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成都日报锦观

千竿翠玉 蜀地竹器的文化长卷

崇州竹林中的农居。

具有现代审美风格的竹编工艺品。

竹林掩映中的崇州道明竹艺村。

竹编技艺与瓷器相结合。

匠人正在编制竹编。

崇州道明竹艺村。

林赶秋/文 冉玉杰/图

前言

中国是世界上竹资源最丰富的国家，成都则是国内的“竹之重镇”。据统计，成都共有竹林面积103.68万亩，以慈竹面积最大，另有毛竹、雷竹、麻竹、方竹等共40属556种竹类植物，其中成都特有原生竹种13属35种。从《史记》所载的“竹、木之器”到今日成都百万亩的葱茏竹林，丰饶的竹资源深深植根于这片土地，与城市共生共长，融入了城市文明的每一寸肌理。

蜀竹支撑起了寻常百姓的起居，千百年来，蜀人“削竹为器”，编出筲箕、竹席、竹篮等日用之物，战国皇族所用的人字纹“簟席”与东汉陶俑手持的箕畚，皆是其悠久传统的见证；蜀竹还是工程智慧的结晶，自李冰治水起，“破竹为笼，络石为堰”的技艺便成为都江堰安澜千年的核心，竹笼聚合卵石，以柔克刚，驯服了滔滔江水。

超越实用，蜀竹亦滋养着蜀地的文心与巧思。南宋陆游在崇州留下“冷翠千竿玉，浮岚万幅屏”的诗句，捕捉其清冷风致。而依托这份深厚的竹编传统，道明等地自清代便发展出精湛的竹编工艺，从家常物件到精妙的瓷胎竹编，丝丝竹篾交织出国家级非遗的璀璨技艺。由此，竹从山林走入市井、堰功、诗卷与指尖艺术，完成了从自然之物到文化符号的深刻升华，织就了一部独特的成都共生史。

正史中的蜀地竹器

西汉时，汉武帝派遣张骞出使西域，在位于今阿富汗北部的中亚古国“大夏”国，张骞见到了产自蜀地的邛竹杖和布匹，大为惊讶，便问是从哪里得来的？对方回答：“是我们的商人从身毒国买来的。”身毒是中国当时对印度的称呼，它东部的古国迦摩缕波与大汉的西南接壤，蜀商私下做买卖，穿过山川险阻，躲开瘴气毒蛇，花数个月的时间，就可以抵达那里。邛竹杖、蜀布既然可以出口远销，证明在成都市面上已经非常流行。当时人们常拿“蜀郡之布”与齐国之缣相提并论，要知道，齐国丝织品可是“号为冠带衣履天下”的。

如今，青海、新疆等丝绸之路沿线各地出土了大量唐代蜀锦，一方面反映了蜀锦远播域外的途径与盛况，同时也说明了成都在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地位。

蜀锦多有遗存，而作为竹木器的织机却难以躲过岁月的淘洗，十分罕见。1975年，在成都曾家包汉墓中出土了一大块“庄园生活画像石”，上面有织机图：一台有一个脚踏板，是制织平纹织物的织机，另一台是带马头的斜织机。但其实物却渺渺然不见吉光片羽。直到2012年，位于成都金牛区天回镇土门社区老官山4座古墓被发掘，才让世人首次目睹了汉代织机的真容，这些跨越2000多年的文物填补了中国乃至世界纺织史上的史料缺憾，也印证了成都就是历史上丝绸之路上的商品重镇。它们虽然只是微缩模型，但却是我国第一次出土的完整的西汉织机模型，也是现存的世界上最早最完整的织机模型。

这些模型一共4个，均为竹木结构，同出于M2的北一底箱。其中三个织机大小、结构一致，一个稍大，结构不同。部分织机上还保存有纺线。从中选出两个标本，以便一窥其尺寸大小：标本M2：186，长0.82米，宽0.28米，高0.48米；标本M2：191，长0.66米，宽0.42米，高0.21米。法国国家科学院研究员多米妮克·卡尔登说，从教堂的玻璃画上看，欧洲在8世纪时出现了类似的机器。丹麦国家基金纺织品研究中心主任玛丽·路易斯·诺什说，公元前2世纪的织机和丝线等有机质文物能完好地保存下来且被发现，这在中欧乃至世界考古史上是独一无二的。“它们代表了中国汉代纺织技术的高峰，那些工人定然是技术高超，训练有素，掌握许多技巧，能操作多型织机。”

如今走进成都博物馆之秦汉馆，一架高大的织机便映入眼帘。这台名为“连杆型一勾多综提花木织机”的大型织机，就是依照4部织机模型之一类（三个大小、结构一致的是“连杆型一勾多综提花木织机”，最大那台为“滑框型一勾多综提花木织机”）而研制复原的，现在加以专业操作，完全能够在其上制织出著名的尼雅遗址出土的蜀锦纹样。

蜀布闻名世界，离不开织机；织机运转如仪，又离不开竹子与木头。这两种材料恰好又是蜀地的特产。中国的多部正史，对此屡有记述。《史记·货殖列传》载：“巴蜀亦沃野，地饶卮、姜、丹砂、石、铜、铁、竹、木之器”。《汉书·地理志》载：蜀郡“土地肥美，有江水、沃野、山林、竹木、疏食、果实之饶”。《隋书·地理志》载：益州“其地四塞，山川重阻，水陆所凑，货殖所萃，盖一都之会也……人多工巧，绫锦雕镂之妙，殆侔于上国”。

“货殖”原指利用货物的生产与交换进行商业活动，从中生财求利以致富，有时也包括各种手工业，以及农、牧、渔、矿山、冶炼等行业的经营在内。《隋书》这里活用为名词，拿“货殖”代指《史记》的“卮、姜、丹沙、石、铜、铁、竹、木之器”以及《汉书》的“江水、沃野、山林、竹木、疏食、果实之饶”。虽然字面上没有提及“竹、木”，实际上是包含了的，正如“绫锦雕镂之妙”包含了蜀锦、织机、竹雕等。总而言之，竹木的资源在蜀地从古至今都非常丰富，质量也非常高，要不然怎会千里迢迢被汉代商人行销到外国去？

以竹为器用竹治水

每年春暖花开时，成都市各大乡镇上一年一次的“春台会”都会如期举行。众人春风满面，挈妇将雏，摩踵擦肩，熙熙攘攘。“春台会”上必不可少的商品，要数林林总总的竹编，抬眼一看，便能觉察出其间洋溢着的浓浓的蜀风川韵。

中国的竹编可谓历史悠久，底蕴深厚。当人类的文明史开始进入农耕时代，每年所获的米粟和猎物渐有剩余，为了不时之需，就得把这些食物及饮水存放起来。这时候便就地取材，使用各种石斧、石刀等工具砍来植物的枝条编成篮、筐等器皿。在实践中，发现竹子干脆利落，开裂性强，富有弹性和韧性，而且能编易织，坚固耐用。于是，竹子便成了当时器皿编制的主要材料。陶器的形成与竹编的编制也密切相关，先人在无意中发现涂有黏土的容器在经火高温烧过后不易透水，可以盛放液体。于是以竹藤编制的篮筐作为模型，再在篮筐里外抹上糊泥，制成竹藤胎的陶坯，在火上烘烤制成器具。后来人们直接用黏土制成各种成形的坯胎，就不再使用竹编编织，然而还是对竹藤几何图形十分喜爱，便在陶坯半干状态下在其表面拍印上模仿篮、筐、席等编织物的纹样作为装饰。在殷商时代，竹藤的编织纹样丰富起来。在陶的印纹上出现了方格纹、米字纹、回纹、波纹等纹饰。到了春秋战国，竹的利用率得到扩大，竹子的编织逐步向工艺方面发展，竹编图案的装饰气味越来越浓，编织也日渐精细考究。战国时期的楚国编织技法已经十分发达，出土有竹席、竹帘、竹笥、竹扇、竹篮、竹篓、竹筐等近百余件。

地处中国西南的蜀地因为有着得天独厚的竹资源，因此竹编更是深入社会各阶层的生活当中。成都博物馆之先秦馆展览的那张“竹席”可为其杰出之代表。该席长约2米，宽约0.9米，保存较为完整。短边一侧炭化，深浅相间的色彩系下葬时折叠后再放入棺内而形成。编织方法为人字形交叉法。其可能是用在床榻上的。此席与同个展区陈列的那架“漆床”同出于成都商业街船棺葬，时代为战国，乃开明王朝皇室所用者，因为《礼记》有“君以簟席，大夫以蒲席”的制度。此“竹席”若换用古称而言，也该标识为“簟席”。2000多年云烟过眼，这种样式的席子至今却仍能偶尔见于世间，我们不得不佩服古蜀篾匠的心灵手巧。

对于四川人而言，“箕”可以说是相当熟悉，在生活中我们一般称其为筲箕、撮箕等。在中国古代神话中，“愚公移山”就与“箕”有着紧密的联系。它虽是《列子·汤问》篇中的寓言，里面的细节却多有现实生活的反映，比如这句：“遂率子孙荷担者三夫，叩石垦壤，箕畚运于渤海之尾。”大意是讲：愚公率领三个儿孙，敲凿石头，挖掘泥土，然后用担子挑上装满土石的箕畚搬运到渤海边。

作为竹编之器，箕易朽烂而不存，好在东汉的四川人擅长各种尺度的雕塑，给后世留下了不少相关的艺术品，让我们可以穿越千年，一窥古代箕畚的真容。成博秦汉馆展陈着两尊几乎一模一样的男性陶俑，均定名为“陶执锄持箕俑”，都是右手持锄，左手执箕，一脸微笑，面对观众，让人不禁遐想联翩：他俩是不是刚挖到了宝贝，正准备装进箕畚提回家中呢？

除了生活器具外，竹器在蜀地的工程建筑中非常常见。战国时，蜀郡郡守李冰为了防止岷江决口，毁坏堤堰，于是伐竹破竹，编成直径三尺、长十丈的镂空圆笼，然后在中间填满大小卵石，累积于岸边以壅堵减缓江水的滔滔冲击。“汉成帝时，瓠子河决，王延世塞之，用此法也，《汉书》所谓‘下淇园之竹以为楗’。”此句原出《史记》，《汉书》亦有载文，若借唐代《元和郡县志》的话来表达，就是“破竹为笼”的意思。王延世做的竹笼长四丈、大九围，里面盛满小石头，要用两条船拖载，才能最终投放到黄河决口处。这种笼石作堰的古法，深得四川布政使司水利佥事卢翊的赞赏与推崇。明武宗正德年间，卢翊维修都江堰，也采用“竹笼络石”技术。

竹笼络石最大的优点是把分散的卵石聚合为一体，既能抗御水流冲击，又能泄洪，还能适应河床变化。100多年以前，做笼采用的是灌县（今都江堰市）以西漩口一带产的坚韧的白甲竹，由政府规定种植，每年九月派工砍伐，水运至灌县，供都江堰岁修使用。后来，被盛产的慈竹代替。经过2000余年发展，竹笼已有蛇皮笼、三角笼、座圈笼、铺盖笼等多种类型，又称“竹络”“竹篓”“篓石蛇”等。

陆游诗文和道明竹器

蜀地竹文化并非只是生活与社会建造的必需品，它同样也走进了文学大家们的视野当中，被写进了诗词，传唱千年。南宋大诗人陆游，就深爱蜀地之竹。今天的成都崇州，建有陆游祠，这是因为陆游曾在这里当过“蜀州通判”，蜀州即宋代的崇州，他对崇州作出过贡献，又爱国，所以崇州人民追怀他、纪念他，建祠以祭。通判是个副职，主要掌管粮运、家田、水利和诉讼等事宜。

在任职蜀州期间，陆游深入考察了地方上的风土民情，先后造访了翠围院、白塔寺、大明寺等崇州名胜。崇州三郎镇凤鸣村的化成山中，有一座古寺宋代时被称为“化成院”，如今则为“大明寺”。陆游有《化成院》一诗，云：“翠围至化成，七里几千盘。肩舆掀泞淖，叹息行路难。缘坡忽入谷，蜿蜒苍龙蟠……日落闻鹿鸣，感我平生欢。客游殊未已，芳岁行当阑。”可见当时山中竹林茂盛，风景悠然，让陆游流连忘返。

让陆游触景生情，诗兴大发的，并非仅此一地，陆游在白塔寺寻访时，忽遇下雨，于是从此进入寺院中躲雨。他凭栏而望，看见翠竹千竿，浮岚四起，于是挥笔写下《白塔院》：“冷翠千竿玉，浮岚万幅屏。凭栏避微雨，挈笠遇归僧。残日明楼角，屯云拥塔层。溪山属闲客，随意倚枯藤。”

崇州的竹子成了这诗的灵魂，或者叫“诗眼”。全诗不着竹之一字，却得尽竹之风流。冷翠千竿玉，形容竹温之低，竹色之绿，竹数之多，仅以冷、翠、千、玉四字就和盘托出了竹的三个维度。挈笠遇归僧，笠一般是用笋皮做的。包在竹笋外面的有毛干壳，叫做“笋皮”或“笋壳”。自古以来，人们都善于用它来装点生活。唐人高适《渔父歌》云：“笋皮笠子荷叶衣”。笋皮笠子，20世纪80年代，我也戴过它来遮雨，称之为“斗笠”，编篾条为框架，其间空隙则拿笋皮缝补，雨滴其上如滚落荷叶之表，不太容易渗漏。陆游所挈所戴之笠，应该与此近似，或许就是用崇州当地的竹子和笋皮制作的。

正是因为崇州有丰富的竹资源，因此也孕育出了中国的“竹编之乡”——道明。道明地处古江源县（相当于今崇州市）境内。晋代历史学家常璩在《华阳国志》中记述江源县时写道：“江源县郡西，渡大江，滨文井江……安汉，上、下朱邑出好麻，黄润细布，有羌筒盛。”道明位于下朱邑（即下朱亭）境内。这里用麻纱织出的黄润细布都用“羌筒”装起来出售。“羌筒”是以羌竹作筒，是当时用来包装黄润细布的竹制品。可见江源先民在公元5世纪前就掌握了经纬交错的织造技艺，为以竹为料进行编织积累了经验，而且他们当时就懂得利用竹制品来增加麻织品的附加值。

从清朝开始，道明竹编真正成为一种工艺产品。20世纪初的民国《崇庆县志》称：“崇庆之竹编名扬省内外，实赖道明方有所得也。”清代时的道明，当地农民即以扭篾绳，编鸳篼、撮箕、箩筐、筛筛、笼笆为常事。部分农民还以此为业，使之由粗到精，由简到繁，编出斗笠、凉席、素篼、花篼、提篼等，销往邻近诸县。道明竹编便成为老百姓购买竹编产品的首选，流传下来。20世纪初，道明出产的竹编儿童玩具还曾获得四川省劝业会一等奖。得益于道明当地精致的竹编技艺，当地的手工匠人还在学习总结传统的道明竹编技艺的基础上，以瓷器、漆器作为底胎，让竹编依附在胎上，使竹编技艺从无胎成形进入有胎依附的新阶段，瓷胎竹编的前身——有胎竹编诞生了，从而开创了独特的竹编工艺新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