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人物：吕舟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清华大学国家遗产中心主任

中国文物学会副会长

一条线，一座城，一部史。他始终坚信，北京中轴线，这个代表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一定能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自2009年起，他主持北京中轴线申遗文本编制及保护工作。历经15年坚守与努力，2024年7月，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自此，这条令世界瞩目的全长7.8公里的城市中轴线，开始向世界讲述古代中国和当代中国的故事。

他是吕舟，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清华大学国家遗产中心主任，中国文物学会副会长，长期从事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参与并主持了大量具有全国乃至国际影响力的文化遗产保护项目，比如三峡库区张飞庙搬迁保护规划、汶川震后都江堰二王庙修复工程、鼓浪屿历史国际社区申遗等。

2013年，他荣获国际文化财产保护与修复研究中心成就奖，这是中国学者首次获得该奖项。

在吕舟看来，北京中轴线的核心意义是从世界遗产的角度阐述了中华文明的延续性和统一性。北京中轴线凝结了中国文化对秩序的追求，展现了中国理想都城的营建格局，直至今日，仍深刻影响着北京城市的发展。

中房报记者 许倩 北京报道

从永定门到钟鼓楼，“北京中轴线”纵贯北京老城南北，其始建于13世纪，形成于16世纪，此后经不断演进发展，形成今天全长7.8公里、世界上最长的城市轴线。

这条线，吕舟走了无数遍。

2024年7月27日，在印度新德里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6届世界遗产大会通过决议，将“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条中轴线，成为北京第8处世界遗产、中国第59处世界遗产。

北京中轴线申遗的成功，离不开吕舟及其团队15年来的坚守与努力。2009年开始，吕舟就带领团队开始了北京中轴线申遗的论证与准备工作，并全程主持申遗文本的编写。

他说，在世界遗产的申报中，一定要讲好中国故事。文物或者文化遗产保护，不仅仅是保护文物本体，更重要的是保护文化的延续性，这是最核心的内容。

这次采访约在东城文化发展研究院，这栋坐落于北京皇城根遗址公园内的建筑，拥有百余年历史。如今，它静立绿荫中，既是红色地标，也是时代窗口。它生动诠释着，让历史充满生命力地“活”在当下，才是最好的保护。

“城市当中有无数这样的空间。”吕舟说，我们要做的就是怎么样盘活现有存量，让其发挥更大作用，创造更多的机会，让这个城市更有特色。在城市建设和建筑创作中，要弄清楚城市的根是什么，创作灵感的根和源泉是什么，它和城市的历史文化有什么关系，这是很重要的。

在吕舟看来，申遗成功只是一个起点，一个真正推动城市发展的起点。他要做的工作，还有很多。

从清华园开始的守护之路

1978年，百废待兴的中国迎来了科学的春天，吕舟也于此年踏入了中国顶尖学府——清华大学。他就读的建筑系，由一代宗师梁思成创办。4年的建筑设计训练，为他打下了坚实的技艺根基；而在大学最后一年，他将专业方向转向建筑历史，希望透过建筑的形态，深入理解其背后广阔的历史脉络与文化精神。

这个选择，为他后来从事文化遗产保护奠定了基础。“那个年代，学习更多的专业知识，能为国家多作贡献是大家关注的问题。”他说。

1994年，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工程正式获批建设，一个严峻的问题摆在面前：如何保护这片土地上的文化遗产？当时在清华大学任教的吕舟，就这样踏上了文化遗产保护的道路。他参与的重庆云阳县张飞庙搬迁保护，成为三峡文物保护中的一个标志性案例。

数十载耕耘，吕舟的身影贯穿了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和修缮的一系列核心现场。从世界屋脊上的西藏布达拉宫雪城，到中原文明的圣地山西晋祠；从学术殿堂北京大学燕园，到千年木构典范五台山佛光寺；从见证近代工业风云的上海江南造船厂，到汶川震后紧急抢修的都江堰二王庙、伏龙观等文化遗产。这份沉甸甸的“战绩”，清晰勾勒出他在中国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留下的坚实足迹。

在吕舟的职业生涯中，他的很多工作还和世界遗产联系在一起。

1985年，中国加入《世界遗产公约》，1986年开始申报。但真正迎来发展是在2000年以后，其间有两个事件起了巨大推动作用。一是2004年第28届世界遗产大会在苏州成功举办，吸引了中国社会对世界遗产的关注；二是国家文物局和无锡市从2006年起连续8年举办了中国文化遗产保护无锡论坛。

期间，吕舟是一位不可或缺的亲历者与推动者。他不仅是苏州世界遗产大会主席的文化遗产顾问，也是无锡论坛的参与者。

自2002年起，中国每一项世界文化遗产的申报背后，几乎都有他参与评审和论证的身影。从佛教圣地五台山，到国际历史社区鼓浪屿，再到气势恢宏的“北京中轴线”，这些备受瞩目的申遗项目，都由他操刀负责。

“申遗工作中，很重要的一点是，怎么样把国际上世界遗产的思想方法，与我们中国的实践相结合。”他说。

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作出指示：“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要统筹安排，申报项目要有利于突出中华文明历史文化价值，有利于体现中华民族精神追求，有利于向世人展示全面真实的古代中国和现代中国。”

这些话吕舟铭记于心。在他看来，北京中轴线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案例，它体现了中华文明对秩序和构建和谐社会的追求，反映了中国人对整个世界的认知和理解，包括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城市生活和国家治理的关系等；它强调了700年来中华文明的连续性，这种规划思想一直影响到今天北京城市的规划。这本身就是一个讲中国故事、传播中国文化的重要过程。

一条中轴线的时代答卷

作为文化遗产的北京中轴线，南起永定门，经正阳门城门和箭楼、天安门广场、天安门城楼、故宫、景山，北至万宁桥、钟鼓楼，长约7.8公里，天坛、先农坛、太庙和社稷坛分别列于轴线两侧，这也是北京老城的中心区域。

行走在北京中轴线上，人们既可领略“都”的中正庄严，也能感受“城”的生生不息。这条线上，每一个具体的人，都是古老遗产与现代生活相融的生动诠释。

2009年，吕舟带领团队开始了北京中轴线申遗的论证与准备工作，并全程主持申遗文本的编写。

回忆起这段往事，吕舟说，那个时候，我们经常讨论，作为申报世界遗产的预备性项目，未来中国有什么东西可以展现给世界。因为中国是一个遗产大国，随着每年申报列入世界遗产的名录在变，预备名额也在变，所以需要经常不定时讨论未来还有什么样的项目。我们当时考虑到，北京中轴线、中国的茶文化、中国瓷器等，这些都反映了中华文明对于世界文明的重要贡献和影响。

“如果再往上溯，梁思成先生在1951年就讲过北京中轴线对于北京的重要意义。北京中轴线这样一个形态，本身就是中国的传统世界观的表达，它塑造了一种城市的秩序，如何让它被世界所了解，这是我们当时推动北京中轴线申遗的一个很重要的出发点。”

这个过程并不容易。讲好故事，讲好北京中轴线的价值，成为文本编写中最有挑战性的问题。

“怎么样把中华文明的历史文化价值用国际化的语言来讲？怎么找到一个最好的途径讲好中华文明故事，让世界的人能够理解？这个过程中需要多方面努力和积累。”他回忆道。

“大家反复讨论，如何从语境、内涵上更充分地把北京的历史文化价值呈现出来，同时又要符合世界遗产的语境，这其实是一个没完没了的工作，从申遗文本开始编制到最后完成，我们一直在讨论。没有文本，就无法申报，这中间文本经历了多少稿已经数不清了。最后我们选择了一条最核心的标准，就是北京中轴线是一个延续的文明的独特的见证。”

北京中轴线申遗过程中，不乏国际上的质疑之声。“有质疑其实是件好事情，它会促进我们不断思考怎么样去深化故事的阐述，让北京中轴线能够最终被大家所了解和接受。”吕舟说。

他举了个例子，2019年我们曾在北京开过一次国际研讨会，讨论北京中轴线的价值。会上有国际专家提了一个问题，说故宫以南或景山以南，都是皇家的建筑，没问题；但是北半部与北京中轴线的核心价值是不是有关系？

“这恰恰是我们要去解决的问题。”吕舟说，我们追溯中轴线的起源，就是钟鼓楼，它相当于中心台的位置。而且，钟鼓楼本身是有神圣意义的，它反映了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节奏。这个理想秩序，就包括时间秩序。从都城的城门启闭，到万民的日常作息，时间管理就是国家礼制最根本的体现。所以，钟鼓楼同样具有重要价值。当我们真正读懂它，所有曾经的质疑，最终都化为今天深刻的认同与接受。

自2009年启动北京中轴线申遗，到2024年7月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前后历经15年时间。“我们没觉得15年很漫长，只是觉得经过15年努力，最后成功了，大家都很高兴。”在吕舟看来，申遗成功是一个起点，一个真正推动城市发展的起点。

让文化遗产“活”在当下

完善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体系成为推进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任务之一。今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中提出，完善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体系，完善城市风貌管理制度，保护城市独特的历史文脉、人文地理、自然景观。

“从上世纪80年代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开始的时候，文化遗产保护就和城市发展密切结合在一起。文化遗产保护本身就是城市更新的一部分。”吕舟说。

北京中轴线的保护，不仅是文物保护项目，更是一次系统的城市更新过程。比如，通过文物腾退和申请式退租，高密度区域的居民有机会外迁改善居住条件，留下的空间也得以进行环境提升。

钟鼓楼周边地区的蜕变就是证明。站在钟鼓楼放眼望去，昔日杂乱街区已重现北京传统风貌，并开放出许多新的游览点和公共空间。居民和游客在此体验城市、享受生活，这正是城市更新活生生的体现。

这也体现了城市更新的核心目标——在保护历史的同时，创造更宜居、更具魅力的当代城市空间。“世界文化遗产，必须对城市的发展、对人的生活产生实际的影响；文化遗产必须在动态发展中找到新的生命力。”吕舟说。

“北京中轴线”不仅向世界讲述了其所承载的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和独特观念，各种配套活动和宣传也让文化遗产与社区、与公众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它告诉人们：世界遗产应当成为人们社会生活的一部分，为今天的可持续发展注入力量。

“要让大家充分认识到历史文化保存和城市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关系。”这样一个意识形态与认知层面的转变，也是最难的。

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后，吕舟主要推动了两件事：一是将中轴线的价值教育融入中小学教材，让孩子们知道“北京有条了不起的中轴线”；二是借助数字技术让文化遗产“活”起来、传播出去。

他认为，将中轴线遗产价值系统地融入基础教育当中，通过中小学教育传播北京中轴线的价值，让更多孩子能够从历史与文化、从世界的视角来认识北京中轴线。这种“从专业到普及、从保护到育人”的转化，正是“后申遗时代”最具示范意义的探索。

采访过程中，吕舟多次提到“创新”两字。他说，城市更新也好，文化遗产保护也好，每个项目都有自己的特点，每个项目都应该有所发现和创新，它不重复。如果用重复的方法，其实是很糟糕的。“我们需要不断学习、不断创新，才能更好地履行文化传承的使命。”

征途未歇，吕舟和他的团队已经再度起航。他们的下一站，是助力千年瓷都景德镇叩响世界文化遗产大门，让世界重新认识景德镇。

对 话

吕舟：有质疑是好事

中国房地产报：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对北京乃至中国意味着什么？

吕舟：北京中轴线是东亚文明在城市规划上的杰出典范，填补了世界遗产中东亚城市规划的空白。北京中轴线历经700年都城建设，将最重要的建筑与国家核心价值观凝聚于一线，是中华文明连续性、统一性、创新性、包容性与和平性的实体缩影。这条轴线不仅是向世界解答“何以中国”最直观的故事，也是中国人探寻“自身从何而来”的文化坐标。

此外，北京中轴线申遗过程本身也是北京可持续发展的过程，激发了社会对历史文化的关注与创意转化，为未来北京描绘了承古开今的城市图景。

中国房地产报：在北京中轴线申遗过程中，有没有听到过国际上的一些质疑的声音？

吕舟：质疑太正常了，问题是你怎么样去解决这些问题，怎么样让北京中轴线能够最终被大家所了解和接受。有质疑其实是件好事情，它会促进你不断思考怎么样深化你的文本阐述。

中国房地产报：当知道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后，您当时最大感受是什么？

吕舟：我一直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项目，一定会成功，当然这个过程中会有很多的波折。这说明，无论是文本工作，还是整个环境整治，最终呈现出来的形象都非常成功。在北京中轴线申遗过程中，我们每一步的推敲，本身就是一个国际对话交流的过程，所以对这个结果也并不意外。

中国房地产报：从2007年到现在，您参与和主持了多个项目的申遗工作，有哪些中国的遗产保护理念在国际上被认为是比较先进的？

吕舟：如何将国际遗产理念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并通过中国的案例贡献于世界，这一点贯穿于我们所有项目之中。北京中轴线申遗在方法论上推动了国际遗产界的讨论，我们创新性地阐释了何谓“文明的连续性”，并通过申遗过程及申遗之后，向世界表达了中国人关于遗产保护、城市可持续发展与高质量发展的一系列理念。

中国房地产报：您最近着手推进的事情或者主要的与建筑或文化遗产保护有关的工作是什么？

吕舟：我们团队正在投入景德镇申遗工作，同时也在积极推动数字化技术在文化遗产价值上的表达和运用。我们也在密切关注并参与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体系化建设。根据两办文件，2025年要初步建成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体系机制，我们正联合相关机构与协会共同研究和构建一套科学的评估方法与标准，来衡量这一中期成果。

中国房地产报：最近几年，您在思考些什么？对于人生有什么新的思考？

吕舟：贯穿于我所有工作——无论是北京中轴线、景德镇申遗，还是城市更新——其背后都有一个统一的理论内核。文明的延续和弘扬才是真正的“守正创新”。

“实践、思考、再实践”，这是一个持续提升的过程。这个过程中，持续不断的创新，正是我们最根本的动力源泉。

这种思考习惯，源于我长期的世界遗产工作经历。早在2004年中国主办第28届世界遗产大会时，我担任大会主席的文化遗产顾问，我就在思考：《世界遗产公约》作为全球196个缔约国的共同承诺，它究竟要解决什么根本性问题？从全球视角看，各国的共同需求是什么？中国自身需要解决的问题又是什么？

更进一步，作为世界遗产大会的主办国，中国的实践与智慧，能够为世界贡献什么？这些问题，始终驱动着我的思考与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