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经记者 郭建杭 北京报道

伴随2025年度财务报告的披露，多家上市银行也陆续发布了2025年可持续发展报告或ESG（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报告，这也是监管要求下首个完整年度的可持续发展报告。

《中国经营报》记者梳理多家上市银行ESG报告发现，2025年银行ESG落地实践呈现新特点：多家上市银行已将ESG战略升级，部分大型银行ESG已融入银行顶层治理架构。此外，绿色信贷规模增长明显的同时，ESG产品线更为丰富。

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刘锋向记者指出：“中国银行业在ESG领域的实践经历了一个从被动合规向主动治理的深刻转变，ESG正在变成银行的风险管理工具，从‘合规要求’走向‘价值创造’。”

ESG产品体系多元化

绿色信贷规模的增量变化是衡量机构可持续发展落地实践的重要指标之一。

2025年，银行绿色信贷呈现规模和质量双重跃升。银行发布的2025年可持续发展报告中的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年末，中国银行（601988.SH）绿色贷款余额折合人民币4.96万亿元，较上年年末同口径增长27.83%；工商银行（601398.SH）绿色贷款余额已突破6.7万亿元，较年初新增超1万亿元，市场影响力稳步提升；农业银行（601288.SH）绿色贷款余额5.93万亿元。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目前银行ESG的产品体系从单一走向多元。刘锋指出：“过去银行的绿色金融实践基本等同于‘绿色贷款’，但现在已经扩展到绿色债券、ESG主题理财、绿色租赁、碳金融等多个领域。”

多家银行可持续发展报告中对此亦有相关表述。2025年，中国银行持续在境内外市场发行绿色债券，募集资金用于支持绿色产业项目发展，绿色债券发行规模300亿元，全年承销境内绿色债券发行规模4288亿元。截至2025年年末，该行境内人民币绿色债券投资规模超过1000亿元。工商银行发行绿色金融债150亿元，完成298只ESG债券承销发行，包括绿色债券、可持续挂钩债券、社会责任债券等募集资金12715.76亿元，主承销规模3815.02亿元，同比增加2145.76亿元，同比增长1.3倍。农业银行境内发行660亿元绿色金融债，发行规模居可比同业首位，自营绿色债券投资余额增长37%。

不仅国有大行在绿色金融方面稳步增长，股份制银行亦在绿色金融的产品创新领域发力。浦发银行（600000.SH）2025年可持续发展报告中显示：报告期末，浦发银行绿色信贷余额7073.74亿元，较上年年末增长23.95%；绿色新能源汽车贷款余额191.24亿元，占零售信贷汽车贷款比重50.59%，较上年年末提升17.57个百分点；累计承销绿色债券92.31亿元，本币绿色债券新增投资规模230.80亿元；本币绿色债券余额253.23亿元，绿色ABS余额112.18亿元；绿色产品托管规模757.66亿元，较上年年末增长65.24%。

华夏银行（600015.SH）的2025年可持续发展报告显示，截至2025年年末，华夏银行集团绿色金融余额5313.52亿元，比上年年末增长31.42%。其中，绿色贷款余额3733.57亿元，绿色投资余额459.44亿元，绿色租赁余额985.79亿元，ESG理财产品累计管理规模326.23亿元，绿色债券承销规模104.01亿元。

从多家银行披露的信息来看，2025年银行在可持续发展方面的业务实践，重在积极挖掘与本地经济产业契合点，不断丰富绿色金融产品与服务创新。

青岛银行（002948.SZ）可持续发展报告指出，报告期内，青岛银行积极开展产品创新，量身打造“渔船贷”“海藻贷”等多类别蓝色金融产品，并联合上海清算所发布国内首只海洋经济债券指数，推动蓝色金融向更深更广领域发展。2025年，全行绿色贷款规模达588.13亿元，增速57.47%；蓝色贷款余额227.54亿元，较年初新增59.72亿元，增幅达35.59%。

作为首个可持续发展报告披露完整年，银行在可持续发展领域实践对比此前有明显变化。刘锋向记者指出：“首先，ESG治理体系系统性升级，报告体系与国际标准实质性接轨，碳排放披露从‘可有可无’变成‘逐步规范’。其次，治理架构从部门职责上升为董事会战略，ESG已经真正融入银行的顶层治理架构。此外，绿色信贷规模实现跨越式增长，绿色金融已经从银行‘选修课’变成了‘必修课’和核心业务增长点。”

ESG价值内化挑战

当前，银行业绿色金融与ESG实践取得显著成效，但仍有很多问题亟待解决，比如相关数据真实可靠性不足、ESG落地实践对于银行利润增长的直接促进作用难以明确测算等。

银行信贷业务人士告诉记者：“绿色金融业务的综合收益目前仍难以明确量化测算，绿色金融业务在前期有审核调研的隐性成本，同时，绿色金融业务普遍项目周期长于其他类型的信贷业务，对资本和流动性占用较大。”

记者还了解到，目前银行绿色金融业务的开展与所在地区的资源禀赋关联密切，部分地区的中小银行受限于当地企业构成及发展需要，限制了其绿色金融实践参与度。

刘锋认为，绿色信贷规模高速增长但银行在短期财务回报上并不显著的原因，主要是ESG数据基础设施薄弱，无法支撑科学定价。同时，银行自身的ESG评级在国际上表现亮眼，但这一优势并未有效传导至实体经济。此外，短期回报与长期投入之间的财务错配以及银行ESG优势尚未转化为估值溢价。

无论如何，在银行净息差全线走低的背景下，传统利息收入增长面临刚性约束，寻找新的利润增长点已成为银行的生存命题，ESG业务被寄予厚望。

刘锋对此建议道，首先，将ESG从“成本项”转化为“风险缓释工具”。在息差持续收窄、信用风险上升的环境下，向绿色领域配置信贷资源不仅是履行社会责任，更是优化资产质量、降低信用成本的有效策略。其次，通过ESG挂钩产品获取差异化定价空间。虽然贷款利率整体下行，但那些能真实证明自身ESG绩效的企业，理应获得更优惠的融资条件。反之，高碳排企业的贷款利率中应该体现风险溢价。这种差异化的定价机制，可以在不提高整体利率水平的前提下，优化银行的收益结构。再次，大力发展绿色相关的中间业务。绿色债券承销、ESG主题理财、碳资产托管、转型金融顾问等业务，都是非息收入的重要增长点。最后，在转型金融中寻找超额收益机会。在息差普遍收窄的环境下，纯粹的信贷业务利润空间有限，但转型金融涉及的碳核算、路径设计、效果评估等专业服务，本身就具有较高的附加值。银行如果能建立起这些专业能力，就可以在传统信贷之外获得咨询、托管、交易等多重收入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