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梁涛（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古文字与中国古典文明研究中心教授）；杨清瑞（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博士生）

　　《尚书·金縢》讲述了武王病重时周公祈愿以身相代，藏祝册于金縢匮中，后来成王听信流言猜忌周公，及至天现异象、开匣得见祷书方才悔悟的故事。周公代祷是整个故事的枢轴，故清华简同篇直接以《周武王有疾周公所自以代王之志》为名。周公表示自己愿意代替武王罹疾升天，从而延续周家“敷佑四方”的大业。他将祝册藏到金属封缄的匮匣里，再嘱咐参与者切勿泄漏此事。整个过程主要涉及三大要素：疾病转移、族群义务和缄默禁戒。学界对其应归于巫术还是道德各执一词，但仔细辨析可知代祷植根于巫觋文化与鬼神崇拜，也包含一定内在伦理价值。只不过后者被儒者不断放大，与此同时，周公的形象亦完成了从巫术权威到道德圣贤的演化。

　　一

　　周公代祷以疾病转移为核心本质，最初秉持着生死可代的原始巫术观念。英国人类学家弗雷泽的著作《金枝》里有将灾祸转嫁给他人的记录：当特拉凡哥尔地区的邦主将死时，某个神圣的婆罗门会做好为其罪责献身祭坛的准备，表示自己愿意代之承担病痛，从而祈愿邦主长寿并统治下去，周公的行为与此异曲同工。《史记》所载的《金縢》异文甚至增加了揃爪沉河祝神的细节，更是高度符合巫术的接触律法则。其祷辞为“王未有识，是旦执事。有罪殃，旦受其不祥”，亦和波斯历史上某人暂行王职以转移国王灾祸的做法相仿。周公用巫师身份施行的代祷，可谓典型的转移巫术做法。

　　先秦巫祝群体谨循职事传统，亦深信死疾能移。春秋末期周大史曾建议楚昭王行禜，把当害王身的灾祸转给臣子。此事在《史记》中被放到昭王患病的背景下，并补充了将相“请自以身祷于神”的描写，可视作周公代祷的复刻。据《吕氏春秋》，司星子韦也曾提议转移天罚到臣民身上，以避免宋景公命尽死亡的悲剧。不过此时巫史文化已逐渐脱离原始宗教思维，代祷弥漫着一种德巫之间的内在张力。故景公称：“民死，寡人将谁为君乎？宁独死。”《吕氏春秋》称其为“至德之言”，美德福报取代了巫术疗愈的效果。《左传》更是借昭王之口提出“不有大过，天其夭诸。有罪受罚，又焉移之”，并引用“孔子曰”称赞其“知大道”，从根本上否认转移巫术的可行性。

　　汉唐经学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回避代祷的有效性，并通过价值重构赋予周公代祷以深厚的伦理正当性。郑玄认为“命有定分，非可代死，周公为此者，自申臣子之心，非谓死实可代”，用理性的内涵为巫术祛魅，使关注焦点从最初的愈疾目的转向非功利的道德表达，从追求手段的有效性转向行动本身的价值意义。孔颖达继续申述伪孔传之意：“死生有命，不可请代，今请代者，圣人叙臣子之心，以垂世教耳，非谓可代得也”，亦转而标举臣子心志与道德榜样，力斥代死巫术之虚妄。至吕祖谦仍坚持天命寿夭皆有定数，表示代祷是“莫之为而为，周公之圣，诚意不已”（《增修东莱书说》），周公的德性形象愈发丰满。

　　此后尽管生死可代之说偶得重倡，但皇天飨德的人文机制悄然替换了转移巫术背后鬼神无常的预设。《书集传》道：“周公忠诚切至，欲代其死以输危急，其精神感动，故卒得命于三王”，周公之德被视作代祷成功的关键。所谓“一念诚孝，感格鬼神”，正体现了周文化所推崇的嘉德助祀说，当“其德足以昭其馨香”时就可以“登闻于天”，于是鬼神“观其政德而均布福”（《周语·国语》）。阎若璩读《金縢》感慨“人死可以请代免，则益信周家得祈天永命之道”，而“其德之用，祈天永命”亦正是敬德思想的重要内容。

　　二

　　周公代祷是为了维护族群利益，其动机则来自早期巫术习俗的强制义务。殷人从鬼神崇拜中滋生出以身代死的巫术，选择亲臣履行转移君主灾病的责任。而西周初期殷商遗风犹存，周公代祷自可与此相参。

　　该惯例形成的直接原因在于远古社会观念中，神圣帝王的生死和健康关系到族群的兴亡，所以臣民为了集体的生存必须对他予以保卫。既然君王是集体福祉的超自然保证，拥有给民众创造丰硕收成、战争胜利和绵长生命的能力，那么为王分疾就成了族亲臣属们重要的义务。周公代祷时一方面说自己“多材多艺，能事鬼神”，宣称其死足以代神性君主之死；另一方面强调武王凝聚着“敷佑四方，定尔子孙”的王朝核心利益，便是这种习俗性责任的彰显。

　　也就是说，周公代祷很可能源自家族共同体基于利益计算的路径依赖，意在依照受神性权能支配的巫术古俗，以同宗母弟充当国王替身来护佑周邦。后来随着社会评价体系的更改，“王愆于厥身，诸侯莫不并走其望，以祈王身”的下属义务逐渐变形，成为“子之于父，臣之于君，有疾而祷，礼之常也”的伦理制度，而拱卫王家、藩屏封建的宗法要求又旨在合众人以成道德团体。《金縢》结尾处补记成王因发现代祷而愧悔，紧接着宣称周公有勤劳王家的美德，这种关联书写使得代祷从此也浸润在德性的光辉之中。

　　在周文化德观念的濡染下，外在的规约义务早已被涵化为内在的道德自觉。比如郑玄就阐明周公代祷是由于“君父疾病方困，忠臣孝子不忍默尔。视其歔欷，归其命于天，中心恻然，欲为之请命”，君父病时臣子的道德情感油然而生，因不忍之心而主动选择牺牲。他通过渲染周公的内在德性，竭力论证代祷出于纯粹的道德驱动。强调周公主动奉献的意愿，把行为动机擢升到忠孝精神的层面。周公作为道德理想的积极践行者，内心深处的价值认同与情感力量突破了以往被动的巫术基调，将西周社会重塑成坚实的道德共同体。

　　三

　　周公代祷以缄默禁戒为操作要领，同样蕴含着禁忌隐秘的神圣巫术属性。封缄代祷祝册并佐以噤声命令来确保祝祷代死的成功，与“愿望讲出来就不灵了”之类的避忌禁讳如出一辙。“古者敬神，凡卜筮之物皆不敢亵，既毕则藏之”，故而有金縢匣中缄闭的秘书。沉默亦是敬畏鬼神的注脚，祭祖时得做到“奏假无言,时靡有争”，方能实现“绥我眉寿，黄耇无疆”（《商颂·烈祖》）。唯有保持庄敬肃穆的缄默，才可获得上天与祖先赐予的长寿福祉。

　　马塞尔·莫斯曾强调巫术固有的隐秘特性，行为和行动者都在神秘中藏匿。周公“纳册于金縢之匮”，并“诫守者勿敢言”，代祷的相关仪式就在对外缄默中秘密举行。正如古希腊的厄琉息斯秘仪“是任何人都不可违背的庄严秘仪，任何人亦不能询问与泄露，因为众神可畏的威严禁止我们言传”（《荷马赞歌：致得墨忒耳》）。涂尔干主张巫术禁忌可呈现为以缄默仪轨等形式隔绝凡俗世界，通过约束节制最终获得神圣效果。而周公实施代祷这一转移巫术过程中设置双重禁戒，即在规箴官吏的同时，又维系着人神之别的神圣秩序。

　　周公代祷的鬼神色彩褪去后，其巫术固有的隐秘性也在历代诠释中慢慢消失。孔颖达首倡“周公使我勿道此事者，公以臣子之情忠心欲代王死，非是规求名誉，不用使人知之”，推测周公命守者保持缄默是忠德使然，即“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易·系辞》）。朱熹则从接受者的角度立论，说臣子为君父的疾病行祷“非病者之所与闻也”（《论语或问》），原因是患者若知情便会被迫落入谄媚鬼神、苟且偷生的恶劣境地。吴嘉宾和钱穆等亦持此说，按照忠恕的理路来解释《金縢》中周公代祷时命祝史勿敢言的行为。吕祖谦更是直接提出“公命勿敢言，见周公诚意感人之深”。廖名春则指明“勿敢言”体现了周公谦逊低调的品格，从封建意义上的忠孝扩展至更具普遍性的个人美德。至此，周公代祷的巫术特质已彻底退却，以德性为内核的圣人形象完成了其经典形态的建构。

　　综上，《尚书·金縢》诞生于商周革鼎之际的特殊历史阶段，周公代祷可追溯至古代的自然宗教观念。西周以降崇德文化盛行，周公代祷获得了全新的解读。视命不可代而天精诚可感，宗教牺牲的义务内化为忠孝伦理的自觉，宗教禁忌的缄默规训变成谦逊默言的高尚品德。这些伦理价值最终成功遮蔽了代祷的原始巫术属性，周公道德模范的形象自此矗立。

　　《光明日报》（2026年01月10日 11版）

[ 责编：王文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