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为何支持中国革命

文—李彦

文以载道，史以鉴今。但如何做到不带偏见、客观真实地阐述历史，关乎到全人类的共同命运。

1987年，我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毕业后，赴加拿大继续求学。多年来的研究与创作，主要围绕着与中国近现代史密切相关的国际友人展开。出现在我笔下的，不仅有家喻户晓的白求恩医生，还有甲骨文研究专家、加拿大学者明义士（James Mellon Menzies）及其家族，美国学者托马斯·亚瑟·毕森（Thomas Arthur Bisson），曾与白求恩并肩战斗的新西兰医疗传教士凯瑟琳·霍尔（Kathleen Hall）和加拿大医生理查德·布朗（Richard Brown）以及加拿大护士琼·尤恩（Jean Ewen），在抗日战争中大力支持了中国共产党的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主席、英国圣公会驻香港主教何明华（Ronald Owen Hall）和医生罗伯特·麦克卢尔（Robert B.McClure），还有为河南妇女服务了三十多年并长眠于黄土地上的鲜为人知的加拿大女医生简·陶。中国人熟知的“红色传教士”、死后把骨灰撒入大渡河的文幼章（James Gareth Endicott）及其家族，自然也在我关注的视野中。

在中国革命艰苦卓绝的岁月里，这些西方人鼎力帮助过中国共产党人，甚至不惜奉献了宝贵的生命。虽然国内有很多人介绍过他们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但却鲜少有人认真思考过：他们这样做，究竟为了什么？

“铢必离”，朴素的愿望

我的纪实文学《兰台遗卷》曾荣登2022年度中国报告文学的排行榜。在这本书中，我曾提到，20世纪30年代，何明华曾说：“共产主义学说为人们提供了一种崇高的梦想，能够改善人的心灵世界。天堂，不是你死后要去的地方，而是在你活着时便须建设的神圣社会！”

抗日战争中，何明华在写给英国教会高层的报告里说：“日本人被打败之后，统治中国的，将会是共产党。因为老百姓所拥戴的，并非蒋介石以及他的基督徒追随者，而是英勇不屈、百折不挠的八路军。八路军像英国的罗宾汉和他那群侠客们一样，经历过激励人心的冒险磨炼、品尝过艰苦生活、坚守克己奉公。因此，能够战胜日本侵略者的，将是共产党人，而非基督徒。”

国共内战初期，胜负未见分晓之际，何明华便对人说：“毛泽东将在整个中国大陆获得全面胜利，就像初升的太阳，锐不可当。因为在今天的中国，没有任何其他事业能像共产主义那样，如此强调个人的奉献与忠诚！”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的1949年8月，何明华在香港激动地对朋友说：“中国准备了六千年，就是在等待着这一辉煌时刻的到来。我相信，在共产党的治理下，这粒种子必将成长为参天大树！”

面对人们狐疑的目光，他进一步阐释：“私有制总是会导致贫穷，它不但是太平天国的起因，也是国民党垮台的因素。”

这些西方传教士对中国共产党的拥护支持，曾令不少读者感到不解：虔诚的基督徒，怎么会成为共产主义的拥护者呢？

在《兰台遗卷》中，我介绍了一个对中国读者来说十分陌生的词汇：铢必离（Jubilee）。这是解开所有困惑的一把钥匙。

事情要追溯到二十几年前。我第一次讲授“中国现代史”这门课时，介绍了20世纪50年代的土地改革、合作化运动、人民公社，以及80年代的经济改革。在寻找适合中国特色的道路上，遇到了各种各样的困难。

这时，一位加拿大男生发言说：“这有什么为难的！每隔50年，要对全社会的财产进行一次再分配！”

多年之后，在专家指导下，我才终于澄清了这一说法的来源。在他们信仰的宗教典籍的一篇文章中，早已写明了Jubilee这个概念。在我的中国朋友刘杰医生建议下，我把这个词翻译成了“铢必离”。那个英文词所代表的是：每隔50年，必须对全社会的财产进行一次重新分配，归还土地，免除债务，解放奴隶。这是西方宗教的一种朴素的愿望。

搞清这点后，也就能够理解了，为什么会有众多西方传教士，包括成年后来华的，以及在中国出生成长的传教士后代，会热烈支持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了。因为他们看到了，西方传教士历经数代人，辛苦奋斗了百年之久，都未能改变旧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大刀阔斧、短短几年间就得以实现了转变。在他们眼里，土地改革、合作化运动、集体所有制、知识分子下乡、赤脚医生、教育改革，比“铢必离”还高尚。

物产共享的期盼

对真理的追求不可阻挡。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中，各个民族都在摸索中前进。两千年前，西方宗教的信徒曾过了一段“消灭私有制”“财产共享”“按需分配”的生活，但这种方式未能持久。

2015年9月，一位宗教人士在美国国会讲演时，谴责万恶的垄断资本主义造成人类空前的贫富悬殊与社会不平等，痛斥“建立在物质追求和贪婪基础上的经济”，反对“剥削贫困国家劳动的新殖民主义”，把发达国家所主导的经济模式形容为“杀人经济”。

资本主义制度，无疑背离了西方宗教的说教，主持社会平等公正的革命性举措，也从未践行过。在漫长的岁月中，为了满足人性的贪婪、私欲，人们故意避而不谈，甚至扭曲了“铢必离”的内涵。今天在西方社会的年轻一代，已鲜少有人知晓“铢必离”的本义了。

一些西方宗教典籍，出现过多个不同版本。有的版本纯粹出于统治者的目的。统治者刻意删除其中有关反抗压迫、提倡平等的章节，把篡改后的版本散发给被贩卖的黑奴们阅读，以此愚弄民众。

人类从来都有对理想社会的憧憬。西方一些古代典籍主张“财产共享、按需分配”，中国古代先贤提倡“天下为公”，儒家学者警示“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马克思对消灭私有制及条件是需要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论述，更照亮了人类社会科学的殿堂。

在文字缺失的北美印第安原住民部落里，几千年来盛行着一种习俗：potlatch（散财宴）。每逢婚丧节庆，部落里最富有的酋长就会敞开家门，招来四面八方所有人赴宴，并把家中绝大部分财产分散给众人。在他们眼里，给得起，才是“富有”的标志。

北美原住民认为，人属于大地，而大地不属于任何人，所以不存在“土地是私有财产”的概念，更没有“国土”“边界”的概念。也许，这也导致了欧洲人逐步蚕食、占领北美大地的局面。

在印第安原住民部落里，所谓的财产，不过是兽皮、珠宝、黄铜器皿一类东西。通过“散财宴”这种习俗，酋长树立了自己的声望，在他死后，其子可继承酋长的地位，并继续举办“散财宴”，维持部落内外的财产均衡。

不久前，我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的学者阿迪力教授晤面，提到了“散财宴”。他说这并不稀奇，柯尔克孜族部落的人民自古以来也是如此做的。

要真诚地面对历史，树立唯物史观

人类的生存发展，需要文明互鉴。正如中华民族在历史长河中不断汲取、融合了各民族优秀文化，因而得以丰富壮大一样，地球上不同村落的人民，同样以自己的方式，秉持社会的平等公正。唯有摒弃偏见、面对事物本质，方能携手走向美好的未来。

美国学者毕森曾是赴华传教士。卢沟桥事变前夕，他在好友斯诺的引荐下，与几个美国朋友一起悄悄抵达延安，采访了毛泽东等共产党领袖。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时，我所翻译的《1937，延安对话》一书顺利推出，该书通过毕森的观察，记录了艰苦岁月里的高尚情怀。

2023年，在108岁高龄离世的伊莎白·柯鲁克（Isabel Crook）教授，是出生在四川的加拿大传教士之女，也在战争年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7年，她亲自参与了河北武安的乡村土改运动，并撰写了《十里店——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

不难想象，一百多年前，当年轻的西方传教士们伴着悲凉的川江号子逆流而上时，面对满目疮痍、贫困落后的华夏大地，心中翻滚的，必是改造世界的激情。

文幼章的儿子文忠志教授虽然出生成长于基督教牧师之家，但他却选择了无神论，成为了一名共产党人，其实毫不奇怪。二十岁出头时，他就担任了加拿大共青团总书记、政治局常委，坚守共产主义信仰，至死不渝。

2019年，文忠志教授选择在五四运动百年那天，用安乐死的方式，告别了这个世界。子孙后代十几人，唱起了雄浑悲壮的《国际歌》，为他送行。

对在西方宗教背景下成长起来的年轻人而言，只有真诚地面对历史，树立唯物史观，并追求对社会的科学认知，才能跨越人为设置的意识形态障碍。

（作者系加拿大滑铁卢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

监制：陈章乐

终审：陈敏

审校：刘晓 刘博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