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蒙格斯智库）

4月30日，Hehson财经转了一篇化名“九门提督”的热心网友《评周天勇“一元论”：还是两条腿走路靠谱！》的文章（发表于2022年5月18日）。笔者就此回答，用数据通俗地再现一下48年二元体制变动影响的国民经济流动和增长。今天发出之一。

头图来源：摄图

看来其文章是明显对我目前计划行政与市场机制二元体制，向一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带来经济增长，还有转轨缓慢和停滞形成的增长下行的解释没有理解，认为发展经济靠计划行政和市场机制，即还是由两种资源配置体制走路靠谱。论述体制作用与经济产出和增长的关系，的确是一个学术问题。

为什么称之为国民经济工程实验室？它用模型建立一个“供给—分配—需求”系统，将国民经济运行仿真为一个要素投入、生产、分配和消费的输入、加工、转化、输出、分流、消耗，再输入的循环流转装置。它可以复现国民经济过去的运行状况，也因改革是人安排和推动的，改善国民经济循环运行系统中的管道狭窄或堵塞淤积，遏制其给经济产出和增长的循环形成下行压力，并把能量释放出来，提高装置运转的效率，增加产量，支撑和加速国民经济的增长。

这里我用数据和图表刻画，并尽量用最通俗的话语，再现一下48年来，为什么计划行政和市场机制二元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决定要素配置一元并轨带来了经济增长，而二元长期并存，甚至固化，会形成经济增长下行的压力。

劳动力是一种生产要素，其投入和流动以及生产率水平的作用，影响产出和经济增长。将没有户籍管制、子女教育歧视、居住成本（土地和房价政府干预）、土地黏性（无法通过市场交易变现退出）、社会保障缺失体制等国家的农业就业比例，视为市场机制自然形成的分布；反之，将有以上计划行政体制安排的农业就业比例，看成是干预形成的分布。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国家统计局。因篇幅太大，1978年以后只显示尾数为0和5年份的数据，但再现分布、状态和增长的图为48年连续数据（下同）

从表1的数据可以看出劳动力就业的总量，以及其在农业领域和非农业领域的体制性分布—就业比情况，及其在农业领域和非农业领域产出状态—生产率情况。2025年，我们72337万就业劳动力中，还有16276万人从事农业，占总就业劳动力的23%，比与中国同样发展水平样本人口较大国家的比率高出15个百分点，按照分布比例体制性剩余劳动力10265万人，其创造的增加值只占GDP的6.7%。也就是说23%的就业劳动力，只创造了6.7%的GDP。而当年其劳动力在农业中的淤积，造成的产出损失为10.9万亿元。

那么，1978到2025年间，样本国家农业就业比与中国农业就业比如图表2所示，1978年到1988年，农村农业劳动力向乡镇工商企业转移较快；1991到1997年，乡镇工商企业继续转移农业劳动力，农村劳动力向外转移加快；2003到2015年，农村工商业因治理整顿企业其转移功能下降，但都是农村农业劳动力向城镇非农业务工转移。不论怎么讲，这几个阶段农业就业比扭曲值缩小幅度较大。

从图表3可以看出，如2025年，农业劳动力人均年生产率不到2.68万元（不包括地租和资本产出），非农业劳动力人均年生产率为10.9万元（不包括资本产出部分），其差距实在是太大。我们可以看出，1989到1990年，1998到2002年，2016到2025年，受特殊社会事件、亚洲金融风暴、房地产开始回落、疫情和一些城市（北京特殊情况除外）影响，农村劳动力回流的阶段，其贡献的经济增长趋零，甚至为负。而前述乡镇企业转移和向城镇转移农村农业劳动力就业多的阶段，其贡献的经济增长为正，并且较强劲。

1978到2015年，农业就业劳动力总体上向非农业和城镇转移，年均贡献额外的增长率为0.96%；2016到2025年，下降到了0.6%，其中2022到2025年，贡献的经济增长为0.05%。

劳动力资源配置，即就业由市场决定好，还是政府计划行政过度有为好，数据予以了证明。也就是说，在劳动力就业方面，各地政府过度有为，计划行政那条腿伸得越长，伸得越多，伸的力度越大，就业机会就越少，居民收入提高得就越慢，居民消费能力也受到影响，经济增长下行的压力就越大。

作者简介

周天勇

经济学博士，教授，东北财经大学国民经济工程实验室主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究院原副院长，中国城市发展研究会城市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周博士多年来深耕行政和政治体制改革、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宏观经济、经济发展和增长、财政改革等领域，在全国一流经济学刊物《经济研究》发表多篇重要论文，在《中央党校内参》、《人民日报内参》 、《经济日报内参》《中国社科院要报》等发表的一些内参得到了国家有关领导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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