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骗色社群”承诺让男人学会“拿捏”女人的知识。男性支付高昂的费用,在培训师的指导下,习得与女性建立亲密关系的套路。如今我们熟知的PUA一词,便起源于此,最初指 “搭讪艺术家”(pick-up artist),后衍生为情感操纵与精神控制的统称。
《亲密陷阱》是首部关于“骗色社群”的长篇研究,一部起底PUA群体的社会调查。作者进行了一年多的行业调查,采访了30多位业内受访者,亲身记录形形色色的培训课堂,在近60万字的资料基础上完成本书。PUA产业建构出一整套话语逻辑,强化刻板印象和性别对立,将女性物化为性资源,把亲密关系视作可以被管理的项目。作者描述了英国的骗色产业以及背后的文化脉络,呼吁人们抵制骗色,探索更为健康、真诚的亲密关系。

《亲密陷阱》,[英]瑞秋·奥尼尔 著,魏华容 译,岳麓书社出版
>>内文选读:
以跨国的视角看待PUA
周可笛:我第一次在中文语境中接触到PUA这个表达是在好几年前。当时PUA已经是一个很流行的网络用语,通常表示男性为了诱骗和控制女性采用的情感操控手段。那时并不知道PUA其实是“搭讪艺术师”(pick‑up artist)的缩写,更不知道它背后牵连着更广阔的跨国产业,这个产业专门训练男性诱骗女性。我在攻读硕士期间读到这本书,才了解到这一切。我鲜少读过如此有力而令人叹服的作品——不仅是选题本身吸引人,更是在于您如何从经验、理论和方法的维度拆解这个问题。所以我想先提问:您是否了解PUA这个词在中国广泛流传的情况,以及它特别的使用语境?如果是,那么这和您目前对骗色产业(seduction industry)的了解有什么契合的地方呢?
瑞秋:我也是最近才了解到PUA在中文世界里经历了怎样的传播才成为大众用语。整个过程非常值得关注,尤其是PUA的中文用法和它本身在骗色产业中的含义(搭讪艺术师的简称)显著相关,却又有很独特的区别。我很早就知道骗色产业在中国乃至世界各地的存在,但PUA在中国的语言学发展现象对我来说是新的发现。某种意义上,我恰好能借此阐述它如何能印证本书的一个核心观点。
异性恋男性可以且应当将亲密生活视为需要学习、投资、“优化”的项目。为此,他们当然可以采取各种策略来打压女性,这样才能“平衡竞争环境”。这种思考模式虽然可能最初出现在骗色产业中,但若进一步反思,我们不难发现它其实也能“完美契合”更广义的社会图景。简单来说,这些逻辑十分符合一些现存的理解,关于做人应该如何(积极进取、有企业精神、有野心),关于男性在关系中如何对待女性(自信、强势、主导、“像个男子汉”)。
在我看来,PUA一词在中国的流行更有力地佐证了这一观点。很多人使用PUA这个词的时候不是特指骗色产业,反而让这个词拥有了常识的地位。它成为便捷的标签,用来描述男性试图操纵、打压,最终控制女性的那些可辨识的交际模式。就像很多女性观察到的那样,这种行为在骗色产业出现之前早已存在,更不是所谓搭讪艺术师的专利。所以从根本上讲,PUA并不是一个新现象,在中国不是,在世界各地也不是。新出现的是骗色产业在多大程度上有技术地系统化这些行为,创造了一个兜售这些技巧的新市场,很明显地吸引越来越多的男性前来买单。
周可笛:全书通篇我很欣赏的是,它不是把骗色文化视为英国独有的现象,而是以跨国的视角展开讨论。虽然它的研究对象是英国的骗色产业,整个研究却带有一种全球性的感知。它试图解读话语、资本与欲望的跨国流动如何塑造亲密关系、男性气质与自我认同。
作为中国的读者,我感到这种视角和中国当下息息相关。很多时候,围绕亲密关系的讨论是我们思考权力、关怀、能动性与自由这些更大命题的入口。
瑞秋:在英语世界,“异性恋悲观主义”的话语也反映出许多年轻女性对与男性的亲密关系感到失望。这还不包括全球范围内反对性骚扰与性暴力的各种运动,比如全球性的“米兔”运动,以及拉美的“一个都不能少”。在回答《亲密陷阱》这本书能为这些讨论(尤其是中国的语境)带来什么之前,我想先说说我不希望它带来什么。
我尤其不希望任何地方的女性将这本书当作“预警手册”来读,用它来更好地保护自己、提高警惕。年轻女性已经有太多需要担心和应对的事情了,我不希望我的书再给她们增加负担!
如果要说我对这本书的中译本有什么特别的期望,那我希望它能触及更广泛的讨论,关于如何在世间生活、如何与他人建立关系,尤其是在异性恋亲密关系的语境中,但也不限于此。
本书的结论章叫“抵制骗色”。它的确是要批判骗色产业,但它更呼吁大家反思这个产业对异性恋关系的理解,以及它推崇的异性恋理性。骗色产业的亲密关系模式要求大家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更充满了敌意和对立。在我看来,这是一种非常贫瘠的亲密想象。不论从心理或生理层面来看,我都不觉得男女之间必然或生来就要以这种方式相处。
我相信,在我的研究中,有一些男性其实是意识到了这一点的。有一位非常坦诚的骗色培训师就曾在采访中承认,他教的技巧虽然在表面上“奏效”,但并不能真正解决那些驱使男性来求教的深层困境。他也承认这个产业对男性可能是有害的(但同时他对骗色产业可能带给女性的伤害就不那么敏感)。
还有一些男性则陶醉在“PUA明星”的角色光环中,享受着自己高超骗色技巧带来的声名,又因骗色带来的糟糕后果而名誉扫地。我完成研究后不久,就有这样一位男士从圈子里消失了。后来我得知他自杀了。他曾经表现得那么自信,到底是怎样的绝望才迫使他结束生命?两者之间的落差实在难以想象。
我并不想从个案中做过多推论,但基于我做的所有研究,我可以有把握地说:骗色文化并不真正服务于男性。操控女性、有策略地谋算她们、控制她们、坚持主导地位——这些行为并不能缓解大部分男性在亲密关系乃至生活中的普遍不满。相反,尝试用这些手段实现男性气质的自我,可能还会加深他们被异化的感觉。
因此,我认为年轻女性和男性需要共同参与更广泛的讨论:我们希望与彼此建立怎样的关系?我们希望如何交往、如何沟通?亲密关系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应该带来怎样的感受?这不是一个容易展开的对话,也不是女性或女性主义者可以单独完成的。男性也需要参与进来,并且要以真诚的态度参与,愿意承担暴露脆弱的风险,才能探索新的可能性。
这就是我对这本书中译本的最大期望。再次感谢你们给予我这个机会,我感到非常荣幸。(摘自《亲密陷阱》中文版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