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成都日报锦观

辩证看待人工智能技术浪潮

□方纲 徐雄

人工智能技术的方兴未艾，远非工具的简单迭代，而是一场深刻的生产力革命，正在重塑人类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乃至思维方式。2026年3月，以OpenAI Operator为代表的AI智能体技术爆火“出圈”，不仅登上多个微博热搜，甚至成为全国两会代表委员热议的话题。一项针对全球中文读者的在线调查显示（48000人接受调查）：对于这一人工智能应用，超过56%的受访者选择“保持观望”，近25%的人“暂不打算使用”，近14%的人“打算尝试”，而真正“已在使用”者不足6%。这组数据看似只是一项普通的新技术产品接受度调查，实则折射出一个深刻的时代命题：当人工智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渗透进日常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公众究竟应当以何种姿态面对这场技术革命？

数据背后的公众焦虑

隐私泄露、数据安全、算法歧视、就业替代、伦理失范……这些问题都是人工智能发展进程中切实存在的风险

人类面对新技术的焦虑，并非始于今日。早在工业革命初期，英国就爆发了著名的“卢德运动”。1811年至1816年间，纺织工人愤而捣毁机器，他们认定这些“邪恶的发明”夺走了生计，破坏了传统的手工业生活方式。卢德主义者并非全然反对技术进步，他们反对的是那种在缺乏社会保障机制的情况下，骤然剥夺劳动者生存手段的技术变革。无独有偶，英国早期汽车发展史上的《红旗法案》则为技术管理提供了另一则发人深省的教训。1865年，英国议会通过《红旗法案》，规定在道路上行驶的机动车须由三人驾驶，其中一人在车前50米处手持红旗先行，用以警示车辆附近的行人与旁观者。这一法案实质上将汽车速度限制在步行速度以内，几乎扼杀了英国汽车工业的发展空间。直至1896年该法案被废除，英国的汽车工业已远远落后于后来居上的法国与德国。历史昭示我们：以过度保守和限制性思维对待新兴技术，可能使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错失整整一个时代的发展机遇。

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指出：“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这一论断表明，生产工具的革命性变革，最终会从根本上重塑整个社会的阶级结构与权力关系。人工智能正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蒸汽磨”，它不会因为有人恐惧、有人抗拒就停下发展的脚步。

开篇的调查数据显示，“保持观望”与“暂不打算使用”两项合计超过80%，清晰勾勒出当前公众面对人工智能时的普遍心态：观望中交织着忧虑，好奇中伴随着警惕。这组数据同时也揭示了另外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人工智能技术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迭代更新，公众的接受度与使用率却呈现出相对滞后和谨慎的态势。

公众的疑虑并非空穴来风。隐私泄露、数据安全、算法歧视、就业替代、伦理失范……这些问题都是人工智能发展进程中切实存在的风险。当算法决定我们能看到什么信息、获得什么工作机会、享受什么金融服务时，当大模型在训练过程中使用我们的个人数据时，当“深度伪造”技术可以制造出以假乱真的虚假信息时，公众的警惕与审慎恰恰体现了理性意识的觉醒。

然而，我们同样需要警惕另一种极端：以过度谨慎和消极观望的姿态，在技术变革的浪潮中错失机遇。调查中高达56%的“观望者”与14%因FOMO（Fear Of Missing Out,恐落人后）而“打算尝试”的人，共同构成了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这种既不敢大胆使用、又不甘完全置身事外的矛盾心态，恰恰反映出公众在面对加速发展的新技术时，尚且缺乏一个科学、理性、系统的认知框架与应对策略。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深刻地指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这句话置于人工智能时代同样警醒人心：我们既不能陶醉于技术的无限可能而忽视其潜在风险，也不能因恐惧风险而拒绝技术进步。关键在于，如何在发展与规范、创新与安全、效率与公平之间，寻得那恰当的平衡点。

辩证看待人工智能的社会角色

超越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建立起辩证看待人工智能的认知框架，是理性应对技术变革的第一步

面对人工智能，公众舆论场中形成了两种对立的叙事：一种是技术乐观主义的“乌托邦叙事”，将人工智能描绘为解决一切问题的万能钥匙；另一种是技术悲观主义的“警示性叙事”，将人工智能描绘为吞噬就业、侵犯隐私的“潘多拉魔盒”。这两种叙事各有其片面性。人工智能是一种深刻改变世界的技术力量。它既非天使，亦非魔鬼，而是人类社会创造出来的工具——技术本身无所谓善恶，其最终的社会效应，取决于人类如何设计、开发、应用和管理它。

人工智能的辩证性质，首先体现在它既是“劳动的替代者”，也是“劳动的解放者”。一方面，人工智能确实可能替代大量重复性、程序性的工作岗位，给传统就业结构带来冲击；另一方面，人工智能亦有望将人类从繁重、危险、重复的劳动中解放出来，使人类拥有更多时间和精力从事创造性、情感性、价值性的活动。马克思曾表示，工作日的缩短是自由王国实现的根本条件——这一洞见，在人工智能时代获得了新的技术可能。

其次体现在它既是“权力的强化器”，也是“民主的助推器”。一方面，人工智能可被用于强化社会控制、加深数字鸿沟、制造信息茧房。比如，基于人脸识别与行为分析的预测性警务系统已在部分国家应用，短视频与内容推荐算法倾向于推送同质化、情绪化、极端化的内容。另一方面，它亦能降低知识获取的门槛、提高公共服务的效率、增强公民参与的能力。比如，大语言模型与对话式AI正在打破专业技能对特定学历或机构的依赖，AI政务与智能审批系统已在多地实现“秒批秒办”。人工智能正在打破传统的知识壁垒、行业界限和社会结构，这种“烟消云散”的过程，既带来不确定性的焦虑，也蕴含着创造新世界的可能。

对于普通公众而言，超越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建立起辩证看待人工智能的认知框架，是理性应对技术变革的第一步。既不做盲目追捧的“技术信徒”，也不做全盘否定的“当代卢德主义分子”，而是在承认技术发展趋势不可逆转的前提下，既看到机遇也看到挑战，既积极拥抱又审慎防范。

理性应对人工智能的实践路径

每一个普通人都应在人工智能时代找到自己的位置、发挥自己的价值、守护自己的权利

面对人工智能技术的历史性变革，公众应当建立在科学认知、理性分析和历史洞察基础之上的辩证应对。

在认知层面，要建立起对人工智能的科学认知与批判性思维。这意味着既要了解人工智能的基本原理和应用场景，避免被夸大其词的炒作所误导；又要具备辨识人工智能产品和服务真伪优劣的能力，不被“AI万能论”或“AI威胁论”所裹挟。公众对人工智能的科学认知，能够引导技术朝着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的方向演进。调查中高达56%的“观望者”，如果能够从消极观望转向积极学习，从被动等待转向主动了解，这种观望就会成为理性应对的准备阶段，而非错失机遇的空白地带。

在技能层面，要主动提升人工智能时代的核心素养。这不仅仅是学习如何使用某款AI工具的问题，更是培养与人工智能协作共生的能力。在人工智能时代，人的核心竞争力不在于与机器比拼速度和精度，而在于发挥人类独有的创造力、同理心、批判性思维和复杂决策能力。对于调查中14%因FOMO而“打算尝试”的群体，其动机虽源于焦虑，但如果能够将这种焦虑转化为系统学习和能力提升的动力，FOMO亦可以转变为成长的契机。

在参与层面，要从被动的技术接受者转变为主动的技术参与者。人工智能的发展不应只是少数技术精英和商业巨头的事情，而应当成为公众可以参与讨论、影响决策的社会公共事务。公众不应将自己的权利和声音排除在技术治理之外。调查中25%担心隐私泄露和安全风险的群体，他们的担忧如果能够转化为参与制度建设的动力，而非简单拒绝技术的理由，就能够为人工智能的健康发展提供重要的监督与制衡力量。

在伦理层面，要共同塑造人工智能时代的价值底线。人工智能的发展不能是“技术至上主义”的单兵突进，而应当有明确的伦理边界和价值导向。公平、透明、可解释、隐私保护、人类自主性等原则，应当成为人工智能发展的基本伦理框架。在人工智能时代，技术的发展不能撕裂社会共同体，不能加剧数字鸿沟，不能制造新的不平等。调查中仅6%的“已在使用”群体，他们是技术的先行者，但他们的实践如果能够融入伦理反思和社会责任意识，就能为后来者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

每一次技术革命都伴随着阵痛与希望、破坏与创造。马克思在《资本论》序言中明确指出：“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它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人工智能的发展规律同样如此，我们无法跳过这一技术阶段，但可以通过理性应对，“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当每一个普通人都能在人工智能时代找到自己的位置、发挥自己的价值、守护自己的权利时，这场技术革命才能真正成为通向人的全面解放的阶梯。

——本文为2025年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新就业群体的社会心态与韧性治理研究”（25BSH065）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方纲，西南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徐雄，绵阳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