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桌上放着两张照片：一张是2008年，我刚入职时，穿着宽大的制服站在审判庭门口，手里攥着右下角被捏出褶皱的案卷，眼神里满是生涩与忐忑；另一张是2025年，聋哑人王某举着锦旗，阳光落在他妻子怀里熟睡的婴儿脸上。这两张相隔十八年的照片，像一把钥匙，打开了我对“如我在诉”的理解——它不是写在文件里的，而是在每一次俯身倾听、每一次奔走协调、每一次为当事人破局的坚持里，是我十八载司法生涯，被一个个案件打磨后更加纯粹的初心。

刚进法院那年，我跟着老庭长办的第一个案子，是一起满是烟火气的赡养纠纷。78岁的老人颤颤巍巍地走进法庭，哭着说：“两个娃儿连米都不买，夜里饿得睡不戳（四川话：睡不着）。”那时我觉得这就是一起再普通不过的案子，按照法律规定判子女给付赡养费就完了。巡回审理时，我正埋头在笔录纸上奋笔疾书，忽然瞟见老人攥着衣角的手在微微发抖，嘴里小声念叨着“不是要他们的钱，是想有人管哈我（四川话：管管我）”。休庭后，老庭长拉着我去了老人的土坯房。推开吱呀作响的木门，冷风灌进去，床上只有一床单薄的破棉絮。老庭长就蹲在床边，跟随后进来的两个儿子说：“听你们老汉儿（四川话：爸爸）说，你们小时候发烧，他每次都是背你们走十几里夜路去看病，现在他老了，连口热饭连个热窝都盼不到嗦？”老庭长和老人絮絮叨叨地说起了养育子女的旧事，没提一句法条，到最后却让两个儿子都红了眼眶，当天就去买了米油肉，隔天便置办好新棉絮毛毯，并协商好了今后老人的供养方案，案件就此撤诉。那一天，我突然懂了：办案从来不是把法律条文念给当事人听，而是要站在他们的烟火里，懂他们的难、知他们的盼。共情的种子，从此在我心里扎了根。

随着案件越办越多，我渐渐发现，“如我在诉”，不只是一时的共情，而是融入每起案件的习惯。处理聋哑人王某的追偿权纠纷时，这份习惯帮我找到了破局的关键。诉状上写着“无证驾驶负次责，需赔偿15.5万元”。可当我见到王某，才看清数字背后的绝境：他怀里抱着9个月大的婴儿，着急得快要哭出来，手里握着皱巴巴的纸，写的是“我真的不是故意的”“平时娃儿奶粉钱我都凑不够”，字迹歪歪扭扭，却戳得人心疼。而他妻子也是聋哑人，全家收入唯有他每月3千元的工资。看到这场景我忍不住想：如果我是这个连辩解都只能靠纸笔的人，面对能压垮整个家庭的债务，生活会不会彻底失去希望？

那天起，我白天动员残疾人联合会，请工作人员上门评估家庭情况。晚上联系保险公司，从法务到负责人，一次次摆事实、讲难处。当公司经过审议，秉承对特殊群体非故意造成的损害自愿承担社会责任的理念，放弃债权、撤回起诉时，王某对着我深深地鞠躬，并在纸上写下“谢谢法官没放弃我”。阳光透过法庭的窗户洒在他脸上，那一刻我想起十八年前的自己——原来，“如我在诉”，就是用十八年的坚持，把冷冰冰的案卷，变成热腾腾的牵挂。

如果说王某的案子让我学会共情困境，那84名农民工讨薪案，则让我在急人所急里，深化了对“如我在诉”的理解。前年腊月二十六，法庭门口突然涌来一群人，手里攥着皱巴巴的考勤表，年迈的大爷声音发颤：“法官，老板儿跑了，我们等到这个工钱回屋头（四川话：家里）过年啊！”看着他们冻得通红的手，我想如果我的家人辛苦一年拿不到工资，除夕夜连给孩子买件新衣服的钱都没有，我会不会比他们更焦急？

我们没有等走程序，而是立即联系镇政府、人民调解委员会搭建临时调解点。工人们记不清具体工天，我们就调取工地监控，一帧帧找他们出现的画面、一页页比对包工头的记账本、一句句核实工友的证言……除夕前一天，最后一位工人领到工资后当场就要下跪，我们赶紧扶他起来，他激动地说：“没得法院我根本要不回钱，这下终于能踏实过个年了。”那是冬日里阳光最暖的一天，我在工作笔记上写下：“‘如我在诉’，不是坐在法庭里等当事人来，而是主动走进他们的困境，把等判决变成解难题。”

十八年里，这样的瞬间还有很多。从刚入职时的懵懂，到如今的笃定，“如我在诉”早已是刻在我骨子里的习惯：阅卷时会想“如果这是我的事，希望怎么解决”；调解时会问“如果我是当事人，会不会觉得公平”；判案时会念“我的一个决定，可能改变别人的一生”。

今年，是我在法院工作的第十八年，看到司法为民四个字，能想起赡养案里老人指尖的温度、农民工领薪时的笑容、聋哑人王某鞠躬时眼里的光……未来，我还会继续坚守，用每一次公正裁判、每一次温情调解，把“如我在诉”的意识，写进更多案卷里，暖在更多当事人心里。

作者：四川省夹江县人民法院 杨媛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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