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千龙网）

《红颜来处是长安》蒋爱花 著 江苏凤凰文艺 出版社

每当翻阅泛黄的唐代古籍，那些藏在工整对仗字里行间的胭脂痕迹总会令人沉思。传统史学对女性的叙述存在双重遮蔽：官方正史将她们压缩为寥寥数篇的“列女传”，其中收录的女性被塑造成标准化的道德符号，而文人笔记又往往将她们异化为香艳传奇的装饰物。

当我偶然在敦煌残卷中发现一份唐代西州女户的财产讼状时，那些娟秀楷书透露出的经济自主权，与《旧唐书·列女传》塑造的形象完全割裂开来。这种割裂感促使我重新审视现存史料：在男性精英构建的历史叙事之外，是否存在着更加真实的女性生存实相？如果我们跳出单纯的性别视角与传统的儒家观念，会不会更加深入地理解错综复杂的人际、人伦、人世过往？

同样作为女性，我在某个瞬间理解了唐代女性的处境。武则天试图将四个儿子先后辅佐成大唐的继承者，却无一如意，当她六十七岁亲自登基时，或许包含了太多的无奈。上官婉儿的绝命诗在历史的淘洗下斑驳陆离，杨玉环的香囊在马嵬坡泥土中腐朽，谢小娥在复仇之前经历隐忍与挣扎——这些碎片拼凑出的盛唐图景，似乎永远缺失最重要的主角。确实，大唐的女性色彩斑斓，可谓“九重春色”。宫廷女性的政治参与，可以帮助我们分析权力场域中的性别博弈；“市井胭脂”借助笔记小说与唐代法律，还原民间女子的生存策略；“才女红颜”则聚焦上官婉儿、薛涛、鱼玄机等知识女性的身份与命运。本书的写作，正是试图在历史的夹层中，打捞那些被典雅的骈文与宏大的史笔过滤掉的女性声音。

研究历史就像探案。如今的侦探通过指纹、监控片段、现场遗物、证人证词等零散信息拼出完整的事件，而历史学者需要从一个个矛盾的记载，甚至史家的刻意“曲笔”中抽丝剥茧。每一份史料都是线索，每一个疑点都是谜题，这本小书采用“多元互证”的方法论尝试突破这重重困境。

关于唐代女性的社会地位，是一个被持续探讨的话题。唐代女性既有突破传统的自由度（尤其在初唐），又无法完全摆脱父权结构的限制。笔者试图结合文献与考古材料，关注阶层、族群、地域的差异性，避免将唐代女性简单标签化为“开放”或“压抑”。这种结构设计意在打破传统的“非黑即白”的二元分类，展现盛唐女性更为丰富的生命形态。

“一千个人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同样，每个人对于唐代女性的认知，也会基于不同的阅读深度、生活阅历而有迥异的感悟。比如，在描绘杨贵妃的案例时，历史书写呈现出吊诡之处：《资治通鉴》记载她两次因妒被遣出宫，这段本该展现唐玄宗情感弱点的史料，却被生活在元和年间的陈鸿在《长恨歌传》中改写为帝妃爱情的注脚。这些矛盾之处提醒我们，现存史料中的女性形象往往是男性欲望与时代焦虑的投射。

大唐女性如璇玑照亮长夜，既有平阳公主、武则天等人在乱世或权力场中指引方向的力量，也有文成公主的和亲使命如星辉闪耀。西安市长乐坡的遗址上，现代考古学家发现了四鸾衔绶金银平脱镜，物质遗存与白居易“频日雅欢幽会”的诗句相互映照，诉说着唐代女性对美的追求如何突破礼教束缚。

我们至今仍在通过男性诗文的滤镜审视唐代女性。本书若能稍稍打破这层滤镜，让读者听见来自历史深处属于女性自己的声音，便是莫大欣慰了。正因如此，本书某些章节的推论或许带有想象性重构的成分，但结论均是建立在笔者所能掌握的证据链条上。那些被李白赞为“云想衣裳花想容”的美丽生命，理应获得更具历史温度的解读。

希望这本小书能成为读者重新聆听盛唐乐章的一组音符。当我们在博物馆凝视唐三彩女俑鲜艳的釉色时，或许会想起唐代画家张萱《捣练图》中女子们劳作时弯曲的颈线，那正是支撑起整个盛世的优雅弧度。女性不是黄金时代的装饰品，而是参与文明塑造的主体之一。她们留在历史深处的背影，比我们想象的更为丰腴多姿、更为清晰而有力。

长安纸上空留梦，书中盛唐皆幻影。那些曾经鲜活的生命，值得被记住。

（作者为中央民族大学教授、中国武则天研究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