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撇清“逐利执法”嫌疑，还需更多清晰且有说服力的证明。

　　近日，一起跨省打假案引发公众关注。据华商报大风新闻报道，2023年5月，四川宜宾珙县警方为查办假五粮液（维权）案远赴辽宁沈阳，却在未查获假五粮液的情况下，扣走了何先生店内159瓶茅台。在警方安排下，何先生向五粮液公司支付22万元达成和解，但过了两年仍被起诉。案件审理期间，何先生多次申请查验并鉴定被扣酒品，均被驳回。直到今年5月，何先生终于获准进入警方库房查验，却发现被扣茅台有近三分之一已经缺失或开盖少酒。更令何先生惊讶的是，参与办案的辅警竟坦言，当年其实是“逐利执法”，背后有警方的“KPI考核”。

　　对此，宜宾市公安局很快发布情况通报，表示已成立专项工作组展开调查。通报简要介绍了办案过程及被扣押酒品查验情况，并称“详细案情和结果以法院审理判决为准”。通报还表示，后续将对办案中存在的“用语不规范”等问题立即进行整改，“如有办案人员违规违纪，将严肃问责处理”。

　　宜宾市公安局直面媒体监督的态度值得肯定。不过，仔细研读这份情况通报可以发现，它对报道涉及的内容大多没有正面回应，或者回应不足以否定报道说法，有些还增加了新的疑问。要彻底撇清“逐利执法”的嫌疑，还需宜宾市公安局乃至更高层级调查组，给出更多清晰且有说服力的证明。

　　结合报道内容和情况通报来看，至少还有以下四个方面的疑问需要解答：

　　疑问一：立案时间为何晚于执法行动3个月之久？报道称，检察院提交的刑事侦查卷宗显示，该案正式立案时间为2023年8月8日，但珙县警方早在同年5月就已跨省执法。情况通报介绍了案件办理过程，但并未否认“先执法，后立案”这一关键事实，只是把立案日期澄清为8月7日。《刑事诉讼法》及相关规定明确要求，严禁在立案之前查封、扣押、冻结财物。这种“先上车后补票”的做法，究竟是何缘故？

　　疑问二：警察为何替企业谈赔偿，并且名字写上企业鉴定书？报道显示，在未查获假五粮液的情况下，办案警察仍然以“带走刑讯”威胁事主，继而代五粮液公司与事主谈成数十万元的“和解”赔偿。此外，五粮液公司出具的鉴定证明书上，鉴定人一栏写有警察名字；而最初参与办案并直接与事主谈价的一名警察，却从侦查卷宗“办案人名单”中消失。对于以上容易引发联想的情节，情况通报均未回应，仅表述为“办案过程中，犯罪嫌疑人何某与企业就承担侵权赔偿责任达成了协议，赔偿金未转入公安机关账户”。

　　疑问三：案件材料真实性、合法性是否经得起拷问？根据报道，事主及代理律师对多份案件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提出质疑，具体包括：警方对何先生的讯问笔录缺乏录音录像佐证；一份提取笔录在庭审阶段出具的版本，相比原件新增了证人签名和手印；何先生在多处笔录上的签名字迹存在差异；在上家供述何先生对掺假并不知情的情况下，起诉书仍指控何先生“明知”售假。对于这些质疑，宜宾市公安局的情况通报均未回应，而这些材料直接关乎指控的事实依据和程序正义。

　　疑问四：对于被扣押酒品缺失、损毁情况，为何双方说法相差巨大？根据报道，今年5月20日，何先生夫妻二人在代理律师陪同下前往警方仓库查验被扣酒品，“在民警的见证下，发现有多瓶高价值茅台酒缺失，部分茅台酒已被开启变成空瓶，还有部分茅台酒只剩下一半……159瓶茅台酒中，有近三分之一已经缺失或被开盖少酒”。查验过程有视频为证。但情况通报显示，当初在搜查现场，鉴定单位仅鉴定了所有扣押酒品的外包装，并抽取6瓶作为鉴定样品留存，其余153瓶打包运回珙县公安局；而此次“经核实”，现场拆封查看时，“该批酒仍处于扣押时的包装状态”。双方说法显然大相径庭。那么，“该批酒仍处于扣押时的包装状态”的陈述，是反驳事主说法，意指“从来没有发生缺失、损毁情况”；还是一种“技巧表达”，真相是“缺失、损毁情况在打包运回四川前就已经发生了”？

　　以上四方面疑问并不存在“理解不同”等模糊空间，真相只可能有一个。如果事主所述属实，办案人员确实存在违规违纪情况，就该严肃追究所有相关人员责任，维护事主利益和司法尊严；如果是事主故意歪曲事实、媒体误报假新闻，也该分别承担相应后果，并还警方以清白。而无论最终调查结论如何，有一点始终是明确的，那就是：警方查办任何案件均不得违规扣押财物，对于被扣押财物不能擅自处理。

　　2017年最高检、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办理经济犯罪案件的若干规定》，以及2021年公安部《公安机关禁止逐利性执法“七项规定”》均明确：不得超权限、超范围、超数额、超时限查封、扣押、冻结涉案财物。2012年《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要求：对查封、扣押的财物及其孳息、文件，公安机关应当妥善保管，以供核查；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违规使用、调换、损毁或者自行处理。此次珙县警方扣押事主茅台酒的行为，以及扣押后是否尽到了妥善保管之责，亦有待权威结论。

　　毋庸讳言，这起跨省执法事件之所以引发舆论关注，主要是因为被质疑为又一次“逐利执法”“远洋捕捞”。如果不能澄清上述四方面疑点，很难打消这种质疑。“逐利执法”“远洋捕捞”以罚没创收为目的，滥用公权力围猎企业，既破坏营商环境，又损害政府公信力，堪称摧毁经济的毒瘤。中央对此三令五申禁止，地方必须保持高度警醒。期待有关部门尽快查明此次事件真相，处理相关违法违规行为，还法治以清明，给人民以交代。

　　（作者系第一财经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