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网络生态治理是网络强国建设的重要任务，事关国家发展和安全，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作为我国网络安全与网络生态治理领域的基础性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以下简称《网络安全法》）对于维护我国国家安全、网络空间主权及各方主体利益发挥突出作用，但仍面临新型网络违法活动与网络安全风险的挑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的决定》已于2025年10月28日表决通过，自2026年1月1日起施行。

　　当前，生成式人工智能等新一代数字应用的技术特征与潜在风险对传统网络安全风险结构与治理任务造成深刻影响；非法入侵、网络攻击、违法信息传播等网络违法犯罪高发，新型不法手段与风险形态更为隐蔽复杂；云计算、物联网等关键应用推动网络边界外扩，数据安全与个人信息保护任务加重；网络安全法治体系已有显著变化，需与相关新法新规实现系统衔接以提升网络安全法治体系的可操作性与可执行性。在此背景下，《网络安全法》修改非常及时和必要。《网络安全法》修改是一次立足时代、着眼长远的系统性升级，推动这一基础性立法进一步契合数字时代的新要求，为人工智能健康发展划定安全红线，为筑牢国家网络安全屏障、护航网络强国建设与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法治保障。

　　深化战略部署，凸显指导原则

　　为系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适应新时代网络安全要求，此次修法将党中央关于网络强国、数字中国的战略部署进一步制度化，细化明确网络安全领域的总体领导权与战略安全观。修订中新增第三条：“网络安全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发展和安全，推进网络强国建设。”这一规定将党对网络安全工作的领导地位、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安全和发展与网络强国建设写入法律，为我国新时代网络安全工作提供了原则指引与根本遵循。

　　坚持党中央对网信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是中国特色治网之道的本质特征，也是确保网信事业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前进的根本保证。202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对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各级党委（党组）要加强组织领导、强化统筹协调，确保党中央关于网信工作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同时，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并在党的十八大以来多次强调“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旨在将网络安全置于国家安全全局，作为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点内容进行统筹谋划。

　　此外，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提出“努力把我国建设成为网络强国”的目标愿景，并在党的十八大以来提出一系列网络强国战略思想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同时，网络强国建设不能一味追求规模扩张，更要筑牢网络安全防线，让网络技术在安全环境中实现可持续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同样强调应处理好安全和发展的关系，将二者视为一体之两翼、驱动之双轮，指出要以安全保发展、以发展促安全，努力建久安之势、成长治之业。

　　聚焦人工智能治理，协调治理目标手段

　　2017年《网络安全法》实施以来，以生成式人工智能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技术在数据治理、算法设计、内容管理、权益平衡等多个层面对网络安全与网络治理提出全新挑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人工智能发展的潜在风险研判和防范，维护人民利益和国家安全。作为网络安全治理的新领域、新重点，人工智能安全被首次纳入网络安全基本法范畴，成为本次修法一大亮点。

　　此次修法新增第二十条对人工智能的技术要素与应用风险进行法治化回应。其中第一款：“国家支持人工智能基础理论研究和算法等关键技术研发，推进训练数据资源、算力等基础设施建设，完善人工智能伦理规范，加强风险监测评估和安全监管，促进人工智能应用和健康发展。”一方面，明确我国对人工智能训练数据、基础设施与关键技术发展的支持态度，释放鼓励创新的鲜明信号；另一方面，同步强调监管措施完善，为人工智能健康发展划定安全红线，统筹人工智能领域安全与发展的平衡。同时，第二十条第二款规定：“国家支持创新网络安全管理方式，运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提升网络安全保护水平。”这一规定鼓励人工智能等现代化新兴技术未来在网络安全防护等领域的部署应用，推动智能威胁检测、态势感知等创新性技术手段与网络安全管理机制落地，进一步提升我国网络安全治理手段与能力的现代化、智能化与有效性。

　　强化系统立法，提升协同执法

　　此次修法注重与相关法律法规的衔接协调，旨在通过条文协调使《网络安全法》与网络安全相关法律法规实现强力链接与深度融合，构建严密、协调、统一的网络安全法治体系。其一，新法第四十二条新增第二款，明确网络运营者处理个人信息应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强化制度协同与个人信息防护的体系性。其二，新法第七十一条对于关键信息基础设施运营者违规向境外提供个人信息和重要数据等行为，明确按有关法律法规追究责任，推进法律适用的衔接统一。其三，新法新增第七十三条，引入《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规定的从轻、减轻与不予处罚情形，增强执法科学性，体现过罚相当、宽严相济等现代监管理念。通过新法条文的系统化完善，新修订的《网络安全法》有助于通过强化相关规范衔接推动各部门统一尺度、协同执法，形成监管合力以提升网络安全的整体执法效能。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新修订的《网络安全法》对原有条款进行优化整合，将分散、相近的处罚规定合并重构，提升法律规范的内在协调性和清晰度。例如，将原法第六十八条、第六十九条第一项有关内容整合为新法第六十九条，将原法第六十四条、第六十六条、第七十条合并作为新法第七十一条，在避免法条重复交叉的同时增强新法中法律责任体系等内容的严谨性与体系性。

　　完善责任体系，明晰责任边界

　　新修订的《网络安全法》进一步明晰网络安全责任边界，显著加大对违法行为的惩戒力度，法律威慑力增强，网络运营者不履行安全保护义务、违规处理敏感数据等行为的法律责任显著提高。根据新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网络运营者一般违法行为的罚款上限已提升至二百万元，造成特别严重影响、特别严重后果的，可由有关主管部门处二百万元以上一千万元以下罚款。同时，新法将“关闭网站或者应用程序”明确纳入该条款对应处罚措施，坚决遏制相关重点乱象。此外，此次修法还新增第六十三条，明确禁止销售或者提供未经安全认证、安全检测或者安全认证不合格、安全检测不符合要求的网络关键设备和网络安全专用产品，细化相关法律责任与处罚措施，从源头对网络安全漏洞作出防范。

　　此外，网络安全法律责任的系统化完善还体现在此次修法对跨境网络安全威胁的有力应对上。新法第七十一条明确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运营者在境外存储个人信息和重要数据，或者向境外提供个人信息和重要数据的将受到处罚。同时，新法第七十七条进一步规定：“境外的机构、组织、个人从事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的活动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造成严重后果的，国务院公安部门和有关部门并可以决定对该机构、组织、个人采取冻结财产或者其他必要的制裁措施。”相关修订内容为打击境外网络攻击提供了坚实的法律武器，彰显了我国坚决维护网络空间主权与安全利益的决心。通过强化法律责任和制裁手段，新法将网络安全责任压实到各相关责任主体，营造有法必依、违法必究的网络安全治理环境。

　　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下一步应继续抓好新法贯彻落实的有关工作：坚持党管互联网，落实各级党委政府网络安全工作责任制，确保中央决策部署落地生根；加强新《网络安全法》普法宣传和配套政策标准制定，提高全社会网络安全法治意识；强化监管部门执法工作与跨部门协同，严厉打击各类网络违法犯罪活动；网络运营者应切实履行主体责任，在健全安全管理与技术防护体系的前提下推动关键技术攻关与创新发展。

　　（作者系之江智库执行主任，浙江大学教授、博导，国际战略与法律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数字法治研究院首席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