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经济导报）

转自：中国经济导报

本报记者  |  张守营

    作为长期深耕宏观经济与区域发展的学者，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教授郑超愚对未来五年的人口流动、城乡融合以及人的全面发展有着独到的见解。

    面对复杂的国内外经济形势，郑超愚认为，中国经济社会正处于一个关键的转折期，而“人的选择”将成为驱动这一时期发展的核心变量。

返乡与归乡：从“单向集聚”到“多元流动”

    谈到“十五五”时期的人口流动趋势，郑超愚首先指出一个正在发生的结构性转变：“过去那种‘一江春水向东流’、单向涌向一线城市的浪潮，正在被‘规模性返乡、归乡’所平衡。”

    郑超愚分析，这一变化既是政策调控的结果，也是区域发展趋于均衡的体现。“像武汉、合肥这些省会城市，还有不少二线城市，如今基础设施、生活便利程度提升很快，和一线城市的差距在缩小。”他举例说，近年来不少中西部省份的“人才回流”现象明显，比如四川、重庆等地，凭借电子信息、装备制造等产业集群的升级，不仅留住了本地人才，还吸引了沿海的产业工人和工程师回流。

    与此同时，生活成本、家庭结构、年轻人观念的变化，也在推动选择多元化。“独生子女的父母年纪渐长，希望子女在身边；年轻人也更看重生活质量与自我实现，不一定非要在‘金字塔尖’的城市里挣扎。”郑超愚认为，这种变化与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相关——人均GDP达到一定水平后，人们更重视生活的自主性与丰富性。

    郑超愚特别提到了“县域”在人口流动中的关键作用。他以浙江德清、安吉等地为例，这些地方通过发展“数字游民”基地，吸引了大量原本在北上广深工作的年轻人带着笔记本电脑“远程办公”。这些年轻人既享受了乡村的生态环境，又没有脱离城市的产业生态。“这说明，‘十五五’时期，人口流动不再是简单的‘城’与‘乡’的二选一，而是基于产业、生态、文化等多维度的‘混合式’选择。”

城乡融合：破除制度壁垒，实现双向奔赴

    针对城乡二元结构与融合问题，郑超愚指出，二元经济是工业化过程中的常见现象，其根本解决依赖工业化的完成。当前推动城乡融合，主要是为了破除户籍、资源分配等方面的制度性歧视，而不是要把农村变成城市，或者让城市像农村。

    他提醒，城市化仍是经济发展的重要规律。“城市带来的规模效应、人际网络，对知识创造和创新非常关键。人类社会是群居的，文明也与城市发展紧密相连。”

    结合“十五五”规划建议，郑超愚强调，县域将是城乡融合的“主战场”。要通过壮大县域经济，让县城成为吸纳农业转移人口的“蓄水池”，让农民“离土不离县，进厂不进城”成为一种高质量的选择。

自由迁移的挑战：“托达罗模型”与中国方案

    自由迁移意味着什么？郑超愚回顾了户籍制度的历史背景，指出其是特定时期为国家工业化积累资金的产物。“从方向上看，保障平等的迁移权、就业权和公共资源享有权是必然的。”

    他借用经济学中的“托达罗模型”来解释可能出现的均衡：城乡收入差距促使农民进城，但城市的失业率会成为调节阀——预期收入等于城市工资乘以就业概率。

    “中国过去通过户籍管控，避免了大规模城市贫民窟的产生；放开后，市场调节机制会更强。”但他也坦言过渡期的难题：经济周期会影响流动节奏，有时失业问题被回流掩盖，有时大量人口涌入可能推高城市失业率。

    针对这一挑战，郑超愚建议，在“十五五”规划中，应更加注重“人地钱挂钩”和“常住地服务管理”。他提到，广东等地正在探索的“积分入户”和“居住证一卡通”制度，就是很好的尝试，即公共服务的供给不再完全依赖于户籍，而是依据常住人口规模进行动态调整。这能有效降低人口流动的制度成本，避免“半城镇化”带来的社会问题。

    就养老问题，郑超愚认为，未来可能出现更多“告老还乡”或城市老人向低成本、好环境的城郊、乡村迁移的现象，比如北京通州、河北大厂等地。

    谈到“投资于人”与终身学习，郑超愚认为，这是经济进入一定阶段后的自然选择。随着“百岁人生”时代到来，传统的“教育—工作—退休”三段式模式被打破，延长退休年龄、让有意愿的老年人继续工作，可以减轻社会总抚养负担。

    整场交谈，郑超愚始终保持着学者特有的冷静与务实。在他朴素的叙述中，人口流动、城乡发展、制度变迁与人的选择，交织成一幅复杂而又充满动态的中国发展图景。而无论趋势如何变化，他始终将“人的全面发展”置于思考的中心——或许，这正是理

    解转型中国的关键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