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宫 立（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

　　1937年11月15日黄昏，38岁的老舍匆匆告别妻子儿女，拎起书桌旁的小皮箱奔赴济南火车站。在友人的托举下，他从车窗挤进最后一趟南下的火车，投身火热的抗日救亡运动之中。

　　1938年，老舍与郭沫若、茅盾等人在武汉成立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老舍成为抗战文艺大军的领军人物，组织作家战地访问团，开办通俗文艺讲习班，推动“文章下乡、文章入伍”。他自己的创作也紧紧围绕抗战主题，通过小说、曲艺、剧本等多种形式的作品，直接有力传递抗战决心和民族精神。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还要数被他称作“抗战文艺的一个较大的纪念品”的长篇小说——《四世同堂》。

　　1944年1月1日，老舍在小说《火葬》的序言中发出“抗战文艺，谈何容易”的感慨，认为“今日的战争是全面的，无分前方后方，无分老少男女，处处全都受着战争的影响”，“我们今天不写战争和战争的影响，便是闭着眼过日子，假充糊涂”。他要用文学表现“战争”，以此说明“在战争中敷衍与怯懦怎么恰好是自取灭亡”的道理，于是有了长篇小说《四世同堂》。

　　1944年1月，老舍在重庆北碚动笔，到1945年底，完成了三分之二。起初，《四世同堂》在《扫荡报·扫荡副刊》上刊发，“每期发3000字左右，每次都放在第四版左上方的显著地位。它很受读者欢迎。《扫荡报》也因此销路大增，快赶上《大公报》了。”《扫荡报·扫荡副刊》编者陆晶清回忆。老舍同意《扫荡副刊》刊登《四世同堂》，提了三个条件，其中之一是“原稿要保持清洁，不能排脏”。因此，每次发排、校对完，陆晶清就将手稿退还给他。据统计，从1944年11月10日到1945年9月2日，《四世同堂》连载共计178次。

　　在《扫荡副刊》上发表的是第一部《惶惑》，1946年1月、3月由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分上、下册初版。第二部《偷生》，1945年5月1日至同年12月15日连载于《世界日报》“明珠副刊”。1946年11月，第一、二部由晨光出版公司分上、下册初版。

　　1947年5月1日，上海《文艺复兴》第三卷第三期刊出“晨光文学丛书”版《四世同堂》第一、二部的出版预告，称其为“中国文学史上空前未有的大长篇”“抗战以来最伟大的文艺作品”，并对小说内容作了介绍：“以陷落后北平城的一角——小羊圈里面各种人物的动态作中心，写祁老人一家祖孙父子四代人物在这个大时代的动乱中如何各自抱定各自的生活态度去应对这个伟大的民族战争的故事。”

　　在《四世同堂》中，老舍不但创作了鲜活的人物、生动的故事，还创造了富于感染力的语言，由此写就了一部“战争启示录”：“在乱世里，花草是长不牢固的，假若你不去保护自己的庭园；书籍仪器是不会按秩序摆得四平八稳的，假若你不会拦阻强盗们闯进来”“在乱世，每一个国民的头一件任务是牺牲自己，抵抗敌人”。在这里，老舍“不单报告了宝贵的人生经验，而且是用了言语的精华报告出来的——它的语言像一个一个发亮的铜钉似的，钉入人们心里”，用掷地有声的文字向我们宣告：“有了和平，人类的眼才会看到更远的地方。”

　　作品连载期间，正值北平、上海等地处于日伪统治或刚获得解放的阶段，许多经历过沦陷生活的读者从祁家的遭遇中看到了自己的影子。有北平读者说：“读瑞宣的挣扎，就像读我自己的日记——想逃出去，又舍不得一家老小。”这种对“沦陷区普通人困境”的精准刻画，让作品成为“战时记忆的共鸣载体”。不少读者将其视为“精神慰藉”，认为它“说出了我们不敢说的痛苦与坚守”。即使在饥饿与压迫下，小羊圈胡同的人仍偷偷过端午、贴春联，这种对民俗的执着，本质上是对“民族身份”的坚守。这种书写让沦陷区民众在文化层面确认：“只要我们还记得怎么生活、怎么做人，这个民族就不会亡。”许多读者在回忆中提到，读《四世同堂》时，会想起自家胡同的往事，这种“文化乡愁”转化为对“收复故土、重建家园”的渴望，成为抗战后期一种特殊的精神动力。

　　茅盾在1946年评论道：“在抗战文学中，《四世同堂》是唯一一部深入沦陷区‘日常生活’的作品。它不写英雄壮举，只写柴米油盐中的坚守与堕落，这种‘微观叙事’比呐喊更有力量。”巴金在1947年写道：“老舍先生让我们知道，战争中最可怕的不是死亡，是精神的投降。”

　　1946年3月，老舍应邀访问美国，在这期间完成了第三部《饥荒》，还与翻译家浦爱德合作，将《四世同堂》全部译成英文，于1952年在纽约出版。后来，小说还被翻译成日文本、法文本、德文本、越文本等。

　　《四世同堂》一直受到读者喜爱，于1985年和2009年两次被改编成电视连续剧，2001年被改编成曲剧，2010年被改编成话剧。2006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法国著名作家勒·克莱齐奥曾在法文本新版《四世同堂》的导言中称老舍为自己的老师。

　　《四世同堂》的鼓舞作用不在于点燃一时的激情，而在于在漫长的时间中，为人们提供了一面“照见自己”的镜子——让普通人看见自身的力量，让迷茫者找到精神的坐标，让整个民族在文化记忆中确认“我们是谁、为何而战”。正如老舍在创作谈中所说：“我想写的不是英雄，是‘人’——他们的挣扎、觉醒，就是民族的挣扎、觉醒。”这种对“人”的尊重与信任，恰恰是抗战时期最持久、最深沉的鼓舞。

　　《光明日报》（2026年01月11日 0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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