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0日，日本长期国债在东京债券市场继续遭到抛售，导致收益率不断上扬。当天，作为日本长期利率指标的10年期日本国债收益率一度上升至2.330%，为1999年2月以来的最高水平。这一市场异动恰逢日本政局进入敏感时段，引发投资者对经济前景的深度忧虑。

什么原因导致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再达新高？

恰逢高市早苗政府宣布解散众议院提前大选，是否说明市场对其激进财政政策没信心？

国债遭抛售，对汇率以及日本民众的日常生活带来哪些负面影响？

总台环球资讯《闪评》邀请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所特聘研究员项昊宇带来详细分析：

美国金融信息网站“市场观察”截图

日本国债收益率再达新高的原因？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所特聘研究员 项昊宇

这一现象主要由三大因素驱动：

财政纪律松动：高市内阁财政纪律的松动是国债抛售潮的导火索。由于日本朝野各党在众议院大选临近之际竞相提出将食品消费税完全取消的减税提案，市场担忧未来日本财政收入会锐减，赤字会扩大，甚至不得不增发更多国债来填补窟窿。

货币政策转向预期：日本央行2025年12月上调基准利率，日本央行行长植田和男表示，近期又释放鹰派信号，暗示若物价走势维持高位，2026年可能进一步加息。这种货币政策由超宽松向正常化回归的转向，直接推高了债市的利率水平。

通胀与日元贬值压力：在全球高通胀背景下，日元贬值推高进口能源和材料的成本。这种通胀长期化的预期使得投资者要求更高的久期溢价，从而导致长端国债遭受持续抛压。

东京证券交易所(图片自：日本《每日新闻》)

这是否反映了市场对高市政府激进财政政策的态度？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所特聘研究员 项昊宇:

高市早苗主导的“早苗经济学”核心就是扩张性财政政策，在日本国内物价高企的背景下，她为选举需要而承诺暂停征收食品消费税，并大幅增加防卫预算和产业投资。在债券持有者看来，这无疑是给日本已愈发严重的债务问题火上浇油。

日本公共债务占GDP比重已超过260%，叠加日元贬值问题，市场出现"债汇双杀"局面，这深刻反映了投资者对于日本财政可持续性正在逐渐丧失信心。

提前举行大选也许有助于巩固高市的执政地位，但同时也意味着高市极具争议的扩张性财政政策未来可能会更加毫无阻碍地推行。国债收益率的飙升本质上是市场在为日本可能出现的财政悬崖进行定价，也就是说，投资者正在通过抛售日本的债券来表达对于日本政府缺乏长期债务偿还计划的担忧。

国债抛售对汇率和民众生活有何影响？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所特聘研究员 项昊宇:

日本国债抛售引发的利率上行正在通过汇率和信贷这两个渠道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深刻影响日本普通民众家庭的财务状况：

输入型通胀加剧：国债价格的暴跌往往伴随着资本的外流，导致日元对美元等主要货币进一步贬值。这对食品和能源自给率较低的日本来说，直接结果就是燃油、电费、食品等生活必需品价格连续上涨，民众的实际购买力被严重削弱。

信贷成本压力骤增：10年期国债收益率是日本住房贷款长期固定利率的主要定价锚点，其收益率不断上升，意味着数百万背负房贷的日本家庭将面临还款利息显著增加，这对日本社会而言是一个非常大的冲击。

中小企业经营困难：中小企业融资成本的上升可能会导致裁员，甚至是停止调薪，在生活成本上升的同时，收入的增长却陷入停滞，会导致整个社会内需进一步萎缩。

长期财政挤出效应：从长远来看，日本政府用于教育、育儿等社会保障的财政预算可能会被日益增长的国债利息支出所吞噬，这种对经济民生的负面传导效应可能是长期而深刻的。

日本央行如何能回天？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所特聘研究员 项昊宇:

在当前大选政治敏感期，日本央行实际上处于既要抗通胀，又要稳市场的两难境地，很可能回天乏术：

紧急购债操作：日本央行可以随时宣布以固定利率无限制地买入日本国债，从而强行给利率设定上限，以防止收益率继续暴涨。但此举会被外界视为日本的财政赤字货币化，这会进一步诱发日元的抛售。

调整缩表节奏：鉴于现在市场的不稳定性，日本央行可能会推迟原定于2026年初开始的减持国债计划，通过维持现有的购债规模来给市场提供流动性。

预期管理：在1月份的央行政策会议上，日本央行行长植田和男可能会考虑采用更加温和的措辞来安抚市场的情绪。

这些手段在短期内可能会起到一定作用，但其副作用也非常明显。只要高市政府不对外明确展现出遵守财政纪律的信号，日本央行的任何干预其实都只是在拖延时间，难以从根本上化解市场对于日本风险的重新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