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改革报）

转自：中国改革报

□ 张守营

国家数据局近日批复天津、河北（雄安新区）、上海、江苏、浙江、广东、四川等7个地区，建设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这份清单看似是一系列地方性试点，但其内涵远不止于此。它更像是由国家层面系统布局、地方深入探路的“综合实验室”，目标直指数字经济发展中最核心、也最难啃的“硬骨头”。

这不是简单的政策优惠或项目扶持，而是一场围绕新型生产关系的深刻试验。七地看似各有侧重，例如：上海聚焦长三角协同，广东强攻“人工智能+”与新基建，苏浙则深耕数据要素与实体经济的融合。这种差异并非随意安排，而是一种有意识的战略设计。国家需要的，正是不同基础、不同条件的区域，能针对数字经济的关键瓶颈，拿出差异化的解决方案。其核心任务非常明确：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如何让数据这个新型生产要素的价值充分涌流？又如何构建与之匹配的产权、流通、分配和治理体系？

改革事项多达158项，真正的攻坚点，在于将无形、可复制、权属复杂的数据，转变为可确权、可定价、可交易、可分配的关键资产。这好比在数字世界编写一套全新的“基础会计法则”。浙江试水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江苏探索数据资产评估，广东研究跨境数据流通“白名单”，这些尝试都是在为数据从资源到资产的关键一跃铺设制度轨道。没有这套基础规则，数字经济的庞大价值就难以衡量、无法健康流动，所谓的“数据要素市场化”也就无从谈起。

七地的探索，共同拼接着一幅未来数字经济的全景图。上海与长三角的“协同”试验，旨在破解区域间的行政与制度壁垒，探索超大城市群的数字治理一体化。广东的“基建+前沿”模式，测试的是尖端技术快速规模化落地和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苏浙的“双向赋能”，则重点回答如何让数字经济扎实根植于传统产业，解决发展的均衡与深度问题。它们分别扮演着集群创新、前沿突破与深度融合的“压力测试区”角色。最终目标，是汇聚成一套既能鼓励创新、又能守护底线的系统性制度工具箱。

这场试验传递出一个清晰信号：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正从早期“技术突破”的单引擎，转变为“技术突破+制度供给”的双引擎。技术发展日新月异，但若制度河道狭窄陈旧，就无法承载数字经济的洪流。以“算力”为例，多地推动建设协同算力网络，真正的难点不在于多建几个数据中心，而在于如何像调度电力一样，跨地域、跨主体高效调度算力资源。这背后需要的，是打破壁垒、统一标准、建立市场机制，是典型的制度创新。一旦在制度供给上取得突破，沉睡的算力资源将被彻底充分激活。

任何宏大的改革，其意义最终要体现在微观个体的获得感上。对广大中小企业而言，试验的成功或许意味着更低的数字化转型门槛和更高的效率——通过开放的公共数据，更精准地洞察市场；借助共享的工业互联网平台，以更小成本实现智能化升级。对普通民众来说，改变可能就在身边——跨省办事不再奔波，城市交通更顺畅，应急响应更迅速，更多的商品能够更便捷地进入千家万户。

因此，这场国家试验的终极目标，不仅是培育几个世界级的数字产业集群，而且是要构建一套适应数字时代的基本规则体系。它改的是束缚新生产力的旧机制，试的是关乎未来发展的新生态。七块“试验田”已经播下种子，我们期待制度创新的扎实成果，能真正惠及企业、温暖生活，推动中国经济在数字时代行稳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