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岳秀坤（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

　　现代科学史学的诞生往往被追溯到19世纪德国的兰克。这一表述隐含了一个判断：16—17世纪的近代早期欧洲史学为科学史学的出现铺平了道路，但其自身的特质却是前科学的，重在文辞优美、道德教化与政治实用。然而，这种认识是对近代早期欧洲史学的严重低估。我们今天视之为现代史学核心的方法论工具，包括史料批判、可信度评估、偏见审查等，这些关键要素并非到19世纪的柏林大学才问世，而是在16世纪出现在法学家与文献学家的书斋之中，并且到17世纪初发展到了一定的理论自觉。

　　当代史学名家、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安东尼·格拉夫顿指出，1550—1650年间，欧洲大陆集中涌现了一种名为“史艺”（即“历史的技艺”）的特殊文类，数量超过百部。人文主义者在此类著作中就“如何阅读历史”“如何书写历史”展开了系统的讨论，由此开启了西方史学思想的自觉反思。“史艺”产生于文艺复兴史学向近代早期史学转化之际，构成了16—17世纪欧洲历史知识变革的重要环节。

　于危机中诞生

　　“史艺”并非凭空出现，而是16世纪的欧洲面临多重知识危机的产物。首先，新大陆的发现，印刷术的推广，导致信息大为增长，旧文本与新事实的矛盾随处可见，传统权威（如希罗多德、李维）塑造的历史世界被新知识撕开裂口。其次，宗教改革如火如荼，历史变成了战场：天主教徒与新教徒为了争夺正统地位，展开了激烈的教会史叙事之争。单纯的修辞已无法令人信服，双方都试图用“更真实”的史料证明对方为异端。最后，也是最致命的一击，是针对历史知识确定性的怀疑主义的兴起。激进的怀疑论者甚至得出结论：历史知识的确定性低于数学，也低于自然哲学，最多只能达到“或然性”。在《历史对话十篇》（1560年）中，威尼斯人文主义者弗朗切斯科·帕特里齐系统总结了对古代历史学家的批评：古人撰史，几乎都加入了虚假的成分，他们要么是出于恐惧，要么是利益使然，或者是党派私见，或者单纯是想让故事更动人。那么，历史学家如何才能掌握可靠的技艺，穿透谬误与谎言的迷雾，抵达过去的真相呢？“史艺”正是对这一核心问题的回答。

　　在这种认识论危机下，欧洲各国的人文主义学者纷纷投身历史写作技艺的讨论，以捍卫历史知识的合法性。意大利学者弗朗切斯科·罗波泰罗的《论历史学科》（1548年）标志着“史艺”传统的开端。法国法学家让·博丹的《易于认识历史的方法》（1566年），则是“史艺”文类的巅峰之作。此外，“史艺”并没有局限于学者的书斋，还被纳入了教育实践，在大学课堂上讲授，通过学生的笔记摘抄传播。

　从修辞到证据

　　谈到16世纪欧洲史学，以往多重视西塞罗式的修辞传统，而看轻法学传统的重要性。事实上，大多数“史艺”理论家——包括最著名的让·博丹和弗朗索瓦·博杜安——其本职工作都是法学家。这是理解“史艺”传统的关键钥匙。美国学者唐纳德·凯利在《现代史学的基础》中精辟地指出，现代历史方法在很大程度上是“法学解释学”的副产品。

　　16世纪，西方出现了所谓“法学人文主义”运动。法学家们试图通过回到历史语境，重构《罗马法大全》的本意，他们自然而然地将法庭上的证据原则引入了历史写作。在“史艺”文献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法学化”的倾向。首先是历史学家被比作法官。博丹明确说，历史学家的角色就像“法官”，而史料就是“证人证言”。他主张，历史学家要像法官审讯证人那样审查史料。其次是证据的层级。传统史学注重修辞效果，看重叙事的连贯性，而“史艺”理论家开始讨论不同证据的效力。他们在证词之中区分“亲眼所见”与“道听途说”，提出当记载相互矛盾时，采用类似法庭“交叉质询”的方法来确立事实。这种证据层级的意识，标志着历史学从“选择最好听的故事”转变为在众多版本中“寻找最可靠的真相”。再次是对偏见的审查。弗朗切斯科·帕特里齐深入探讨了历史学家的立场问题。他提醒读者，阅读历史，必须关注作者是何种身份，有何政治立场，与其所记之事有无利害关系。这种对“潜在动机”的警惕，实际上预示了后来史料批判的核心精神。

　　“史艺”将法庭证据原则引入历史领域，从而促成从“审美叙事”向“求真考信”的认识论转型。这标志着历史学不再仅仅是一门“修辞的艺术”，而是向“证据的科学”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

　“史艺”的巅峰

　　弗朗索瓦·博杜安在其1561年的著作《论普遍历史的建构及其与法学的结合》中提出了“整体历史”概念，强调历史不能仅依赖事件叙述，而应综合法律、制度与古物材料，形成更加完整的历史知识。5年后，让·博丹出版了更具系统性的《易于认识历史的方法》，将“史艺”传统推向理论的高峰。博丹所做的学科建构呈现为三个层次的递进：从技术性的史料批判原则，到社会科学的一般方法，再到史学时间观的根本性重塑。博丹的雄心不仅在于规范史学研究与写作，更致力于建立一套关于人类历史的“总体科学”。

　　第一，史料的选择与批判。博丹严厉批评了那些沉迷神话传说、热衷宫廷八卦的编年史家。他提出，历史研究应当聚焦于具有普遍意义的政治与法律制度。他在书中详细列出了评估历史学家可信度的具体标准：作者是否参与过公共事务？是否接触过原始档案？其写作是否受到当时的政治压力？

　　第二，“普遍史”与社会科学的萌芽。博丹试图超越局限于王朝兴衰的传统历史，构建一种包含地理、气候、法律和习俗的普遍历史。他意图从“气候决定论”来解释历史，其论证虽然在今天看来比较粗糙，但在当时却是一种革命性的尝试：在博丹眼里，人类社会的差异和历史的变迁，并非出自上帝的神意，而是受制于自然科学的因果律。这实际上预示了历史学向社会科学转型的可能性。

　　第三，时间观念的重塑。在博丹之前，中世纪史学深受《圣经》“四帝国说”的束缚，认为历史是一个不断退步直至世界末日的过程。尽管博丹并未完全抛弃上帝，但他通过对历史事实的分析，驳斥了倒退史观。在他笔下，历史是人类理性的研究对象，是一个连续的、可测度的过程。

　　通过《易于认识历史的方法》，博丹大幅提升了历史知识的地位，使历史不再只是服务于传统修辞教育的辅助性知识，成为一种能够组织政治、法律与人类经验知识的综合性学问。

　局限与余响

　　当然，我们在评价“史艺”时必须保持审慎。这批“史艺”文献显然不同于成熟的现代史学教科书，它们身上仍然带着过渡时代的痕迹。首先，真理与修辞之间的关系未明。虽然“史艺”理论家强调真实，但他们仍然认为，历史写作负有道德教化之功，叙事往往需要适度的修饰。其次，依然残留神秘主义的影响。即便是理性自觉如博丹，在其著作中也笼罩着数字神秘主义，大谈历史周期变化，这在现代读者眼中显然是非理性的迷思。

　　“史艺”在16—17世纪能够开花结果，是因为它有效地应对了当时的具体问题；而进入18世纪，“史艺”的衰落，也是因为历史条件发生了变化，新的问题需要新的解决方案。最终，“史艺”传统与皮埃尔·贝尔等怀疑论者、让·马比永等博学派学者一起，融入启蒙运动的史学洪流。

　　当我们比较“史艺”与19世纪的兰克史学，不难发现兰克所强调的“史料批判”与“档案优先”，其实在三百年前的“史艺”论争中已经有过反复地分辨。学术思想的演变往往不是直线向前，而是充满了顿挫、中断与反复。在这一意义上，“史艺”并非西方史学史上一段无足轻重的插曲，而是现代科学史学的先声。

　　发掘“史艺”这一被学界长期忽视的传统，有助于我们建立西方史学思想演进更加完整的谱系。进一步说，这一线索促使我们反思：所谓“科学的历史学”，是否如19世纪史家所宣称，与文艺复兴以来的历史研究之间存在根本断裂？抑或，现代史学的“科学性”,本身便延续了16—17世纪欧洲法学、文献学与古物学形成的批判方法？这一追问，关系到我们对现代西方史学建立过程的重新理解。

　　《光明日报》（2026年05月18日 1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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