰的方式，或者你使用什么语言一一我们就不会取得经济进步。我们决定什么是对的。不要管人们怎么想。’这就像伊丽莎白时代戏剧里反派角色的旁白一样具有启发性。”（64页）说得很坦荡、很公开，典型的李光耀风格。对此，高泰若深刻地指出：“披着威斯敏斯特式议会民主外衣的新加坡实行的是一个父死子继的王朝式技术官僚政治，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鸿沟完全没有被工会、协会、非政府组织或任何其他公民社会的表现形式所填补。”（65页）这个来自西方的自由主义旅行者——并不是以研究亚洲国家政治著称的学者——的判断很准确，而关于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鸿沟这个说法更是很形象地描绘出两者之间的公共领域的重要性。

既然是带着目的而来，观察到的现象肯定使作者深有感慨。漫步在中央商务区的街道、立交桥和购物中心的时候，徒劳地寻找个性或叛逆的蛛丝马迹，那种失望不能想象；即使是在凌晨一点，在马路上都没有汽车的情况下，行人仍然会等绿灯亮了再过马路。我想起过去看一部介绍纽约的书，说当地人过马路的时候在潜意识中有一种要闯红灯的冲动，因为循规蹈矩会被人笑称为外地来的“呆鹅”。另一件事，千禧年之初，一个公园里的演说者之角作为新加坡民主精神的新证据而被大张旗鼓地宣传，说是仿效海德公园（Hyde Park），但是高泰若发现前来演讲的人必须在警方那里登记，并没有多少人急于去登记（65页）。但是，比高泰若的观察更重要的是一位新加坡女作家对他所讲的：“新加坡的问题在于，这些禁令对人们来说都不重要。……我的很多朋友根本就没有反叛精神。他们刚开始要孩子，但他们完全不在乎审查制度；他们只想知道能不能把孩子送进音乐学校。我知道我的很多同事真的对这个体系感到不满，但他们觉得不会改变。这些禁令是由现有的权力系统设置的，在高层人士死完之前，这个体系就会一直是这样。”（67页）这样的话，外来者的敏锐观察与当地人的长期感受结合起来，这个地方的真实形象就比较靠谱地建立起来了。

但是，高泰若并不仅仅是一个观察者和思考者，同时还是一个要获得挑战体验的实践者，他要在对禁忌的冒犯中体验更加真实的感受。因此当他早上在酒店房间醒来的时候，拉开了窗帘，赤身裸体地泡了一杯速溶咖啡。这行为因在自己家中裸体出现并暴露在公众视野中，罚款两万新加坡元（一万两千两百五十美元）以及最高三个月的监禁。他非常希望自己能被发现，但是他失望了。他在捷运站台的安全摄像头前面把一杯饮料慢慢地倒在地上；在车厢里大嚼黄箭（Juicy Fruit）口香糖、在网吧检索情色网址，都没有受到惩治。他最后走进警察局大楼询问“在新加坡吃口香糖合法吗？”，甚至拿出箭牌包装给对方看，但还是安然离去。他得出的结论是，除非在政客的奔驰车上涂鸦，否则外国白人几乎不可能在新加坡被捕（68-72页）。唯一令他感到惊讶的是，卖淫在新加坡却是合法的，在六个指定红灯区有四百家持证妓院。妓女必须携带带有指纹的特殊的黄色身份证，并每两周接受一次健康检查（79页）。

关于监控问题，他的朋友告诉他，“由于人们不知道他们实际上被监视到什么程度，他们养成了条件反射地回头看的习惯，避免任何可能被视为越界的行为。”（80页）说得很形象，那是一种普遍性的集体心态。他自己的思考则更为深刻：“单靠禁令还不足以产生这样一个社会；禁令的背后必须有着根深蒂固的威权主义和惧怕权力的文化传统。……在新加坡，保姆国家则是用一种阴险的散播恐惧的行为、用无处不在的禁烟标志和监视它们的安全摄像头维持着。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如切里安·乔治所指出的——有关反对和抗议手段的所有记忆都消失了。”（82页）当他离开这个国家的时候，最后的挑战行为就是看着监控摄像头，拿出了剩下的咸味饼干捏碎，将碎屑撒在了潮湿的地面上。“运气好的话种子可能会发芽，罂粟会在保姆国家重新开花。既然整个环境就是一场噩梦，我猜新加坡公民会充分利用他们能做的所有白日梦。”（83页）

在全书的“尾声”部分，作者论述了一个经验性的关键问题：“如果有任何证据表明禁令确有效果，并真的阻止了人们使用危险的东西，我可能会考虑为其辩护。但纵观历史，禁止一件东西，特别是毒品，主要会带来三个后果：一是被禁品的烈性变得更强，并且由于不受监管而更为致命；二是价格被人为抬高，给地下犯罪黑市创造了大量财富，这些资金可能用于购买军火、发动自相残杀的战争；三是禁令本身会成为一种自我延续的制度，因此垄断机构和执法机构——无论是美国缉毒局、新加坡中央肃毒局还是世界各地的海关部门——最终都会像意大利黑手党、巴斯克埃塔、爱尔兰共和军一样，希望维持不正常的现状。”（347页）但是，高泰若也并非绝对地反对国家监管和禁制，对于美国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这样的自由主义者的理论表示不能接受，他认为呼吁建立不受监管的自由毒品市场是非常荒谬的（343页）。在九十年代初，我读过米尔顿·弗里德曼的《弗里德曼文萃》（高榕、范恒山译，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1年），收入的第一篇文章就是关于经济学中的道德与伦理价值判断问题；其他如《商业的社会责任》《公平与自由》等文章更是直接关注经济与社会问题。当时我对其中的《禁酒与毒品》（写于1972年）特别感兴趣，还专门写了一篇评介文章，但是没有发表出来。在米尔顿·弗里德曼和罗丝·弗里德曼夫妇合著的《两个幸运的人：弗里德曼回忆录》（林卓立、郑若娟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5年10月）这部回忆录中，米尔顿说这篇讨论毒品的合法化的专栏文章是针对尼克松总统对毒品宣战一事。该文引起了轩然大波，大部分是反对与斥责，但是支持者的人数比他们原来预想的高，主要都是赞赏他的勇气（《回忆录》，325页）。现在把那篇文章找出来重读，我觉得从逻辑理性的角度来看米尔顿的观点颇有启发性，其思想的敏锐和逻辑性的力量甚至在今天仍是我们的公共舆论不敢触及的话题，即便是在我们的经济学分析与公共政策学术讨论中也难以出现的。但是从现实的角度来看，他最大的问题是忽略了吸毒与自杀行为不同的特征是它会使人难以自拔，而且毒品与酒的特性也有很大区别。即便假如毒品合法而且可以廉价购买因而减少了因贩卖毒品而起的各种犯罪行为，但是瘾君子本身就往往会导致各种伤害行为。这种理论与现实的矛盾正是米尔顿在书中不断谈到的自由市场在理论上的胜利与在现实中遭遇的挑战，可以看作是高泰若这样的自由主义者也不能同意放任自流的理由。

最后，作者想象自己有朝一日会在花园里自由种植作物。有访客来的时候，可以与他一起野餐，他会提供自制的各种饮品，但绝对不会收费。“毕竟，即使在个人的伊甸园中，人们也必须给予魔鬼应有的位置。”（352页）这将是很让人期待的一次旅行，或许我和我的涂鸦队友有一天会成为作者的访客。

李公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