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中信 秦朔朋友圈

自今年2月美伊冲突爆发以来，局面一度陷入僵持和拉锯。

美伊之间的问题，从来都不只是某一个议题谈不拢。美国和伊朗（乃至中东），长期以来就存在难以调和的深刻矛盾。

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早在许多年前，美国前国务卿、著名外交家基辛格就已敏锐地指出，美伊之间争夺的并不只是具体利益，也不只是核问题、制裁或地缘博弈，而是对秩序原则、合法性来源以及地区未来图景的不同理解。

今天再看，这样的判断尤其值得注意。至少在当下美国政治与舆论环境里，真正能够从历史、战略和国际秩序层面解释中东问题的人已经越来越少。

这也是为什么，当我们在今天的情势下，重读基辛格在其所著的《世界秩序》中关于美国和伊朗的讨论时，仍然能让人感到某种近乎预言般的锋利。基辛格的结论未必都能成立，但他提出问题的方式，在今天看来，显得愈发有分量。

当然，这种分析本身也带有十分鲜明的写作者位置。它来自美国战略思想内部，对“秩序”与“均势”的定义天然有其侧重，也难免把美国自身的角色预设为叙事中心。因此，今天重读基辛格对美伊的讨论，其意义也许并不是简单接受他的判断，而是把他的视角作为一种观察样本，看美国政治精英如何理解伊朗、如何解释中东，以及如何为自身的行动寻找叙事依据。

中东的难题，是缺乏对秩序的共识

中东是世界三大宗教的发源地。这块不毛之地上先后涌现出高举普世理想旗帜的征服者和先知。在它似乎绵延无尽的地平线上，一个个帝国崛起又覆亡，一个个专制君主声称自己是一切权力的化身，之后又如海市蜃楼般消失得无影无踪。在这块土地上，不同历史时期存在过形形色色的国家秩序或国际秩序，随后又一个个被推翻。

中东地区不断有人呼吁，要为了一个普世愿景推翻区域和世界秩序。世界对此已习以为常。带有预言性的绝对观点层出不穷，始终是这一地区的特征。中东一方面沉浸在对昔日辉煌的梦想中，另一方面又无力就国家秩序或国际合法性的共同原则达成共识。就组织区域秩序和确保这一秩序同世界其他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并行不悖而言，没有哪个地区比中东面临的国际秩序挑战更复杂。

在当今时代，中东似乎注定要重温昔日的所有经历——帝国、“圣战”、外国统治、互相厮杀的教派战争——方能最终选定（如果能做到的话）一个国际秩序概念。在此之前，中东仍会在加入或对抗国际社会之间挣扎摇摆。

……

2013年春，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阿亚图拉阿里·哈梅内伊在一个伊斯兰教神职人员的国际会议上发表演说，欢呼一场新的全球革命的到来。作为伊朗的最高领导人，哈梅内伊的地位凌驾于伊朗政府所有官员，包括总统和外交部长之上。哈梅内伊宣称，世界其他地方所谓的“阿拉伯之春”其实是一场影响波及全球的“伊斯兰觉醒”。哈梅内伊称，西方以为民众上街示威代表着自由民主的胜利，实在是大错特错。示威者“拒绝在政治、行为和生活方式上效法西方，因为那只能带来可怕的痛苦”，他们体现了“神的许诺终于得以实现的奇迹”。

任何有知识、有头脑的人都无法否认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事实：伊斯兰世界终于从世界社会和政治赛场的边缘走到了中间，在重大的全球事件中占据了突出的中心地位，为生活、政治、政府和社会发展提供了全新的观念。

据哈梅内伊分析，这场伊斯兰意识的再觉醒正在引发全球宗教革命，最终将打败专横跋扈的美国及其盟国，给西方持续3个世纪的霸主地位画上句号：

傲慢的反动阵营不敢承认这场伊斯兰觉醒，但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在伊斯兰世界的几乎所有地方都能看到这场觉醒的征象。最明显的当属广大民众，特别是青年人，他们满腔热情地要再现伊斯兰教的伟大和光荣。他们认清了当今国际秩序的压迫性质，并揭去那些无耻、凶恶和傲慢的政府的虚伪面具，因为它们长期以来都在压迫伊斯兰和非伊斯兰的东方国家。

哈梅内伊信誓旦旦地宣布，在“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失败”之后，随着西方实力和信心的坍塌，伊斯兰觉醒将传遍全球，把世界各地的伊斯兰乌玛（ummah，跨国界的信仰共同体）统一起来，恢复伊斯兰在世界上的中心地位：

最后，这个目标只有通过创造一个光辉灿烂的伊斯兰文明才能达到。伊斯兰乌玛的所有组成部分，即不同的民族和不同的国家，都应达到《古兰经》提到的文明程度……通过宗教信仰、知识、道德和不懈的斗争，伊斯兰文明会给伊斯兰乌玛和整个人类带来先进的思想和崇高的行为规范，让人们摆脱支撑西方文明的物质主义、压迫观念以及腐败的行为规范。

伊朗的神权政治：脚踏两个世界秩序

如果说中东问题的复杂性来自秩序共识的缺失，那么伊朗问题的特殊性就在于：它既是这个国家体系中的一员，又始终保留着超越国家体系的革命叙事。

在威斯特伐利亚和会召开之前，西方发生过宗教战争。但自那以后，西方从未实行过霍梅尼治下的伊朗树立起来的理念。根据这种理念，国家不是合法的自立实体，而是更广泛的宗教斗争中恰好可供使用的武器。

霍梅尼宣称，20世纪的中东地图是“帝国主义者”和“自私的暴君”制造出来的虚妄的非伊斯兰产物，他们“把伊斯兰社会切成不同部分，彼此分开，人为地创造出不同的国家”中东以及广大世界上所有的现行政治机构都是“不合法的”，因为它们“不是建立在真主的律法之上”。现代国际关系所依靠的威斯特伐利亚原则不能成立，因为“国家间的关系应以宗教信仰为基础”，不应建立在国家利益的原则之上。

霍梅尼认为——他的意见与库特布一致——从意识形态扩张的角度来领会《古兰经》可以去除这些亵渎真主意志的制度，创立真正合法的世界秩序。第一步是要推翻伊斯兰世界的所有政府，代之以“一个伊斯兰政府”。要超越传统上对国家的忠诚，因为“推翻现在统治整个伊斯兰世界的不合法的政治势力人人有责”。1979年4月1日，霍梅尼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开国大典上宣布，在伊朗建立一个真正的伊斯兰政治制度标志着“真主政权的诞生”。

这个政体与任何其他的现代国家都有所不同。正如霍梅尼任命的第一任伊朗总理迈赫迪·巴扎尔甘对《纽约时报》所说：“我们想要……先知穆罕默德的10年统治和他的女婿阿里，即第一位什叶派伊玛目（Imam，阿拉伯语，意为“领袖”）的5年统治期间那样的政府。一旦政府是遵照真主意志建立的，持不同意见就不再是政治上的反对，而是渎神的行为。霍梅尼的伊斯兰共和国把这些原则付诸实施，建立伊始就举行了一系列审判，处决了一批渎神的人，对各少数派宗教的全面镇压远超巴列维国王的专制主义政权。

在一片动荡之中，出现了一种新的矛盾，表现为对国际秩序的双重挑战。伊朗革命中，致力于推翻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伊斯兰运动夺取了对一个现代国家的控制权，但同时又行使它“威斯特伐利亚式”的权利和特权，例如占据在联合国的席位、进行贸易活动、运用外交机构，等等。伊朗的神权政治因此脚踏两个世界秩序，一方面利用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保护，另一方面却多次宣称不相信这个体系，绝不受它的约束，总有一天要取消它。

这种双重性深深植根于伊朗的治国理念中。它自称为“伊斯兰共和国”，暗示它的权威超越了领土的界限。居于伊朗权力结构最高点的阿亚图拉（先是霍梅尼，然后是他的继任者阿里·哈梅内伊）不仅是伊朗的政治领袖，而且被视为全球性的权威，是“伊斯兰革命的最高领袖”和“伊斯兰乌玛及被压迫人民的领袖”。

核谈判之外，美伊风暴还在酝酿着什么

几十年来，西方观察家一直想找到伊朗这种态度的确切“根源”。他们坚信，伊朗的一些比较极端的言辞只是一种比喻。他们认为，如果宣布弃绝西方过去的一些行为，例如20世纪50年代美英两国对伊朗国内政治的干预，也许就能打开和解之门。

然而，伊斯兰教的革命派至今尚未表现出愿意寻求西方意义上的国际合作。伊朗的神权政治也不像一个殖民统治结束后满怀怨愤的独立运动在期盼着美国展现善意。根据阿亚图拉们的政策观念，与西方的争端不是仅通过在具体问题上让步就能解决的。它是关于世界秩序性质的角力。

双方谈判的态度反映了他们对世界秩序的不同看法。伊朗谈判者表示，他们将沿着现在的道路走下去，即使伊朗的核设施可能会遭到袭击也在所不惜。西方谈判者则坚信，对伊朗发动军事袭击的后果远远大于伊朗核能力增加可能带来的风险。对西方来说，问题的核心是能否找到外交的解决办法，或是否有必要采取军事措施。在伊朗，核问题却被视为围绕着地区秩序和意识形态的全面斗争的一个方面。

阿亚图拉哈梅内伊把核谈判说成是长期宗教斗争的一部分。谈判成了一种战斗的形式，妥协是绝不准许的。就在2014年5月，伊朗的最高领袖如此形容核谈判：

之所以强调继续战斗，不是因为伊斯兰世界好战。在穿越海盗猖獗的地区时，做好充分准备，有决心、有能力保护自己，这是再合理不过的。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别无选择，只能继续战斗，以战斗的意念主导国家的内政外交。宣扬对恶霸妥协投降，指责伊斯兰世界好战，这种行为就是叛国。

国家在经济、科学、文化、决策、立法、外交谈判等各个领域的官员都应当知道他们是在作战，在为伊斯兰政权的建立和生存而战……圣战是永无休止的，因为魔鬼和魔鬼的盟友阴魂不散。

伊朗如何处理它复杂的历史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受国内形势的影响。在一个文化如此丰富、政治如此错综复杂的国家中，伊朗国内形势的发展也许是外部观察家所无法预测的，也不受外国威胁恫吓或甜言蜜语的直接影响。但无论伊朗对世界示以怎样的面目，都改变不了它必须做出选择这个事实。它必须决定自己到底是一个国家，还是一项事业。

美国需要从战略的高度看待它参与的这个进程。政府发言人在解释美国弱化其在中东扮演的角色时，描绘了一幅逊尼派国家（可能还有以色列）抗衡伊朗、形成均势的图景。即使这种格局能够形成，也只能靠美国积极的外交政策来维持。因为均势从来不是静态的，各方在不断发展变化。

在可见的未来，美国仍需要扮演平衡者的角色。要扮演好平衡者的角色，美国需要与相互竞争的各方保持比它们彼此之间更紧密的关系，不能偏向任何一方的战略，尤其是极端的战略。美国在追求自己战略目标的同时，可以帮助决定伊朗是走伊斯兰革命的道路，还是成为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中一个合法而重要的伟大国家。在此问题上，美国是一个，也许是唯一至关重要的因素。

美国想要一个什么样的国际秩序？

每一种国际秩序迟早都要面对挑战其凝聚力的两种倾向的影响：要么重新界定合法性，要么均势发生重大变化。当支撑各种国际安排的价值观被根本改变时（或是被负责维护这些价值观的国家遗弃，或是被推翻，代之以全新的合法性概念），就会出现第一种倾向。西方上升时期对非西方世界的许多传统秩序就产生了这种影响。此外，还有20世纪的共产主义和法西斯极权主义，以及当今时代伊斯兰主义者对中东脆弱的国家结构发动的袭击都是如此。

秩序之所以沦陷，并非主要因为军事上的失败或资源的不平衡（虽然经常是这种情况），而是因为未能看清它所面临的挑战的性质和范围。从这个意义上讲，伊朗核谈判的最终考验是：伊朗表示愿意通过谈判解决问题是战略上的变化，还是为了追求长期政策而采取的战术安排？西方是否把战术行为当成了战略方向的改变？

重建国际体系是对我们这个时代政治家才能的终极挑战。失败的后果不一定是国家之间的大规模战争（虽然在一些地区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更有可能的是演变成与特定国内结构和治理形式相一致的种种势力范围（如威斯特伐利亚模式或极端伊斯兰版本）。在其边缘地带，各势力范围都可能对它认为不合法的秩序实体试探自己的力量。地区之间的争斗有可能比以前国家之间的争斗更加惨烈。

美国在两个层面上追求世界秩序：拥抱普世原则，同时需要接受其他地区的历史和文化现实。除了分析过去困难重重的数十年积累的教训，我们还必须继续肯定美国的独特性。作为现代世界人类自由的坚定倡导者和捍卫人文价值的一支不可缺少的地缘政治力量，美国必须坚持自己的努力方向。

无论从哲学角度还是从地缘政治角度看，为了应对我们这个时代的挑战，美国必须目标坚定。然而，任何一国都不可能单枪匹马地建立世界秩序。要建立真正的世界秩序，它的各个组成部分在保持自身价值的同时，还需要有一种全球性、结构性和法理性的文化，这就是超越任何一个地区或国家视角和理想的秩序观。

在当前的历史时刻，这意味着根据当下的现实实现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现代化。

远古的神秘历史碎片揭示出，人类社会无可救药地充满着变化和冲突。“世界秩序”就像火焰，“适度地燃烧，适时地熄灭”，而战争则是“世间的圣父和国王”，带来了世界上的变化。但是，“在表面之下，事物统一在一起；而统一取决于在相互对立的事物之间做出平衡的应对”。当今时代的目标必须是约束战祸，实现平衡，而且必须在历史的激流中完成这一使命。对此，一个著名的隐喻便是：“人不可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世人也许永远把历史看作一条河流，但河水会变化不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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