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开年以来，国家金融监管总局各地分局通过公告逐个披露相关批复，同意广州银行关停旗下信用卡中心位于佛山、东莞、中山、惠州、珠海、江门、深圳的全部7家分中心，并注销各分中心相关金融许可证。

这7家分中心的关停批复在一个月内先后落地，这一密集的收缩举措，更像是广州银行应对经营现实的适应性调整，结合其信用卡业务规模下滑、资产质量承压的背景来看，或可窥见其零售业务发展逻辑可能面临的调整。

业务浮沉：从扩张领跑至收缩清收

广州银行信用卡业务的起步虽不算早，但其发展爆发力却曾令业界瞩目。2011年10月，该行正式取得信用卡发卡牌照，2012年初逐步启动相关业务；2016年，更在南沙自贸区成立了当时全国城商行中较为罕见的信用卡专营机构，为业务扩张奠定了坚实基础。在行业快速发展的黄金时期，广州银行凭借灵活的经营机制和极具针对性的地推策略，迅速在零售贷款领域抢占份额，实现了业务的快速突围。截至2018年末，其信用卡贷款余额已跃居国内城商行首位，成为该行拓展零售业务版图、提升市场影响力的“定海神针”。

然而，高歌猛进的发展态势背后，风险隐患早已悄然埋下，资产负债表上的一系列数据，率先向市场发出了预警信号。数据显示，广州银行信用卡贷款余额在2022年末攀升至1015.1亿元的历史峰值，在个人贷款总额中占比高达55.1%，成为支撑个人信贷业务的核心力量。

但进入2023年后，这一千亿规模的业务板块却遭遇了明显的增长失速：当年末贷款余额降至860.2亿元，一年内减少154.9亿元，降幅达15.3%。这种收缩态势并未得到缓解，到2024年末，信用卡贷款余额进一步滑落至704.4亿元，较2023年初再减155.8亿元，短短两年时间里，业务规模缩水超过300亿元，累计跌幅高达30.6%。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累计发卡量在2023年末仍凭借惯性维持在618.4万张的历史新高，但“发卡量增长、资产规模收缩”的反差，已难以掩盖业务发展中的结构性矛盾。

比规模缩水更令市场关注的，是信用卡资产质量的持续恶化。2021年至2023年间，广州银行信用卡不良贷款余额从16亿元持续攀升至42亿元，不良贷款率更是呈现逐年上升态势：2021年为1.79%，2022年升至2.89%，2023年末进一步攀升至4.88%。

这一接近5%的不良率水平，不仅显著高于同业平均水平，也打破了该行长期以来的高增长幻象。

资产质量的下滑直接传导至盈利能力，2024年该行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仅录得10亿元，同比大幅萎缩18.5%，直接拖累了全行非利息收入的整体表现。

广州银行信用卡业务的滑坡并非偶然，除了宏观经济环境复苏不及预期、居民消费需求恢复不稳等外部因素影响外，监管政策的调整成为推动业务转型的核心推手。

根据监管新规，信用卡不得发放5万元以上现金分期，而这一业务此前曾为广州银行贡献了大量现金流。

政策调整后，该行被迫将原信用卡预借现金分期的部分业务调整为自营个人消费贷款，直接导致信用卡资产余额出现“被动收缩”。

在此背景下，此前为扩大获客规模而布局的7家异地分中心，逐渐从利润贡献引擎转变为沉重的成本负担。截至2023年末，仅信用卡中心就背负着527名劳务派遣员工的成本开支，其中463人分布在销售一线。在成本与收益逐渐失衡的现实面前，全面收缩异地分中心布局，成为广州银行优化资源配置、缓解经营压力的必然选择。

而在关停这7家异地分中心、裁撤信用卡业务前端销售力量的同时，广州银行也在不良资产清收领域持续加码，以此应对严峻的资产保全压力，缓解资产质量下滑带来的经营困境。

根据广州银行官网发布的公告，截至2026年1月，该行仅在“逾期欠款清收机构”项下，就密集委托了40家专业机构，业务范围覆盖福州、杭州、深圳、上海、宁波等全国各大城市。与此同时，该行还同步公布了27家诉前调解及法律服务机构名单，形成了一个由近70家外部机构组成的专业化催收网络。

这些机构通过电话提醒、信函告知、面谈沟通、申请冻结支付账户乃至司法诉讼等全方位手段，向违约借款人及担保人进行合理催收，最大限度维护银行资产安全。进入1月底，该行进一步面向社会公开增补清收律所准入，将清收区域划分为广州、南京、湛江等15个重点片区，且明确各区域律所准入数量“不设上限”，同时要求准入律所具备至少3年以上批量清收经验。

这种对专业法律清收资源的迫切需求，也从侧面反映出该行资产保全工作的紧迫性与严峻性。

资产透视：不良认定中的风险隐现

信用卡业务收缩、清收持续加码的背景下，广州银行资产质量的深层问题逐步浮出水面。1 月 19 日披露的《红棉广赢 2025 年第一期信用卡分期资产证券化信托受托机构报告》，既为外界观察其资产质量提供了微观切片，也将该行不良贷款认定标准的微妙变化具体呈现出来。

从微观视角来看，截至2025年12月31日，该资产池内逾期90天以上的分期债权金额为381.5万元，占资产池总额的1.33%。然而，同一份报告的“五级分类”分布表显示，被划分为不良贷款（次级、可疑及损失类之和）的金额仅为314.2万元，占比约1.10%。

这一数据落差意味着，在该信用卡特定资产池内，有约0.23%的资产虽已逾期超过90天，但在广州银行的风险评定中，仍未被计入不良贷款范畴。

这种“逾期90天以上资产占比高于不良率”的现象，在银行审慎经营的常规语境下，通常意味着——该行对风险的认定标准可能存在一定弹性，而这种微妙落差，也被视为其财务报表的一种“美化”滤镜。

若将视角从微观切片放大至宏观监管指标，广州银行近年来不良认定标准的“宽容度”变化则更为清晰。

从整体资产质量来看，该行虽始终维持“不良贷款完全覆盖逾期90天以上贷款”的合规底线，2024年该覆盖比例为136.31%，但其不良认定的严谨度却在持续下降。

“不良贷款/逾期贷款”的比例，是衡量银行不良认定严谨度的核心指标。纵观广州银行近年来的年度数据，这一指标呈现出清晰的下行轨迹：2021年为53%，2022年降至46.2%，2023年曾短暂回升至57.7%，到2024年末则急剧跌落至37.6%，创下近年来新低。

这一比例的持续下滑，意味着在广州银行的账面上，越来越多的逾期贷款被归类为“关注类”而非“不良类”。

截至2024年末，该行关注类贷款余额已达229.2亿元，同比增长9.2%，占贷款总额的比重升至4.96%。

这一庞大的“关注类”资产，在事实上形成了缓冲地带，起到了平滑利润、优化账面不良率表现的作用。

财报承压：核心指标滑坡

透过信用卡业务的调整，广州银行整体经营的放缓态势，已在多维度财务数据中清晰显现。其核心经营指标的连续下滑，勾勒出一条令人担忧的发展曲线，也折射出部分城商行在行业转型期面临的普遍困境。

营收增长动能的衰竭尤为明显。财报数据显示，广州银行的营业收入在2022年达到171.5亿元的顶峰后，便开始掉头向下：2023年降至160亿元，同比下降6.7%；2024年进一步下探至137.9亿元，同比跌幅扩大至13.9%；进入2025年，这种颓势仍未得到有效扭转，前三季度营收仅录得97.2亿元，同比跌幅仍维持在9.7%的高位。

与营收萎缩相比，利润端的下滑更为显著。该行归母净利润从2021年的41亿元持续下滑，至2024年仅剩10.1亿元，三年间缩水近四分之三，其中2024年单年归母净利润跌幅高达66.5%。

利润的断崖式下跌，核心原因在于信用减值损失的居高不下——2024年该行信用减值损失支出高达90.9亿元，巨额的拨备计提直接吞噬了大部分经营成果，也暴露了存量资产质量隐患的集中释放。

在监管指标层面，广州银行正面临盈利空间收窄与资本充足度承压的双重挑战。

该行净息差已从2019年的2.30%持续收窄至2024年的1.35%，这一变化意味着，城商行长期依赖的“息差躺赚”模式已彻底终结，盈利空间被大幅压缩。

反映股东回报率的净资产收益率，更是从2019年的11.35%跌至2024年的1.96%，创下历史新低。

与此同时，资本充足率的持续下滑也发出了风险预警：截至2025年三季度末，该行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已由2024年末的9.10%降至7.73%，接近监管红线，这不仅限制了其未来的业务扩张空间，也对其后续经营稳健性和合规发展带来了不小的压力。

事实上，广州银行面临的困境，并非个例，而是过去十年部分城商行激进扩张零售业务的集中后遗症。

在经济上行周期，通过大规模劳务派遣员工开展地推、依托信用卡现金分期等业务获取高额利差，曾是部分城商行实现“弯道超车”的重要路径。

但当宏观经济环境发生变化，行业监管趋于严格，这种缺乏稳固风控体系、过度依赖规模扩张的经营模式，其潜在风险便迅速暴露。

从关停7家异地分中心、注销相关金融许可证，到大规模委托近70家外部机构开展清收工作，广州银行的一系列举措，本质上都是在为过去一段时期较为激进的扩张模式承担相应的风险与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