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0月29日，在南非约翰内斯堡生鲜产品市场，一名工作人员在包装油桃。（新华社发）

2025年见证了国际贸易政策的剧烈波动，美国在上半年推出所谓“对等关税”举措，将贸易战、关税战战火烧向全球，直接冲击了以世贸组织为核心的国际贸易体制。截至2025年年末，尽管全球尚有72%的货物贸易仍能按照最惠国待遇原则开展，并且全球货物贸易在某种程度上受“预置进口”影响展现出韧性，但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增强，加剧了全球贸易面临的长期下行压力。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贸易虽相较于传统商品贸易展现出更强增长势头，但尚难以作为新增长极带动全球贸易可持续复苏。随着有关暂时性因素消退，全球贸易增速将进一步放缓。

美单边主义措施引发全球贸易政策震荡。世界贸易组织于2025年12月发布《世贸组织贸易政策审查——国际贸易环境发展概览》指出，政策不确定性正在成为全球贸易环境恶化的核心表现指标，而美国加征关税举措是导致这一不确定性上升的关键来源之一。报告指出，美国加征关税举措产生政策外溢效应，诱发其他国家上调关税、引入出口管制、加强产业支持或贸易救济、调整绿色或高技术领域的贸易政策，导致全球贸易政策波动加剧。报告还指出，美国在制造业、气候与技术领域推行的关税保护等产业政策带来全球范围内的模仿效应，使各国纷纷调整本国产业与贸易政策，贸易规则环境更加动荡。在政策不确定性加剧的环境下，各国无法预测美国下一步行动，企业无法评估中长期贸易成本，供应链因关税预期而提前进口，造成贸易量数据扭曲，全球产业链出现“碎片化”，这些都导致全球贸易发展面临的不确定性进一步增加。

针对政策不确定性对贸易的危害，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在2025年9月发布的《全球贸易更新》报告中指出，全球贸易经常会遭到关税、流行病、地缘政治对抗等因素的冲击，但目前的形势特点是不确定性本身已经具有了系统性，而且往往比关税本身更有危害性，因为企业可以适应关税带来的高成本，但难以针对充满不确定性的政策设计应对方案。

暂时性利好因素掩盖全球贸易遭受冲击的事实。2025年上半年贸易增长超出预期，造成该现象的关键原因之一是受美大幅上调关税影响，大批美企抢在高关税政策生效前进口囤货，把未来数月甚至一年以上的进口提前到关税生效前完成，进而造成贸易繁荣的统计假象。“预置进口”是企业对关税威胁的应激反应，并不代表真实需求增加，其导致贸易周期呈现“先高后低”特点，掩盖了实际需求可能正在走弱这一事实以及贸易紧缩的风险。

世贸组织2025年两次上调贸易增速预测，美国“预置进口”均被列为主要推动因素之一。在2025年8月的贸易预测更新中，世贸组织将全球货物贸易增速从此前4月预测的下降0.2%上调为增长0.9%，美国在2025年一季度进口量环比增长14%，2025年上半年进口量同比涨幅也高达11%。在2025年10月的更新中，世贸组织将全年货物贸易增长预测进一步上调至2.4%。然而世贸组织警告，这种“预置进口”与“库存囤积”并不会无限持续，随着高关税的实际生效，以及库存逐步消化，进口需求将降低，导致贸易在2025年下半年与2026年受到压制。世贸组织对2026年的贸易展望态度悲观，将增长预测调降至约0.5%，表明“预置进口”的提振效果是暂时的，而且后续贸易可能因新关税和政策不确定性而承压。除了“预置进口”外，2025年还有几类暂时性因素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贸易额的“虚高”，掩盖了其承压现状。其中，能源、金属、农产品等大宗商品价格上涨，以美元计价的贸易增长部分反映了价格上升，而非贸易量的恢复。此外，部分国家为了缓解经济下行，推出出口退税、补贴、临时优惠政策，这会在短期内刺激出口数据，但本质上是一次性操作，不代表基础需求改善。

新兴产业贸易和服务贸易拉动作用有限。人工智能和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在2025年对贸易确有拉动作用，但尚无法逆转传统贸易下行的宏观趋势。世贸组织研究显示，人工智能硬件和数字服务虽然单价高、增长快，但当前体量远小于服装、汽车、能源、金属等传统商品的全球贸易基数，因此对总体贸易量的拉动有限。同时，由于人工智能相关产业链高度集中在少数经济体，这导致贸易增长无法惠及多数发展中国家，限制了全球层面的增长。许多国家经济仍依赖实物出口，数字服务贸易无法完全替代这些产业对就业与外汇的贡献。此外，人工智能与数字基础设施投资和贸易活动周期敏感度强，活跃程度取决于企业资本开支与技术投资，在利率上升或金融条件紧缩时，相关支出迅速降温，从而使“拉动”很快消退。世贸组织的长期模拟显示，若全球政策与技术差距缩小，人工智能软硬件通过本身作为商品参与贸易，或服务于其他货物贸易，到2040年有望使全球贸易提高约34%至37%，但这是基于广泛扩散假设的“潜力”估计而非现实预测。如当前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突出，数字鸿沟有增无减的趋势延续，实现上述贸易促进功能的前提条件将难以具备。

未来全球贸易将持续面临较大下行压力。随着“预置进口”带来的短期刺激消退，未来全球贸易将在结构性、制度性与周期性因素的冲击下，更加直观呈现出持续下行或弱势面貌，包括增长更缓慢、波动更剧烈、区域化和碎片化加剧。随着政策层面的逆全球化加剧，尤其是保护主义与关税上升，关键中间品与高科技产品面临的关税与出口管制增加，直接抬高贸易成本并破坏全球分工。世贸组织明确将上升的贸易壁垒列为贸易前景恶化的核心风险。同时，地缘政治分裂与供应链重塑短期可能增加替代性贸易，但长期将降低整体跨境贸易强度，使贸易规模逐步收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联合国贸发会议均指出“贸易重构”与“经济碎片化”对贸易增长会带来不利影响。此外，全球增长本身趋弱会拖累贸易活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指出，宏观基本面决定贸易长期走向，当消费、企业资本支出与私人投资不足时，货物贸易尤其受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