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 常沙娜与父亲常书鸿在北京家中仍离不开谈“敦煌”

1948年夏 常沙娜在南京与父亲看敦煌摹本

常沙娜

在河西走廊的西端，坐落着一座浸润千年风沙与文明的绿洲小城—敦煌。自汉代设郡伊始，这片土地便扼守丝绸之路咽喉，成为东西方商贸往来、文明交融的核心枢纽。漫漫黄沙掩不住文脉璀璨，莫高窟屹立戈壁千年，成为镌刻中华文脉、见证文明互鉴的不朽丰碑。这座始凿于公元366年的千年石窟是镌刻在戈壁崖壁上的东方美学，更是扎根每个中华儿女心底的文化华光。

1900年6月22日，莫高窟第16窟甬道北壁的千年积沙被道士王圆箓偶然清理，尘封千年的藏经洞（第17窟）骤然现世。幽暗的洞窟之中，密密麻麻封存着公元4世纪至11世纪的数万件珍贵文物，包括佛教经卷、道教典籍、儒家经籍、民间文书、天文历法、医药古籍、诗词文赋，以及多种少数民族文字文献，包罗万象、贯通古今，堪称中国中古时期的百科全书，完整留存了中古时期东西方文明交融的鲜活印记。

这般重大考古发现震惊世界，西方探险家闻讯接踵而至，致使大量珍贵文献被带到世界各地。面对国宝四散的境遇，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痛心疾首，发出振聋发聩的慨叹：“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这句叹息，道尽了一代人的家国遗憾，也深深刺痛了中国学人的初心与使命。

悲而不颓，痛而奋起。中国知识分子以“为往圣继绝学”的赤诚担当，扛起了守护敦煌文脉、深耕敦煌研究的重任。而我的父亲常书鸿，便是这场敦煌文脉守护之路中，最坚定、最赤诚的先行者之一。我这一生，亲眼见证了父亲从塞纳河畔的艺术巅峰，义无反顾奔赴大漠戈壁，用一生坚守，续写敦煌文脉传承的薪火，也让我与敦煌结下不解之缘。

一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父亲旅居法国巴黎，已在西方艺术界站稳脚跟。彼时的他，毕业于里昂国立美术学校，功底深厚、天赋卓绝，作品多次入选法国国家沙龙展并斩获大奖，被法国艺术界广泛瞩目。他在巴黎拥有专属画室、稳定事业与光明前程，沉浸在欧洲浓厚的艺术氛围中，前途一片璀璨。

1935年深秋，巴黎的秋风裹挟着文艺气息，父亲一如往常漫步在塞纳河畔的旧书摊前，寻觅艺术灵感。偶然之间，一本由伯希和编纂的《敦煌石窟图录》闯入他的视野，书页之上，“中国、西北、甘肃”的字眼格外醒目，一幅幅从未见过的敦煌壁画、彩塑照片，惊艳绝伦、气象万千。那一刻，来自东方戈壁的千年艺术，瞬间击穿了他的内心。此后数日，他反复翻阅、细细品读，沉浸在敦煌艺术的瑰丽世界中，久久无法释怀。

父亲曾与亲人、友人诉说彼时的震撼：“我从未想过，祖国西北的戈壁荒漠之中，藏着如此震撼人心的艺术宝库。色彩鲜活、线条灵动、意境悠远，历经千年风沙依旧璀璨，可我们国内的艺术家却一无所知，实在愧对文脉！”更让他倍感刺痛的是，与友人谈及敦煌时，外国人皆能清晰地细数斯坦因、伯希和劫掠国宝的始末，熟知敦煌艺术的价值与脉络，而国人却茫然无知。彼时“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西方”的尴尬格局，深深刺痛了一位海外赤子的心。那一刻，他立下誓言：放弃海外繁华，回归祖国故土，奔赴大漠守护敦煌，让千年国宝不再无人守护，让中华文脉不再默默蒙尘。

1936年，父亲毅然割舍在巴黎蒸蒸日上的艺术事业，独自启程归国。半年后，我与母亲追随父亲脚步，踏上归国之路。而等待我们的，并非安稳顺遂的生活，而是战火纷飞、山河飘摇的乱世岁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北平、上海相继沦陷，我们一家被迫颠沛流离，辗转昆明、重庆等地，在动荡时局中艰难求生。然而，即便身处乱世，父亲守护敦煌的决心，从未有过半分动摇。

1941年，于右任实地考察敦煌，目睹莫高窟无人管护、风沙侵蚀、壁画损毁、文物被盗的残破状况，痛心不已，随即提交提案，倡议成立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系统性保护、研究敦煌石窟。谈及首任所长人选，众人一致举荐彼时在重庆举办画展、声名斐然的父亲。于右任先生与父亲促膝长谈，畅谈敦煌文脉的珍贵与濒危现状，满腔热血的父亲毫不犹豫地接下这份艰巨的使命，决意扎根大漠，守护千年瑰宝。

1943年2月，父亲带领寥寥数名工作人员，踏上了奔赴敦煌的漫漫征途。破旧的卡车颠簸在戈壁荒路，穿越千里河西走廊，历经一个多月的艰苦跋涉，我们终于抵达莫高窟。初见敦煌的模样，数十年过去，依旧清晰地镌刻在我的记忆深处，震撼与心痛交织，久久难以平复。千年洞窟裸露在风沙之中，崖体风化剥落、岌岌可危；藏经洞早已空空如也，只剩残垣静默诉说沧桑；诸多精美壁画被外国探险家暴力割取，残痕斑驳、满目疮痍；洞窟之内积沙厚重、荒芜破败，千年艺术瑰宝惨遭损毁。目睹此景，父亲心痛落泪，也更加坚定了扎根戈壁、终身守护的决心。

初驻敦煌的岁月，是我此生最难忘的艰苦时光。莫高窟深居戈壁荒漠，远离市井人烟，荒芜寂寥、物资匮乏。这里没有电灯照明，没有自来水供给，交通闭塞、粮食短缺，连最基本的生活保障都难以维系。我们一家栖身于废弃庙宇之中，墙体斑驳、四面漏风，日日要步行数公里走到河边取水。西北戈壁的寒冬凛冽刺骨，零下二十余摄氏度的严寒席卷大漠，寒风穿堂而过，冻得人手脚僵硬、彻夜难眠。酷暑时节，黄沙漫天、烈日灼灼，风沙无孔不入，饮食起居皆受侵扰。

极致艰苦的环境，彻底击碎了往日的安稳生活，也让我的家庭陷入了无尽的矛盾与煎熬。战乱岁月，即便颠沛流离，父母始终相濡以沫、恩爱和睦，可敦煌的苦寒与孤寂，终究磨平了所有温情。母亲向往安稳体面的生活，难以忍受戈壁荒漠的贫瘠荒芜、与世隔绝，更无法理解父亲舍弃繁华、坚守荒漠的执着。日复一日的艰苦消磨，让矛盾不断累积，争吵成为常态。年少的我尚且懵懂，不懂何为离别，却亲眼见证父母争执落泪，争执中我不止一次看见他们签下了离婚协议书。母亲曾含泪对父亲道出决绝的话语：“你选择了敦煌，就不要再想家了。”最终，不堪煎熬的母亲选择不辞而别，独自离开大漠。

纵使境遇苦寒，父亲守护敦煌的决心从未动摇，从未有过半分退缩。安顿好我们姐弟二人，他便全身心投入莫高窟的保护工作。彼时的莫高窟，常年风沙堆积、栈道残破、洞窟裸露，保护工作无从谈起。父亲身先士卒，带领全体工作人员徒手清理洞窟积沙、修缮破损栈道、搭建防护围栏，一点点为千年石窟筑起屏障。彼时物资极度匮乏，没有专业的修复材料、没有先进的保护设备，老一辈敦煌匠人、研究者只能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土法施策，调制天然颜料，以最朴素、最虔诚的方式，小心翼翼修复破损壁画、加固濒危彩塑，倾尽所能守护每一寸文脉瑰宝。

1945年抗战胜利，诸多亲友、同行纷纷劝说父亲离开荒漠，重返都市重拾画笔、回归艺术坦途。面对众人的规劝，父亲始终初心不改，坚定回应：“敦煌需要我，洞窟需要我，我不能走。”为维系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正常运转，他倾尽所有，变卖全部家产，典当自己珍藏的西装画作、母亲遗留的首饰物件，以一己之力支撑起整个研究所，在无人坚守的戈壁之上，艰难维系着敦煌保护的火种。

二

“九十春秋，敦煌五十年”，短短九字，是父亲一生的赤诚坚守，也是我难忘的岁月印记。父亲穷尽半生心血，不仅守住了濒临毁灭的莫高窟，更以一己之力播撒火种、培育人才，为敦煌学发展筑牢根基。段文杰、史苇湘等一代代知名敦煌学者，皆受感召扎根大漠，深耕壁画临摹、文物保护、学术研究，成为敦煌文脉传承的中坚力量。父亲一手创办的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历经迭代发展，便是如今享誉世界的敦煌研究院，从无人问津的戈壁小所，正在成长为全球敦煌学研究的高地。

日本作家池田大作曾与父亲有过一段对话。他问父亲：“若有来生，您将选择何种职业？”父亲坦然作答：“倘若真有来生，我依旧选择做常书鸿，继续留在敦煌，完成我此生未尽的守护事业。”这份纯粹的执念、赤诚的坚守，是老一辈敦煌人最动人的初心。1994年，九十岁高龄的父亲在北京安然辞世。遵照他毕生遗愿，他的部分骨灰归葬莫高窟对面的三危山坡，长眠于这片他挚爱一生、守护一生的土地，日夜守护着千年石窟、漫漫黄沙。如今，往来莫高窟的游人，总会望见那座朴素的墓碑，“敦煌守护神常书鸿”八个大字，镌刻着他一生的奉献与荣光，永远被世人铭记。

父亲用一生的取舍与坚守，诠释了中国文人的文化担当与家国情怀。从塞纳河畔的艺术辉煌，到戈壁大漠的默默坚守，他以血肉之躯守护中华文脉根脉。正如他生前所言：“人生短暂，但敦煌艺术永恒。能够为这份永恒贡献自己的一生，是我最大的幸福。”这份甘于奉献、勇于担当的信念，跨越岁月、薪火相传，滋养着一代代敦煌守护者。

在父亲扎根大漠、躬身守护的同时，国内一众学者也在为敦煌学振兴奔走不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向达、王重民等先辈学者远赴欧洲，克服重重艰难，系统调研英法馆藏敦煌文献，逐件抄录、细致整理，留存大量珍贵一手资料。向达先生《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王重民先生《敦煌遗书总目索引》等经典著作，填补了国内敦煌学研究的空白，为中国敦煌学体系搭建奠定了坚实的学术根基。彼时研究条件简陋、资料残缺，先辈们以“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治学精神，接续文脉、深耕不辍，让一度滞后的敦煌学研究，在华夏大地重新焕发活力。

我清晰地记得，1944年1月，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正式定名建制，父亲出任首任所长。这一刻，意义非凡，它标志着千年莫高窟彻底终结了近四百年无人管护、任风沙侵蚀、任人为损毁的无序历史，正式迈入科学化、系统化、专业化的保护与研究新阶段。彼时我年仅十三岁，年少懵懂，却深深记得父亲当时的激动与欣慰。自此，一批批有志青年奔赴大漠，追随父亲的脚步，扎根戈壁、潜心深耕，开启了莫高窟系统性保护、临摹、研究、传承的征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愈发重视文化遗产保护与敦煌学研究，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赋能敦煌保护事业。敦煌研究院不断发展壮大，人才队伍持续扩充、研究体系日趋完善、保护技术不断革新，逐步跻身世界一流文化遗产保护机构行列。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国门敞开，中国敦煌学者走出国门、接轨世界，积极参与国际学术交流，与全球各国敦煌学专家搭建合作桥梁、共享研究成果、共探文明奥义。

以段文杰、樊锦诗为代表的新一代敦煌守护者，接续先辈薪火、传承莫高精神，在前辈临摹、保护、研究的基础上守正创新，引入现代科技赋能文物保护与文化传承。段文杰先生1946年奔赴敦煌，扎根大漠数十载，潜心临摹壁画三百余幅，最大限度还原古画原貌，被誉为“大漠隐士”。他提出的“整旧如旧、原状保护”原则，至今仍是国内外文物修复保护的核心准则，为石窟文物科学保护确立了行业标杆。樊锦诗先生1963年从北京大学毕业来到敦煌，一守便是六十余载。为破解壁画老化、文物濒危、传承受限的难题，倾力推进“数字敦煌”重大工程，以高精度数字采集、三维建模、云端存储等现代科技，为千年壁画、古老洞窟搭建永久数字档案，实现敦煌石窟“永久保存、永续利用”的百年愿景。

数十年来，国内敦煌学研究硕果累累、成就斐然，更令人欣慰的是，中国学者主动担当、主动作为，积极推进流失海外文物的数字化回归工程，与英国、法国、俄罗斯等多国文博机构深度合作，累计获取流失敦煌文物高清影像10万余张。“数字藏经洞”数据库全球上线、全面开放，让散落天涯的国宝以数字形式回归故土、普惠世界，扭转了近代“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的被动格局，真正实现了“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的全新格局。

三

新时代以来，千年敦煌再度焕发时代生机，从孤寂戈壁的千年石窟，跃升为文明交流互鉴的名片，走向全国、拥抱世界。

“坚守大漠、甘于奉献、勇于担当、开拓进取”的莫高精神，是常书鸿、段文杰、樊锦诗等为代表的一代代敦煌守护者，用青春、汗水乃至生命铸就的精神丰碑。从父亲开创基业、拓荒守护，到段文杰深耕临摹、筑牢根基，再到樊锦诗科技赋能、创新传承，一代代敦煌人薪火相传、接力坚守。从最初手工临摹、土法保护的艰难探索，到如今数字化采集、三维复原、智能运维的科技赋能，戈壁大漠的守护者，以初心护文脉，以创新启新程，让千年壁画挣脱风沙侵蚀，在数字云端绽放光彩。2024年，敦煌研究院文物数字化保护团队荣获第28届“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这份荣誉，是对新时代青年传承莫高精神、守护中华文脉的最高褒奖。

敦煌文化，是中华文明包容性、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和平性的生动缩影，是古代中国与世界各国文明交流互鉴的璀璨结晶。千年以来，石窟壁画、彩塑造像、乐舞纹样、文书典籍，承载着中外文化交融的印记，积淀着多元文明共生的智慧，不仅拥有无可替代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与学术价值，更为当代文艺创作、美学创新、文化传播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源泉。

如今，千年敦煌正在时代浪潮中焕发全新华光。莫高精神薪火永续，文脉传承生生不息。而我，此生始终心怀赤诚、感念传承，终身守望这片大漠华光，终身守护这份不朽文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