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5月,《文学周报》刊发了丰子恺的漫画《燕归人未归》,郑振铎在这幅漫画的标题上冠以“子恺漫画”字样,从此“子恺漫画”得以广泛传播。澳大利亚历史学家、汉学家白杰明的《此生已近桃花源:丰子恺传》是一部全景展现丰子恺生平和内心世界的传记,考察了丰子恺审美眼光的形成,以及它如何与中国传统及当代的文化背景相联系。

　　□[澳]白杰明

小杨柳屋

　　1922年回国后,丰子恺在上海专科师范学校任教,贫困生活和养家的压力让他不得不同时在吴淞中国公学兼课。吴淞的同事包括朱光潜和教育家匡互生。在上海不同区域的学校之间奔波教学令丰子恺倍感疲惫,于是他迫不及待地接受了在浙江第一师范学校时的国文老师夏丏尊之邀,离开上海,到新建的上虞春晖中学担任美术和英文教师。上虞在上海南边,靠近绍兴地界,私塾教育质量优异,学风炽盛。

　　坐落在白马湖畔的校园充满了田园风情。校园三面环水,绿树成荫,拥有当时全国最好的校舍。这些建筑大多取有颇具诗意的名字,主教学楼叫作“仰山楼”,学生宿舍称作“曲院”和“西雨楼”。尽管上世纪20年代初期政局动荡,军阀混战,上虞却为这些年轻的理想主义者提供了一个相对宁静而超脱的田园所在,一个与繁华上海近在咫尺的隐居之地。

　　丰子恺的住处是白马湖边夏丏尊的居所“平屋”旁的一幢房子,学校的大多数老师也都住在附近。在夏丏尊最受推崇的散文《白马湖之冬》中,他描述了1921年年初到白马湖的情景。这里是贫穷落后的农村地区,除了湖的一面有新建的学校外,再无其他什么好的建筑。他的房子四面透风,外观破旧不堪,一点都看不出是新造的。当夏丏尊一家在那个冬天从杭州搬到这“荒凉的山野”后,“宛如投身于极带中”。丰子恺和妻子,以及刚离婚的姐姐丰满住进了和夏家房子一样简陋的居所。他们在院墙边种了一株杨柳,因了这株树的缘故,丰子恺把这处新居称作“小杨柳屋”。

　　这株杨柳一度成为丰子恺绘画的主题,以至于散文家、诗人俞平伯赠他一个“丰柳燕”的称号。但丰子恺后来表示,他为此树作画并不是刻意的,而是搬到白马湖后有人送了他一株小柳苗,随着这株树苗的长大,他常常为杨柳写生,不自觉地在画中多画杨柳。子恺后来戏称,如果当时种下的不是杨柳而是荆棘,他很可能会把这处房子称作“小荆棘屋”,或许会因为专画荆棘而出名也未可知。

　　他的同事朱自清曾描述这屋子有一个小得像“一颗骰子似的”客厅,而且“天花板要压到头上来”。丰子恺的邻居是历史老师刘叔琴,夏丏尊的邻居是数学老师刘薰宇。四个家庭无论从哪方面来说都十分接近,经常轮流坐庄,聚在一起畅饮叙谈直到黄昏。朱光潜和朱自清没有家眷,住在学校宿舍,但也经常受到邀请。他们喝的绍兴酒是当地非常受欢迎的一种米酒。即便有了这个新工作,丰子恺仍未摆脱经济上的困境(1922年4月,徐力民生下他们的第三个孩子三宝),同时在宁波第四中学兼课,辛劳奔走在两个城市之间。

田园诗意

　　到白马湖后不久,丰子恺在1922年12月出版的校刊《春晖》上发表了他的第一张画作《女来宾——宁波女子师范》。这幅画的灵感来源于宁波女子师范集会上的一幕,丰子恺在那里兼职教授音乐和美术课。画面中六个女生随意地站在一起,翘首企盼,白色上衣和黑色裙子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画幅随意描出的边框正是陈师曾插画风格的再现。最左边的女学生打破了边框,从而令整个画面的空间向外延伸。尽管这幅画的细节之处略有欠缺,但他很快由此开始了可称为“漫画风格”的创作。

　　不过,直到1924年年中,丰子恺早期比较成熟的一幅作品才发表于朱自清主编的《我们的七月》,这本刊物中登载的主要是文学研究会成员的诗作和散文。

　　这幅画展现出宋代诗人谢逸咏叹夏天的词作中描绘的意境:“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同时,丰子恺还为这本书设计了封面插画——湖岸边一株杨柳随风摆动,天上彩虹浮现,表达出暴风雨过后清凉喜悦的感觉。这一幅典型的夏季景象,灵感似乎也来自白马湖的风景,正应和了书在7月出版。封面设计反映出丰子恺后来作品呈现出的风格特点,也显示出他常常在画作和文章中传递的田园诗意。

　　虽然丰子恺的友人们后来都鼓励他追求自己的艺术,但真正“发现”他这方面才能的是他在浙一师的国文老师,也是他去春晖中学任教的举荐人夏丏尊。养成了在手边各种纸头信手作画的习惯后,丰子恺开始把他喜欢的古典诗词用图画的形式表达出来——他把这叫作“翻译”,然后挂在居所的墙上。一天晚上,住在隔壁的夏丏尊喝过酒,有些微醺,一边叫着子恺的名字一边走进他家。他看到墙上挂的画,立刻就被吸引了,高兴地笑说:“好!再画!再画!”有了良师益友夏丏尊的这番鼓励,丰子恺便更加大胆地投身于这一新的艺术风格。

　　可能正是夏丏尊的热情赞叹,令朱自清也注意到了丰子恺的画作。朱自清将丰子恺介绍给出身于著名文化世家的诗人、散文家俞平伯。尽管两人多年后才见面,但丰子恺很快就收到了俞平伯要他为手写诗集《忆》画插画的润笔。

子恺漫画

　　这些作品的出版和朱自清的推荐,让丰子恺的画引起了郑振铎的注意。郑振铎是活跃于上海出版界的知名青年编辑,也是进步文学的领军人物。他看了《我们的七月》上丰子恺那幅“翻译”谢逸的漫画后写道:“子恺不惟复写那首古词的情调而已,简直已把它化成一幅更足迷人的仙境图了。”丰子恺从春晖中学辞职携全家回到上海后,通过朱自清的介绍,与郑振铎也渐渐熟稔起来。1925年,郑振铎请丰子恺为文学研究会在上海出版的刊物《文学周报》定期供稿。

　　在发行《文学周报》时,郑振铎希望用丰子恺的漫画和装帧设计抗衡自己心目中的竞争对手刊载的诱人图片。丰子恺干净、整洁甚至略显简朴的漫画为这份精英文化刊物增添了时代气息,与“鸳鸯蝴蝶派”多愁善感的情色传统形成了鲜明对比。此外,郑振铎对“发现”丰子恺也感到由衷高兴。他回忆,在拜访丰子恺并挑选了一些用来发表的作品后,“当我坐火车回家时,手里挟着一大捆的子恺的漫画,心里感着一种新鲜的如占领了一块新地般的愉悦”。甚至改版后的《文学周报》封面也呈现出一种新的面貌,而那正是郑振铎所希望的。丰子恺为《文学周报》设计了一个倒L形标志,像一株缠绕在树上蓬勃生长的葡萄藤,树干上嵌着“文学周报”四个字,署名“TK”。很快,这个署名被确认为他的独特标志。

　　郑振铎选来做杂志插画的作品风格更加独特,他决定称其为“子恺漫画”,从此“漫画”一词才作为新兴词语在中国普及起来。

　　1927年秋,“子恺漫画”在《文学周报》上发表已经两年多,十一位画家在上海成立了漫画团体——漫画会。成员们反对以流行的西化词语或传统叫法来指称他们的作品,如卡通、讽刺画、丑像、幽默,以及中国旧称“滑稽画”等,而采用了更现代、更流行的叫法——“漫画”。

　　1943年,在战时出版的漫画研究文集《漫画的描法》中,丰子恺对“漫画”一词下了定义。他的定义既包括自己所作的抒情急就画,也涵盖报刊经常刊登的较有政治内涵或幽默意味的卡通画。他把它们都通称为“简笔而注重意义的——便是漫画”。他把漫画分为三类:感想漫画、讽刺漫画、宣传漫画。然而,抒情漫画,即20年代初他在上虞白马湖畔开始创作的感想漫画,才是他认为最艺术的一种漫画:

　　作这种画,由于感情,出于自然,并不像作讽刺漫画地为欲发表批评意见,也不像作宣传漫画地预计描成后的效用。但因为人心必有“同然”,如孟子所说:“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故倘其情感合乎理与义,则必能在看者的心中引起同样的感动,而使心与心相共鸣……像上述一类的画,称为“感想漫画”。因为它们只是记录一种感想,暗示一种真理,而并无其他作用。因此,这种画表面都平淡,浅率的人看了毫无兴味,深于情感的人始能欣赏。所以说这是最艺术的一种漫画。

　　(本文摘选自《此生已近桃花源:丰子恺传》,内容有删节,标题、小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