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周天勇

周天勇

  这一探讨用了8年多的时间，我为何要执着地，从数理方法方面进行中国二元体制改革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原因是与前苏联和东欧各国不同，在对传统社会主义计划和公有制进行改革时，苏东采取了瞬时向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转轨的方式，而中国则走了坚持社会主义价值理念、对传统计划经济和公有制体制进行渐进转轨改革的道路。

  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发展中国家、已经完成向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国家、坚持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国家，虽然结构和制度不同，但这几类经济体的经济制度是既定的。无论是市场经济的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和索洛增长模型、发展中国家刘易斯和乔根森结构转型的增长模型，还是计划经济的投入产出表及求导的动态增长模型，从它们国民经济产出和增长的计算方面看，体制不变是一个最为基本的经济学假定。

  中国经济有两个特殊性：其一，方向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其二，从集中计划和完全公有制，向市场配置和多种所有制的改革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这使得体制在不断地变动，直至建成社会主义一元市场经济体制，时间上是一个超长的转轨周期。体制变动时时处处影响着国民经济。因此，假定体制不变的上述主流国民经济计算模型，无法准确地描述和刻画中国的国民经济产出和增长。

  在我发表的一些研究文献中可以读到的是，1957到1977年，就业劳动力增长2.62%，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名义增长69.88%，GDP名义增长5.67%。在这21年中，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为-1.21%（格罗宁根大学研究团队的数据）。在高投资和就业高增长的情况下，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与公有单一的所有制结构，禁锢了生产力的效率和财富的溢值，GDP实际增长率仅为5%。在战后日本、韩国、新加坡和中国台湾地区等经济高速增长时，我们的经济增长只是处在中速略微偏高的水平上，与之相比可以说我们失去了经济发展宝贵的21年。

  而在1978到2010年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下降到了16.54%，就业劳动力增长率下降到了2.03%，但GDP名义增长率为16.10%。在这33年中，GDP实际增长率为10.02%。根据亚洲生产率组织的核算，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的提高贡献了3.7个百分点的增长率，占总增长的36.93%。改革开放，生产要素配置的改善，自然资源和产品的资产化、货币化财富溢值，解放了巨大的生产力，在资本和劳动要素投入增长大幅度下降的情况下，经济保持了长时间的高速增长。1977年以当时人民币对美元官方汇率、均衡汇率和黑市汇率分别计算，人均GDP为199美元、90美元和59美元；而到2010年时人均GDP提升为4540美元，33年间按照不同的汇率分别计算的平均增长速度为9.49%、12.62%和14.07%。可以说在世界经济史上，中国作为人口规模最大、起步水平很低的贫困国家，通过推进商品化、市场化、货币化和财富化改革，使体制禁锢的巨大生产力得到了释放，创造了经济追赶型增长的奇迹。

  当然，在中国的经济学界，大部分尊重事实的学者还是承认改革开放促进了经济的高速增长。那么，在学理上怎么才能证明改革与增长有着推动力与结果的因果关系？通常的办法是：一是对投入产出水平进行改革前和改革后的比较，来论证改革增加了产出和加快了经济增长。然而，这是一种输入和输出黑箱式的证明，并不知道内部结构动力的来源。二是根据经验对各个结构部位进行评测打分，判断其权重及动力的集成。但这只是主观的估计，并不能揭示体制影响经济的内在机制。三是阿西莫格鲁等经济学家，在同样的气候、地理位置和资源等条件下，由于广义的制度不同致使经济产出和增长不同，以计量经济因果推断的方法，证明了制度决定经济增长。这是一次最为成功的经济学论证。

  体制不能被变量化，成为渐进转轨经济国民经济计算的一个卡点，也可以说是现代经济学的一个难题。经济学家伍晓鹰认为，对一个生产系统来说，一种外在的体制不可能被变量化。当然，对于体制既定的经济，我们不需要研究体制变动对产出和增长的影响。但如前所述，中国的渐进转轨式体制改革，又是一个超长周期的发展阶段，其必然影响经济的产出和增长。如果用体制不变的各种产出和增长模型计算中国经济，不言而喻，会存在较大甚至相当大的误差。

  人们研究经济历史，从中国传统哲学思想方面讲，就是知道国民经济运行的道；从我们熟悉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观察，就是总结国民经济运行的规律；从现代经济学看，就是要揭示国民经济自组织机制和客观运行趋势。这些不同角度观察的道、规律、机制及趋势，许多并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也就是说人们不能抗拒和违背这些自然和客观存在的道、规律、机制和趋势。

  在历史长河中，伟大的思想家们构想美好的人类社会。比如，设想了一个没有价格、货币、交换和市场的理想社会，由中央计划机关配置资源、分配产品，寻求分配公平、避免生产过剩，按比例地调节国民经济的产出和增长。绝大多数传统社会主义国家，都对此做了制度安排的实验。虽然它们抑制了市场，也能够行政干预价格，但是都未能彻底取消价格和货币，并实现按比例的最优的生产、分配和消费。

  人类社会从部落状态开始，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就形成了分工和协作。分工提高生产率，协作需要生产要素和产出品的交换，于是萌生和发展出了生产、分配、投资及消费的价格、货币和市场制度。这就是经济的道、规律、机制和趋势。最为经典的案例，就是当年波尔布特在柬埔寨进行了取消商品、价格、货币、商铺、市场和银行的传统社会主义理想的社会实验。他发现城市是市场经济这些制度的集中地，因此发动了清空城市人口向农村转移的社会运动。但结果是柬埔寨经济和社会的一场灾难。

  虽然马克思告诫，社会主义国家国民经济的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生产要相平衡，在生产总产品被分配之前，进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扣除。还有一个普遍的事实是，几乎所有传统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计划中重视建设和生产，没有建立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结果都形成了高积累低消费的不平衡发展模式。并且，投资消耗大、重复建设严重，经济缺乏活力和动力，生产效率低，生产力质量不高，消费品短缺，人民生活水平长期低下，成为这些国家的常态。

  20世纪后期，传统的社会主义国家都进行了体制改革，目的就是解决问题。而且，中国渐进转轨，推进经济体制商品化、货币化和市场化的改革，放松、放开和放活被体制禁锢的生产力，使经济发展取得了伟大的成就。

  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由于计划生育少子化和老龄化的滞后效应，全球（包括中国在内）也步入了高负债发展模式的阶段，加上国内房地产泡沫的破裂和对外开放的不确定性，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着各方面问题的困扰。

  传统社会主义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渐进转轨，也会带来成长中的各种烦恼和问题。一是往往将这些问题都归结于市场化改革本身；二是往往会忘记过去艰辛的历史，怀念过去的体制，认为集中的计划经济和单纯的公有制也能够发展生产力，并且收入和分配比较公平。

  这就需要经济学研究以工程实验的思维，从数理逻辑方面对两个较大的渐进转轨国民经济运行问题进行研究。一是内生地证明：在渐进转轨经济过程中，向计划行政和公有制体制回归、二元体制胶着不变、继续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这三种体制变动，会造成未来产出和增长收缩减速、产出相对下降和增长停滞、产出相对增加和经济持续增长这三种不同的结果。二是要内在地证明：在高负债发展模式下，宏观资产负债表可能相对平衡，也可能严重失衡。不合理借债式发展经济体制如果得到改革和抑制，会支撑未来货币流动充足、总需求旺盛、消费价格水平合理、经济持续增长；如果得不到改革和抑制，则修复资产负债表的过程会使货币流动收缩、总需求不足、消费价格低迷，导致经济增长速度下行。这是两种不同的结果。

  中国47年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的伟大历史实践，为渐进转轨国民经济的科学计算提供了丰富的数据和案例素材。在需要解决上述两个问题的当下，中国经济学知识的积累、渐进转轨实践和自主经济学知识体系，有可能解决上述两个学理难题。

  从运用自然科学方法讨论社会科学问题的思维出发，对第一个问题的解决为：先将中国界定为渐进经济体，其超长周期中存在计划行政与市场机制二元体制。将经济运行中资源配置的比例视为分布变量，将资源使用的效果视为状态变量。分布变量表达了资源分布是体制的一种安排，状态变量表达了资源使用结果具有效率特征。将计划行政影响的资源分布和资源使用状态定义为体制扭曲值，将市场机制调节形成的资源分布及其使用状态定义为标准值，二者之差定义为体制分布和状态的扭曲程度。建立体制差分指示函数，其变量只有两个，即禁止市场交易时取1，允许市场交易时取0。以此建立了体制变动影响全要素生产率产出增长的算式，以及土地房屋在允许交易或禁止交易时，货币化财富溢值所对应的全要素生产率有无的算式。用这两个基本算式，可计算扭曲造成的产出和增长损失，也可计算资源闲置、浪费和低利用的规模，并计算未来进一步改革可以释放的体制禁锢下的资源剩余和潜能。将这两个基本算式插入生产、分配和需求静态函数，并动态求导，形成渐进转轨经济的产出和增长联立分析系统。

  对第二个问题的解决为：分别建立资产所需的货币供应模型和债务所需的货币供应模型。将货币供应规模视为同时满足资产需求和债务需求的同一货币供应量，并令货币对资产的周转速度与货币对债务的周转速度恒等。对这样一个资产—货币—债务联立模型系统，提取其货币供应，加上债务对资产的速度参数，可以建立一个国家的宏观资产负债表。这一仿真系统，不仅解释了1978到1997年消费物价高涨和1998到2025年消费价格低迷这样一个货币供应与价格变动的“费雪悖论”，也设定了宏观资产负债表资产侧收入偿债和债务侧减债机制，发展并证明了辜朝明从微观修复资产负债表致使宏观货币供应收缩、消费物价低迷和经济增长下行的分析逻辑。另外，引入偿债能力概念，结合资产价格、还款年期、历史利息率和当年利息率、贷款乘数等参数，用资产负债率、还本付息额/偿债能力倍数、债务余额/偿债能力年期，分为安全、风险、脆弱和极度脆弱等A、B、C各段，加权平均，可对世界各国和国内各地区的资产与债务状况进行评价、监测和预警。并且，资产—货币—债务系统仿真可以为资产和债务的重组提供分析问题所在和解决问题的方案。

  在未来体制目标既定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中，一方面，要克服传统单一公有制和集中计划经济体制中经济活力不足、效率较低和国民经济整体生产力质量较差的缺陷，用有活力、有动力和高效率的整体高质量生产力，创造丰裕的财富；另一方面，通过形成创业、就业和居民收入友好型的生产结构，构建居民财富收入友好型的资源和资产交易分配机制，理顺收入再分配流程，完善政府对居民的公共服务、福利和社会保障的转移支付体制，使收入分配趋于公平，人民生活得到保障。一句话，就是建设一个既有高质量生产力创造财富，又能大体实现公平分配，并且全体人民生活在物质和服务供给丰裕的社会中。

  而根据资产—货币—债务仿真系统的分析，中国有巨额的可交易但被禁止或不能交易的土地房屋。通过推进其市场化改革，将其转化为可交易定价的资产，可以扩充宏观资产负债表中的资产数额；推动宏观调控与市场化改革相结合，拓展新的货币流动性来源；增加居民收入，扩大消费需求；推进城乡土地房屋资产化改革，构建以农民和企业为主体的货币流动性传导机制；以市场化化债为主，采用破产重整、形成债权交易市场、清理连环债、债转股、债权资产托管等组合措施，开展一次整体的市场化化债。这样，债务问题就会得到缓解和解决，使经济恢复景气，并为金融体系提供可持续的增长动力、信用安全保障和币值稳定之锚。

  这样的学理支撑与未来推进的改革，使我们在21世纪的上半叶，建成一个既有生产力高质量发展的制度优越性，又有收入分配公平和社会共同富裕的美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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