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美日罕见联手干预汇市，引发全球市场瞩目。然而，自7月末干预推动日元汇率触及155后，到8月20日，日元兑美元汇率再度逼近159。摩根士丹利的统计数据显示，目前日元汇率比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的长期平均水平低约40%。

对此，标普全球前副主席、知名经济学家保罗·谢尔德（Paul Sheard）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专访时表示，外汇干预仅能在短期内“买时间”，日元的长线走势最终仍取决于美日货币政策的基本面与经济增长预期。

谢尔德预计，日本央行将在9月的会议上加息25个基点，而日本经济的长远发展仍面临人口萎缩、错失AI红利及地缘政治摩擦等多重结构性挑战。

“政府干预如同一列‘疾驰而来的火车’”

谢尔德表示，面对日元急剧贬值带来的输入性通胀和国民生活水平侵蚀，日本政府进行干预在情理之中，“自2022年3月美联储开启加息周期以来，日元经历了长达数年的持续贬值，一度跌至1美元兑164日元附近，这使得日本的购买力和全球经济地位受到显著冲击”。

谢尔德表示，经济学界普遍的共识是，在中长期视角下，外汇干预通常收效甚微。“日本政府此举更多是为了转移目标，为包括货币政策在内的基本面政策的生效争取时间。”他解释道， 政府干预就如同一列“疾驰而来的火车”——短期内，投机客和对冲基金会避其锋芒，从而促使日元出现显著回调；但当干预的“火车”驶过后，市场参与者将重新评估基本面。如果日本央行和美联储的利率政策、经济增长和通胀前景等底层逻辑未变，汇率将重新回归此前的轨道。

针对市场盛传美国参与干预是为了防止日本抛售美国国债进而推高美债收益率的说法，谢尔德并不以为然。

他认为，美债收益率是由美国经济基本面和市场对美联储货币政策的预期决定的，而非短期内的供需关系。私人部门持有近30万亿美元的美债，日本即便抛售千亿美元级别的美债，被人为压低的价格，也会立即吸引套利者买入，因而这一担忧在逻辑上站不住脚。

美国财政部最新每日现金与债务余额报告显示，截至周二（19日）美国未偿公共债务总额达到40.047万亿美元。其中公众持有国债32.266万亿美元，政府内部账户持有债务7.782万亿美元。不到十年时间，联邦政府债务规模已经翻倍以上。债务增量中，约三分之一来自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前总统拜登两届政府为应对新冠疫情而大规模举债的两年；剩余部分则源于两届总统的财政政策选择，叠加长期存在的收支失衡问题。

谢尔德补充称：“美国的协同行动更多是出于盟友间的姿态，以及当前美国政府不希望看到日元过度贬值从而提升日本出口竞争力的政治考量。”

日本财务省20日公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受大宗商品等进口成本上涨的影响，日本7月贸易逆差达6345亿日元，连续第3个月出现贸易逆差。

数据显示，7月日本出口额11.51万亿日元。当月进口额同比增长27.8%至约12.15万亿日元，连续6个月增长，且连续两个月创历史新高。其中，原油进口额达1.41万亿日元，同比增长87.8%。

“ 日本政府的政策组合存在明显的内在矛盾”

相较于美联储在后疫情时代激进加息525个基点，日本央行退出量化宽松后的货币正常化步伐显得异常谨慎，两年多来仅加息约100个基点。

谢尔德预测，日本央行在9月的政策会议上最有可能加息25个基点，而非更为激进的50个基点，并预计此后日本央行可能会在明年年初再次加息25个基点，逐步将利率推向1.5%左右的中性水平。

谢尔德强调，没有货币政策转向配合的外汇干预是无效的。如果日本央行能更果断地加息，促使套利交易平仓，将对支撑日元、平抑输入性通胀产生实质性帮助。但是，“尽管日本央行在法律上拥有货币政策的自主权，它仍面临来自政府维持低利率以支持经济活动和债务偿还的政治压力。”谢尔德解释道， 当前日本政府的政策组合存在明显的内在矛盾。一方面，政府希望通过扩张性财政政策来缓解民众的生活成本问题，如计划自明年4月起将食品消费税降至1%；另一方面，超预期的通胀迫使日本央行加息。

除利差因素外，外国投资者对日本长期经济增长前景的悲观预期，也是日元难以获得系统性支撑的重要原因。谢尔德认为，人口结构挑战与保守移民政策，错失人工智能风口，以及地缘政治风险的拖累等三大结构性逆风，仍是制约日本经济吸引力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