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总量递代累增

纵观汉字发展史，汉字的总量在不断扩容而常用字量趋于稳定，两条主线并行不悖，共同演绎着中华文化的千年字脉。汉字数量知多少？至今无人能说出确切的数字，但历代编纂的字典辞书，较为清晰地勾勒了汉字总量变迁的历史脉络。

东汉许慎撰《说文解字》，首次对汉字数量做出统计，它收正篆“九千三百五十三文，重一千一百六十三”。在此之后，人们依据《说文》对汉字的解构，创制了大量汉字，绝大多数存入了历代编纂的字书。晋代《字林》收12824字，南朝（梁）《玉篇》收16917字，宋代《类篇》收31319字，明代《字汇》收33179字，清代《康熙字典》收47035字，现代《汉语大字典》收54678字、《中华字海》收85568字，而2018年出版的《汉字海》收102434字，成为迄今收字数量最多的字书。可见从古到今，汉字总量在不断增加，而新增汉字成了解码时代社会风貌的符号密钥。

新增汉字是生产生活发展的记录。如甲骨文“幺”“糸”本为一字，《新甲骨文编》“幺”部收2字，“糸”部收12字，《说文》“幺”部收2字，而“糸”部收正篆达248字，数量剧增，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先秦缫丝纺织的快速发展。再如，甲骨文“车”字异形较多，但实为1字，《新甲骨文编》列入“车”部者也仅3字，而《说文》“车”部收正篆达99字，其中单表示车的种类的字有21个，表示车的部件的字多达48个，展现了先秦时期车的迅猛发展与车文化的快速繁荣。

图1

新增汉字是先民认知观念的容载。如“牛”在古代农业生产、交通运输、宗教祭祀等方面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说文》：“牛，大牲。”又：“【图1】，二岁牛。”“犙，三岁牛。”“牭，四岁牛。”“牛”的不同年岁都被区别而造了专字，体现了先民对“牛”的细微认知。再如“曌”字，为武则天称帝期间所创，《旧唐书》载：“则天皇后武氏，讳曌。”上部为“日+月”，下部为“空”，取“日月当空，普照天下”之意，作为新造字，其构形与武周对权力的认识密切相关。

新增汉字是民族文化交融的产物。中古时期，政权更迭频繁，经济发展迅速，文化交融激烈。在与北方游牧民族和西域交流中，一些新事物被引入中原，如“琵、琶、葡、萄、狮、猩”等字应运而生。特别是佛经翻译中，新造了诸如“咒、萨、塔、魔、拐、僧、唵、吽、伽、梵”等一大批字，再加上传抄中产生的大量异体、俗体、讹体等，致使该时期汉字的数量急剧增加，文化的交流、交融成了中古汉字数量激增的强大推力。

图2

新增汉字是科学技术进步的见证。近代以来，科学技术快速发展，出现了大量专业术语，新造了一批专业用字。如“【图2】”，作为口腔医学领域的专用字，20世纪初由华西协合大学牙学院周少吾教授首创，其应用范围几乎涵盖了整个口腔医学，现已被确定为通用规范字；再如“熵、砼”等是物理与工程领域的新造字，“氢、砷、镁”等是化学元素的新造字。

伴随时代的发展，汉字作为满足多元化表达需求的符号感应，数量增加似乎成了一种刚需；而汉字体系的不断丰富，正展现了社会文化的发展风貌。

常用字量千年稳定

汉字总量在不断增长，但常用字量基本稳定。历代编纂的识字课本，便是常用字量千年稳定的直观标识。

春秋战国之交，《史籀篇》纂成，开创了识字课本主导的蒙学教育体系，这正与当时百家争鸣的文化景象相呼应：各家为了宣扬自己的学说，广招门徒，开馆授学，文教之风盛行。只是它已失传，收字数量未详。

秦代一统，书同文字，一批识字课本应时而制，李斯作《仓颉篇》，赵高作《爰历篇》，胡毋敬作《博学篇》，但均未能完整流传，据文献载，三者共收3300字。汉代官府重视教育，特别是汉武帝即位之后，设立五经博士，文化教育更加兴盛，识字课本相继而出，司马相如作《凡将篇》，元帝时史游作《急就章》,平帝时“扬雄取其有用者以作《训纂篇》”。这些识字课本虽多亡佚，但从流传至今的《急就章》来看，共收2016字，“分别部居”，依类归字，融识字教育与知识传授为一体，促进了文化的赓续传承。

南朝梁武帝时期，周兴嗣纂成《千字文》，其内容涵盖天文史地、飞禽走兽、农业生产、道德规范等，成为我国历史上流传最久的蒙学课本。唐宋之后，随着蒙学教育的发展和印刷术的发明，一批识字课本广为流传，其中成书于北宋初年的《百家姓》，收不重复单字504个，四言为句，句句押韵，兼顾识字教育与姓氏文化的传承，别具特色；南宋王应麟编纂的《三字经》，收不重复单字约540个，三字为句，朗朗上口，浸融有国学、史地、人文等方面的知识，独树一帜。自此，被誉为蒙学“铁三角”的“三百千”纂成，它们将识字教育与文化传承、人格修养相结合，组构了一部承载厚重民族历史文化的宝典。

新中国成立以来，人们对文化知识的需求迅速增长，汉字教学成为文教工作的重中之重。据统计，在现代汉字应用体系中，1000个常用字能覆盖92%的书面资料，2000字能覆盖98%以上，3000字已能覆盖99%以上。1988年，《现代汉语常用字表》发布，所收2500个常用字和1000个次常用字，成了现代汉字教学的依据。2022年，《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发布，其中《常用字表》收字也为3500个。

可见千百年来，各种识字课本虽层出不穷，但所收字数逐渐稳定于3500个左右。它们虽不能全面反映各时代汉字的应用状况，但应是相应时代知识传授和文化传承最为需要的常见字量。不可否认，中华文化的世代传承，离不开常用字量的千年稳定。

汉字数量统计与整理规范

汉字发展史，也是汉字数量的增长史。从目前对汉字数量的统计来看，即使收字最多的字书，也未囊括全部汉字。如果将各种古文字形体转写成楷书，则汉字的数量更会急剧膨胀。汉字总量的权威统计，成为信息时代新的课题。

在汉字数量累增过程中，有些字被存入历史档案，在日常生活中不再使用。然而，在现代社会，出现了部分历史汉字形体被重新启用的现象，最为典型者数现行通用规范字对古本字的重新启用。如“云”本是“雲”的古字，甲骨文就像云朵的形状，被借表“说”义后，加“雨”旁表示“云朵”之“云”，现行通用规范字则回归古体。再如“喆”，本为“哲”字异体，1955年发布的《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已将其纳入应予淘汰的异体字，但它由两个“吉”字排置而成，左右对称，寓意美好，常被作为人名用字，因而2013年公布的《通用规范汉字表》又将其确立为规范字。这种历史汉字形体的再次启用是汉字简化的需要，也是实际应用的需要，无可厚非。

然而，对于一些生僻字的使用则需审慎对待。2024农历新年，祝福语“龙行龘龘、前程朤朤、生活鱻鱻、事业燚燚”广为流传，其中的“龘、朤、鱻、燚”等字，以及此前流行的网络热字“囧”“槑”等，都因构形独特而频频“出圈”，满足了新时期民众的多元汉字需求。无疑，类似生僻字可以“出圈”，但也要“入规”。如将“天”的异体“兲”，望形生义解释为“王八”，则有必要进行引导规范。

时至今日，汉字总量一般不会再因新造而增加。面对沉淀至今而数量众多的汉字，应做好两方面工作：

一是专业领域需做好整理研究。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计算机的汉字编码与字库不断扩容，力求囊括全部汉字形体的“中华字库工程”也已启动，但打造各领域汉字随意输入取用的真正unicode编码体系，依然任重而道远；此外，对于疑难字、方言字及特殊场合专用字的整理研究，仍然是学界的重要工作。

二是普及领域需做好定量规范。定量是现代汉字规范化非常重要的工作之一，不容小觑。在信息化飞速发展的今天，应当与时俱进，通过全面整理和科学统计，确定通用规范汉字的总量及分级分类，制定教育、出版、科技等领域的用字标准，为基础教育和国际中文教育教材的编写与汉字教学提供字量依据。

汉字以其独特的身躯构筑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成了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在历史长河的大浪淘沙中，汉字的总量走向了浩繁而常用量渐趋稳定，这是时代的选择，也是必然之势。在此漫漫征程中，汉字始终与中华文化相依相伴、美美与共，一起肩负着续写中华文明的伟大使命。

（作者系浙江工商大学浙江省文化产业创新发展研究院研究员、人文学院教授）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 雷黎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