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生产方式的核心行为作标尺，人类社会有过三种生产方式：原始社会的采集、狩猎方式，以直接获取自然产物为核心；农业社会的种植、养殖方式，从“自然获取”升级为人工培育与主动生产，通过改造土地、培育作物、驯化牲畜等方式创造物质资料；工业社会的合作化生产，细致的专业分工加上协同配合。这些是我年轻时从教科书获得的知识。

在我看来，当下人文领域的“学术生产”，似乎也有三种生产方式，同时并存着。

第一种方式，就是“采集制”。直白地说，就是找题目，做论文。

在20世纪50年代，文学创作中有过“主题先行”；在学术领域，则是“问题先行”：先找到一个“问题”（或结论），然后填入合适的材料来证明或解答。有些“问题”或者“前提”，通常源于某些经典性的论断，核心目标是努力寻找史实材料，来证实经典判断的正确性；若这经典判断作为前提不能成立，其论证就不免落空。

今天最有指导性的话语，当属“要有问题意识”。先发现、找到这个“问题”，犹如部落时代找到原始森林中一块尚未被发现与采摘的长满果子的果树林，便可以独享一份，诸事皆顺；而一旦公布了这块“处女地”，很快就有许多人尾随而来，将残果剩粒一扫而尽。接下来便须各自重新寻找新地块，却不知下个“问题”隐藏于何处，令人焦燥难安。

通常情况下，部落周边的果树，很快就会被发现、采完或圈定了领地，所以必须远行到森林的深处，或是地形偏僻处、常人不经意处，才能另有所得；必须身强力壮、头脑灵活，方能为之。在学术领域，找到这新的果树，相当于寻找“空白”以“填补”之；但参与采摘的人（跟风者）越来越多，留下的“空白”就越来越少。

早在1980年代中期，我就多次听到已入知天命之年的师长辈，在一起谈论“找不到题目”的困窘，常说的一句话，就是“题目都已做完了”。初入学界之时，我曾问师长，我们这个领域还有什么题目可做，老师给了一个冷幽默：如果我知道，早就做了，还等着你来？

例如在古代文学领域里，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研究的对象，从大家转到名家再到小家，从一流、二流、三流转至末流，再另辟路径，如从“抄本”“图像”“出版”等作探索之旅，然而正如人类的足迹已经遍布地球的每个角落，再也找不出一块没有人类足迹的“空地”，让后来者心生绝望。

很多人年轻时因身强力壮、擅长“采集”，最能“跟风”；过了盛年，精力不济，便觉揾食维艰，因为这种生产方式，无法做到“可持续发展”。哪怕年轻时凭借机智灵活，采集到了“晋级”所需的果子，早早获得身份与位置，但到了本应是学术盛年的时候，却困顿于无题可做，炒冷饭或裁切拼凑则又不愿，于是深感“无趣”，放言“学术”其实“无意义”或“没意思”。说到底，都是因为受到这种“生产方式”制约的缘故吧。

第二种生产方式，便是农民种地。

我的家乡在会稽山区域，那是个魏晋人称为“山阴道上，目不睱接”的地方。溪流下游的平原水田，早早就为人类占据，所以到了宋明时代，便只能向山里拓展。

人们通常选一块大小适宜的山谷之地，先斫柴、刈草，再掘去柴根草茎，平整土地，垒石成坎，引水作渠。初无出产，但卖却柴草，也可换些所需。培植栗柿榧桕，松杉楝竹，非一时可成，则先于园地空旷之处，种下菜蔬菽麦，番薯玉米。时间短者如萝卜间苗，二十日可获，小白菜三十日可收，番薯芋艿，两三月可搂根茎，麦需过冬，稻有两季。如此这般，只要不违农时，顺应四季，则基本生活所需，便可无虞。而果树五年可摘，材木十年成林。过得八年十年，便有余裕，尚可新垦田地，拓展经营。如此十五、二十年，已然是富裕之家，屋舍俨然，内有读书之声。

所以，“题目”诚难寻找，“地块”却可经营。种植需有中长远的规划，用短季作物以应急，耐心等待果树材木自然生长，三五年挂果，八九年硕果累累。平常不问收成若何，只问护理是否到位。地里稻菽茂盛，园中果木葱郁，四季皆有出产，便不须焦虑无物可卖。

人文学者，喜欢做一个“孤独的思考者”，其实不过是做个老农，认认真真地把自家这一亩三分地种好。王季思先生对我说，一个人的学术生涯其实很长，选一块地，花个三五年，当能走到前沿，也会有出产；然后另选一块地，再用三五年作开拓，如此这般，一生拓展多个区块，各有所成，也就变得博学而多专了。那么选个合适的地块，作为自己的“领地”，先把地块摸清楚，把别人做过的全都耙一遍，认真地播种耕耘护理，顺应自然，丰收便自可望。所谓自然经济，自给自足，晚年做个乡野富足老翁，大约也是不错的结果。

第三种方式，是工业化合作生产方式。

工业化生产，需要分工和专精，一个人不可能什么都专精，所以便需要合作。若能融合不同领域，称之为“跨学科”；用更新潮的表述，则是“交叉学科”。通过跨学科合作，会产生新的领域，开拓新的疆土。这是当下的趋势，也是未来的热点。而数字化，则可能是工业化时代的2.0吧。

但目前所见，却是专业界限分明。前贤多谓文史哲不分家，但就中文学科而言，不仅语言文字与文学艺术阕隔，而且古代文学与现当代文学异路，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绝缘，戏剧与小说分途，影视与戏曲疏离，诚所谓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

硕士复试时，我曾请考生谈谈古代文学与古典文献学的异同，答曰：前者研究文学，后者研究文献。其实我的答案，是两者并无太大分别，只是角度不同，管理者对学科作了分割而已。做文学的必须懂文献，做文献的要知道目的是为了理解作家与文学，而不能只停留在“原料”的粗加工上。但事实上，经常可见做文学的不关注文献规则，做文献的不读理论著述；由于学科分设隔离已久，人们已经习惯分途，犹如两条平行线，从不相交。

中文系的人，觉得文学是独立自觉而自为的，所以往往责难作者未能抒发胸臆、直面现实，却忘记了任何的写作，都是受到时代和社会的限制约束的。做戏曲研究的人，总以为艺人演剧是第一义的，文人剧作便落第二义，仿佛若非文人插一只脚，艺人便可在这片土地上随心倾情演出，殊不知演剧也是娱乐产业的一部分，娱乐市场有其“准入制度”，文人并不只是提供“案头剧本”，而且通过剧本写作提升戏曲的品格，通过自身的消费和影响力，帮助扩大了演剧的市场空间。

以此而论，人文学者所面临的某些困窘，也可能是因未曾对采用的“工具”与“方法”做出反思的缘故。然则摆脱“落后”的“生产方式”，或许是提升效率、应对现实的重要法门吧。

（本文原刊于《南方周末》2026年2月7日，澎湃新闻经授权转载）

【回音壁】

吴振武（吉林大学）：写得好。北大原副校长，世界史教授何芳川（著名史学家何滋全之子）说，[曾经]我们的世界史是没有中国的世界史，我们的中国史是没有世界的中国史。跟兄说的中文学科差不多。

徐忠明（中山大学）：学习了，很有意思。不过以我的浅见，即便题目是一样的，做法也可以不一样；即便材料是一样的，关注的问题也可以不一样；题目更多时候可能是一种巧遇，或者说是灵光一闪之间的事儿，而非找到的；有时即使有了题目也未必做得了，关键还是要看做什么样的研究。

黄仕忠：是的。其实我这些话，是针对未入门或还没找到门径的年轻人说的。因为很多人路走错了。对于真正的学者，是另外一回事。

袁旭阳（中山大学）：很形象。农民种地，可能最合当下大多文科学者的学术生产。在当下当一个好农民也不容易，要知地利，在众人都在寻找时，找到一块能生存下去的好地。须知农事的基本技术，“栗柿榧桕，松杉楝竹，菜蔬菽麦，番薯玉米”，非行家也难有好收成。尽人力外，更要顺天时，如时遇旱涝冻风虫，则亦难，要靠天吃饭。最重要的是，良农贵坚守，守常而应变。

吴海（中山大学）：起初只是老农，然后成为地主，还能办起工厂，交通世界，这也是浙江富裕发达的原因。

程相占（中山大学）：老兄妙语连珠，精辟透彻。

黄静枫（上海戏剧学院）：设譬取喻，以启后进。

于小植（北京语言大学）：如将白云，清风与归。巧譬曲喻，不着痕迹。

罗时进（苏州大学）：好文。导师与研究生皆应读。

吴义雄（中山大学）：非常好的感悟，贴切的表达！

杨早（中国社会科学院）：如此健笔，令人羡煞。

何桥（浙江工业大学）：真理总是简单的，但发现真理并不简单。

李桂奎（复旦大学）：比喻形象生动，符合情理事理！受用了。

胡传志（安徽师范大学）：很有启发性，如同山阴道上，令人目不暇接。

陈田珺（华东师范大学）：初见时您的高论妙解使我受益匪浅，现在以生花妙笔加以拓展娓娓道来，又将使学林受益，帮助更多到处“采摘果子”的年轻人。

陈建华（青岛农业大学）：高屋建瓴、一语中的，分析了人文学术的路径，也点出研究者的困境。

傅湘龙（湖南大学）：前面对概念的辨析鞭辟入里，后者的学术理念很重要，我都分享给了学生。

顾克勇（浙江理工大学）：还是做个恬然自得的老农好。

贺仲明（暨南大学）：我就想做一个老农民式的学者，但也摆脱不了被问题所牵引的时候。

沈金浩（深圳大学）：题目都找不到的人，本质上不是做学问的料。治文史哲学问的，大部分人缺的是持之以恒的用功，如果肯用功却感觉没有题目可做，那他一定是缺少才、识。而没有才识，就只好参与一些规则由他人订好的资料整理类学问。

李颖瑜（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很有意思的比喻，之前听您讲过类似说法，这篇文章更系统了。这样想想，人类社会都已经进入后工业时代了，岂能还以采集方式进行学术生产？除了“工业化”外，未来或许“数字化”也会为学术方法带来新的革命～

刘蕊（上海大学）：记得读博时，老师曾讲过“苹果理论”，大意是：当你走进一片果园时，如何找到最大最好的那个苹果？当时被问的一头雾水。答案是你选择的那颗就是最大最好的！就像学术研究一样，不能迷失在果园里，不停去寻找，而是选定后，深耕细作，坚守自己的信念，认真做下去就会有所得。而且你和“苹果”，或者说你和你要研究的题目之间，都有一份机缘在。

林杰祥（中山大学）：老师在思考学术的耕耘、生产，做真正的学问，要有长久的坚持和广阔的视野，这是老师一直坚持的。学生也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的学术志向，决定了他是否以治学为志业。学术基础和训练则决定了他能否长期产出，持久地做学问。这些都是成为“真学者”的重要前提。相比而言，日本学者对于学术似乎更纯粹，面临重重的考研和筛选，比较稳扎稳打。而中国目前的“学者”，则很多并非真学者，只是以学术成果为“蹄筌”，得到岗位之前，拼尽全力，获得岗位之后，便不再坚持，确实显得浮躁一些。

曾庆兰（中山大学）：此前曾听您谈过很多次采集制和耕种制的不同，这次是第一次看到您增入工业化合作，这也正好对应着现在的跨学科需求。您生动的比喻令人耳目一新。在您的观点基础上，我想到了一些有趣的延伸。学术生产方式的不同，应该也不仅是完全出于学者的主观选择，而是也会受限或得益于当时的学术生产条件、生产工具乃至生产制度、分配制度的变化.

黄仕忠：任何时候都不是想怎么就能怎么的。所以，在困难与压力面前，如何选择，便显得重要。而那些厉害的人，更是得风气之先，而不是跟风在后。更厉害的人，是自己创造新的空间、新的领域，带领着人往前走。

容易认为，“问题先行”的做法已是明日黄花，强调“问题意识”的当代学术与1950年代的“问题先行”已经相差很远。这里则从“生产方式”入手，敏锐地指出，“采集制”下的“问题意识”与“问题先行”，同样都有向外寻找问题的共性，这也是此类研究不易久长的重要原因。这个视角没有在其他地方见过，颇能启人深思。

黄仕忠：“问题意识”，其实也有阶段性。书都没有系统读过，就来说“问题意识”，便是误人之说。认真读书的过程中，学会比较、思考，关注细节，掌握了更多知识之后，才能有资格说“问题意识”；当基础积累较多时，有无“问题意识”，才变得重要。

吴晋邦：“早在1980年代中期，我就多次听到已入知天命之年的师长辈，在一起谈论‘找不到题目’的困窘”。——没想到“无题可做”的困窘，那时就已经出现。印象中总觉得，那时继“文革”学术凋敝之后，壁垒放宽，学术空间当很广阔，大家不会觉得无题可做。这大概是后来者的想象了。这样一想，学术如积薪，没有合理的学术生产方式，“无题可做”亦属常情。

黄仕忠：在同一视野里，事情便易做尽。所以必须开拓新的视野、走出新的路子。现在也一样，如果只是老套路，则做来做去都差不多。

吴晋邦：没有根据地的，寻找问题难以久长，而经营根据地时如何发现问题，又是一个长久的话题。这里指示出了一些基本的经营原则：合适选择根据地、穷尽根据地内的文献资料与前人成果、在此基础上发掘（区别于采集）问题、精耕细作。“回音壁”中提到的“苹果理论”也很有意趣。

在当下的“跨学科”与“交叉学科”话语中，一级学科内部的互鉴似乎都已配不上这样的帽子，数字人文等远距离互鉴才是“跨”与“交叉”的显学。但正如这里指出，仅在中文学科内部，值得采用的合作生产方式就有很多。

关于文学的独立性问题，个人不可能专精一切，而这里予人的启示是，在“工业化”的时代里，做学术上的灌园老农，也要对“分工”及其背后的多重限制、影响因素有学理上的认知，不然收成就会出现问题。

黄仕忠：无题可做，也是因为他们接受的是五十年代以来对于学术的训练，而“文革”结束，基础的训练没完成，……则没有题目可做便很常见。——只有少数人，走出路子，觉得做不完题目。当下的情况，某种意义上是相似的。

吴晋邦：原来如此，后辈对80年代的想象，主要是走出路子的这“少数人”，而无题可做的大多数已被淡忘了。

王秋萍（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对“学术生产”三种方式的比喻太精辟了，“采集”的焦虑、“种地”的坚守、“合作”的趋势，每一点都好有共鸣，感觉这是上次您来学院讲“学术研究的规划与路径”的深化。我们要种好自己的田，不骄不躁，同时也要学会和当下趋势接轨，扩宽眼界，不要固步自封在自己的圈子里。

范怿泽（中山大学）：找题目，做论文；尝试各领域，找到适合自己的深耕，再拓展到其他领域；不能囿于学科限制，须注意融会贯通。很有启发。

丁文俊（中山大学）：最后一段将艺人演剧和文人创作置于整个文化制度下分析，作品品位和市场空间综合考虑作品的如何形成，扼要行文就讲清楚问题，非常精彩。古代文学和古代文献学的区别，我也一直疑问，读了您的解读和分析，很受启发，做学问不能简单将自己封闭在狭窄的小方向上。

王子元（澳门大学）：老师以“人类生产方式的演进”为喻，精妙地将人文学术研究划分为三种境界。我明白了学术不只是“发现”，更是“经营”，不能只靠碰运气，而是要深耕常思，打破壁垒。不能做撞运气的猎人，而要做日积月累的农民。

杜治伟（安徽大学）：深受启发。展示“学术研究”的三条路径，并指出向上一路。反躬自身，自己似乎也只是局限于第一种“采集式”，尚未到第二种农民种地和第三种工业化生产，这值得好好反省。虽然感谢师长们的引领，得以亦步亦趋，但缺少了自我开垦的有源活水，可能也无法做到真正的可持续，这也变相辜负了师长们的期许。也许未来的转型仍然任重而道远。感谢您的点拨，让徘徊路口的选择多了些意念先行的信心。

陈恩维（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我此前一直是处于采集阶段，目前处在第二、三阶段之间，黄老师的文章，指引我实现跨越式发展：即进入工业化阶段。同时，我在摸索进入人工智能时代。

刘轩（浙江传媒学院）：在求学过程中，我的硕士导师蓝凡教授一直强调要打通艺术门类研究，叶老师也对西方戏剧主要理论掌握全面；另外，如您所说，往往专治戏剧的以舞台为第一要义，尤其在艺术学科分列之后，力求与文学相区隔，其实文学性与舞台性在戏剧创作中都并非对立的两面，在研究中更应该综合考量。诸位师长博而专的治学追求一直是我学习的目标。

高军（杭大同学）：这个问题似乎可以做一个专论，你还没有充分展开来说。现代学术专业的分割过于细致，即使是在同一个领域里也细分为好多分支，就如你说的，都是平行线，互不交叉，甚至于老死不相往来。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科学都是互相影响互为表里的。在缝隙中窥见广博，于广博中洞见细微，堪称大家；治学研究在一支分野中能穷尽所有，谓之专家，足见功夫。

老弟你是古代戏曲领域的专家权威，可为后人楷模！读书三年，谓天下无病可治，及治病三年乃谓天下无方可用。你是否也有同样的困惑？

廖琳达（国家图书馆）：仔细读过，很受启发！现在海外中国戏曲研究还尚有一些研究空白。但这两年变成热题，相关研究肯定很快会填补上。如何把这些研究长久扎实地做下去，还需要深思。

吴俣（中国人民大学）：方法需要反思，不必强求或跟风某种“问题意识”。慢慢耕耘积累，既是快乐，也是等待收获的过程。同时，跨越专业的制度分野，才能看见更多。

龙赛州（广东技术师范大学）：记得刚读博时，老师曾在“训话”时问过我们一个问题：一个球落到了草地里，应该怎么把它找出来？当时同学们的回答五花八门，有用工具的，有记路径的，最后老师给出了答案，即是先划定区域，一寸一寸地搜寻过去，搜索完了，这个球自然就出来了，而且连整块地是什么样子也都清楚了。这同样也是在揭示学术生产的方式。老师谈到学术生产的三种方式，其实上课时也有具体案例的揭示，即王国维，他便是用三五年时间做戏曲这个领域而做出成绩，同样也回答了“博士”何以“博”的问题。

谢程程（中大毕业生）：还记得您在古典文献学的课上和我们说，寻找题目就像在一个足球场找一个网球，这个比喻至今仍然记忆犹新。这篇文章更在这一基础上拓展为三个层次。马上我也将踏上教学岗位，未来在指导学生选题的时候，也可以将您的文章分享给他们参考学习。

曾昭式（中山大学）：从学术生产方式出发论及当下学术窘态，落脚于工具革新。的确如此，深受启发！不过，目前学界臆造、比附现象仍很严重，可能与没有学术共同体、语言障碍、生存需要等有关。

白海英（华南农业大学）：从生活看学术的总结，很到位！找果子，选地，耕作，找合作者都是考验，其实就是需要胆量，有经验，有恒心，有韧性的“农民”，最后才能有收成，或者大丰收！

刘紫云（中央民族大学）：授人以渔之论！学术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确和耕作十分相似，要有埋头耕耘不问收获的淡定。

谢炳军（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深以为然。先深耕自己的田地，有余力，再跨一跨领域，看一看别人的田园风光，或许有意外之喜。但也存在一种情况，就是自己当初选择的那分地或分到的那分地，本身先天肥力不足，所以适时开拓新地（新方向），也不失为一种好选择。

陈晓丹（中山大学）：老师总能用一些简单类比，寥寥几笔就把问题解析得明白清晰。农民种地一说告诉我们，真正的问题不是凭空产生，也不是看着别人在做什么就萌生。而是在自己占有的领地上老老实实耕作，才能发现属于自己的真正问题。那一段开荒耕地的描述，朴素自然，充满务实远见的智慧。

陈雅新（深圳大学）：之前在一次会议上也听您讲过，很受启发！选择一块田地，精耕细作，会有所收获，而一些意想不到的别样果实，也会随着学术的自然生长而获得。学生现在也近中年，觉得学术当然不能看轻，但也不宜看得过重，最重要的是有趣。第一种方式落于无趣，从第二种进入，达于第三种之境地，才是应该追求的。

高语汐（北京师范大学）：形而上的治学思路，被您用“生产方式”具象描摹出来，我很受启发。静心、悉心经营“地块”才能有所收获，而且我设想，是不是有些“问题”正是我们在埋头耙耕的过程中不期而遇的？类似“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近来我观察了一些硕论、博论、期刊论文，有不少选题仍是在“采集问题”，乍一看有点意思，读罢却觉得意义并不深厚，论点、论据和论述逻辑也总免不了拼凑感。这种“生产方式”是有一定产出效果的，但并不适合我，我已完全放弃在缝隙里敲敲打打从而钻营出一个题目的思路，抱定平常心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