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鸿

到2026年4月29日，陈忠实先生就去世十年了。

在先生晚年，吾侪有频见先生之幸。先生略显孤独，也需要吾侪。吾侪与先生的交流，对先生也是一种慰藉。各位茶一杯，便扺掌而谈。遗憾先生作古，这种形式没有了，这种气氛也没有了。世界如何变，人心如何变，先生不知道，吾侪也无法听到他的见解。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逾半年以来，我一直在深入地了解陈忠实。窃以为，档案里的信息是零星的和稀薄的。罕闻且宝贵的信息，存在于口碑之中，尤其是在陈忠实的同乡、同学和同僚的亲历和叙述之中。我用了田野调查法，甚至是考古发掘式的，收获甚大。

陈忠实始终对社会抱有向往和期待的热忱，遂能执着地投身于社会。临终之际，有领导和朋友探望他，他激动，口不能言，遂要把纸举在空中，以笔表达自己的衷肠。他对社会有一种顽强的积极，妇孺见他，也会笑迎。作家和文学批评家对陈忠实多有高尚的评价，是有其根据的。

可惜作家和文学批评家多不清楚陈忠实的苦涩，年少家贫、大学落榜、温情难得、小说惹祸、仕途横断及文学创作的压力，无不是深埋在心底的苦涩。即使有了一部垫棺作枕的长篇小说，获得了茅盾文学奖，他也仍会遭遇挫折，陷入尴尬，产生沮丧。荣誉若花，开得灿烂，最终也要褪色，且要凋谢。前浓而后淡，如此落差，也会引发异样的寂寞，何况他七十岁出头，便患了不治之症。

陈忠实一生都在劳动和奋斗，且是辛勤的劳动、艰巨的奋斗。四十岁以前，他还不敢专事文学创作，农民的身份，无日不累得他汗流浃背。文学创作究竟能不能安身立命，他也久有怀疑和彷徨。四十岁以后，写了几个中篇小说，尤其是完成了一部长篇小说，当此之时，他的一张英俊的脸遂变迁为纵横交错的沟壑了。

陈忠实是一位自重的作家，他有道德要求，这种要求源于儒家文化。他也并没有超凡入圣，不过先生之风，土黄石白。

陈忠实坚守知恩图报的原则，这也是可贵的品质。在人民公社的时候，惠维忠，是一位基层组织的领导，他发现陈忠实的杰出表现，遂上报材料，推举陈忠实从集体干部晋级为国家干部。此事陈忠实终生记得，且不忘感谢。197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何启治出差西安，在街上碰见陈忠实，便约稿，请他写长篇小说。1992年，陈忠实完成了长篇小说，就交给何启治。出版顺利，影响深远，彼此都很高兴。此事陈忠实终生记得，也不忘感谢。陈忠实在地位、金钱和荣誉上，颇为节制。有了茅盾文学奖，他就不再申报其他文学奖了。并非没有优秀作品，而是他知足、知止，认为够了，需要避开年轻人，让他们出人头地。

十年之前，我有一个句子表达对陈忠实的敬仰，我说：“先生之正，馨必飘远。”现在，我仍想用一个句子表达我的敬仰：“先生之文，可以借鉴；先生其人，足为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