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崑

1950年，本文作者刘崑在重庆与第二野战军后勤部战友的合影

　　1949年6月高中毕业前夕，我考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军事政治大学（下文简称“军大”），这是我参加革命上的第一课，也是我人生的新起点。军大继承了延安“抗大”和中原“抗大”的“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风，“积极工作、艰苦奋斗、英勇牺牲”的传统，在这里，我学习社会发展史和共产党的斗争史，经受严格的军事训练和严肃的军纪教育，牢记刘伯承校长的谆谆教诲：“你们来‘军大’，就是参加革命的。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是要流血的。”按照邓小平政委的要求过“反帝、反封和建设社会主义”三大关，树立革命人生观，方向明确、步伐坚实。

　　1949年9月，第二野战军于南京宣布向大西南进军，我所在的军大分队被分配到第二野战军后勤部，随后勤部行动。起初，我们每天背着军包步行，到宿营地后，年轻的战士脚上打泡，累得坐地不起。为了第二天能继续行军，老战士手把手教我们如何处理。行至孝感，我们乘坐闷罐车直抵汉口，在璇宫饭店打地铺。这时，我成了后勤部《后勤导报》的一员，每天早上列队跑到江边的钟楼。我在武汉兴高采烈地参加游行，庆祝新中国成立，等待重庆解放。

　　11月30日，重庆解放，上级要求后勤部的战士在三天内乘船赴重庆。彼时，长江暗礁尚存，行船相当危险，解放军冒险闯关，按期抵达，夜宿大坪。重庆解放前夕，国民党对囚禁在白公馆、渣滓洞等地的革命者进行屠杀，还留下大量特务潜伏，社会动荡，街头巷尾不时传来枪声。入城后，经过一段时间方针政策的宣讲，解放军开始逐步接管市内的一些伪机构。

　　在后勤部政治部主任邓存伦的带领下，我和十几名战友接管了伪中央盐务局。为了肃清残余的敌特，重庆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于1950年1月18日下令接管全市所有机构，并在晚间开展集中统一行动，抓捕了一批特务。这次行动形成极大的威慑力，社会很快安定下来。我们在接管单位组织旧职人员学习共产党的政策、参观国民党屠杀革命人士的中美合作所，以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使他们积极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中去。

　　正当我深入开展工作之时，一个消息突然传来——我要调到新疆工作了。这是怎么回事？

　　新疆整体属于干旱地区，有水的地方是一片绿洲，没水的地方就是戈壁沙漠。由于水资源短缺制约经济发展，主持新疆工作的王震司令员特别重视水利人才。

　　当时，我父亲正在新疆水利厅任副总工程师，为旧职人员。王震司令员求贤若渴，无论“新”“旧”，只要有能力、有技术，都当成宝贝。父亲先主持了迪化（今乌鲁木齐）红雁池水库的修建，后被派往玛纳斯兴修水利工程。一次，王震司令员问我父亲：“你身边有没有子女？”父亲答：“大儿子和小女儿都在第二野战军当兵。”王震司令员说：“那我给你调一个过来。”父亲听后异常兴奋，对王震司令员无比敬重、感激。

　　1951年初冬，我从重庆来到西安，等待车队、人员、物资集结——匪帮在荒漠中杀戮行劫，十多辆卡车须一同进疆，首尾相见，每辆卡车还要配一名荷枪的战士护卫。卡车里装满货物，我们穿着厚厚的棉军装，坐在货物上，靠边的人紧握栏杆。一路颠簸，人人灰头土脸，连眉眼都看不清。车行途中，鲜见人烟，歇脚处不是“一间房”就是“茅草屋”，男女只能并排而卧，到后面的荒地如厕。就这样从西安行至兰州，过了酒泉，只剩万里大漠、孤烟落日、白骨土冢……

　　一个多月后，苦尽甘来。进入吐鲁番，天气突然变暖，只见一条小河边，身着彩色服装的维吾尔族大妈头顶瓦罐行走，无比鲜活，引人注目。再往西北走就是迪化了，那时的迪化仅有十几万人，以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居多，主要交通工具是一种称为“六根棍”的四轮马车——车体由六根粗大的圆木棍组成，其上铺草垫或毛毡；“六根棍”的车身很轻、很低，前轮小、后轮大，即上即走。当地人的主食是馕和手抓羊肉，街头巷尾都飘着羊肉的气味。全新的工作、全新的生活摆在我面前，我要努力去适应它、拥抱它。

　　抵达迪化后不久，我被派往新疆日报社工作，自此正式转业，成为这个多民族共同生活的大家园的一员。很快我就熟悉了当地人的风俗习惯，结识了很多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的朋友，深深爱上了新疆这片神奇的土地。这些艰辛又美好的记忆，永远留在我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