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上观新闻）

先从一件趣事说起——二十多年前，若干有志于学的年轻人，编写了一本记录各自在北大旁听或偷听经历的图书，邀我作序，这让我喜忧参半：“喜的是书中所体现的顽强意志与旺盛的生命力，也包括其中折射出来的很有‘亲和感’的北大形象。忧的是，此书的出版，以及此前此后报刊对此问题的炒作，很可能导致加强课堂教学管理的要求。如何既保留北大相对开阔的胸襟，让更多有兴致的朋友到未名湖畔走走；而又不影响正常的教学秩序，我以为是一个棘手而又必须直面的难题。”最后，因各种主客观因素，此书胎死腹中，只留下我的序言，那便是初刊《中华读书报》2001年9月19日、后收入我的《大学何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的《北大边缘人》。

为何人家要坚邀我写序而我又无法拒绝，那是因为此前我出版了《老北大的故事》（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其中谈到“几乎所有回忆老北大教学特征的文章，都会提及声名显赫的‘偷听生’，而且都取正面肯定的态度”。具体的例证可以变换乃至省略，但以下这段话，在我看来，至今依然有效：“偷听生对于老北大的感激之情，很可能远在正科生之上。尽管历年北大纪念册上，没有他们的名字，但他们在传播北大精神、扩展红楼声誉方面，起了很大作用。”印象中，北大历史上“旁听生”及“偷听生”最活跃的，除了二三十年代，就是八九十年代。

我在文章中提及，北大原本对“旁听生”是有严格规定的；但这些规定从来没被认真执行过，这才有了那么多有趣且多情的传说与故事。当初我只是一笔带过，如今阅读林齐模君的《北大故实》书稿，其中《老北大“旁听生”规则之演变》，让我大开眼界。作者梳理了1918年至1922年间国立北京大学关于旁听生的各种规章制度，包括入学考试、资格审查、学费缴纳、学籍管理等。可见，曾在北大“旁听”某些课程，与北大正式的“旁听生”，二者不能同日而语。那些见诸档案的有名有姓的“旁听生”，与我在各种回忆录里读到的曾在北大“旁听”的精彩故事，都是真实的历史存在。学者若想复原“完整的北大”，必须兼及神采飞扬的传说，以及可供钩稽实证的档案。

北大校史馆林齐模君，长年接触北大档案及相关报刊资料，2019年起在《北京大学校报》开设“校史探微”专栏，先后撰写了36篇考证文章，构成了《北大故实》的基础。因是报纸文章，书中各文力求短小、通俗且可读，“给读者呈现有意思且真实可信的北大‘故实’”。

一般读者可能喜欢那些讲述人物故事的趣味短文，比如《陈独秀离开北大风波》《梁漱溟进北大》《辜鸿铭与北京大学》《毛泽东入职北大图书馆》等；我则更欣赏表面上行文琐碎，实则拾遗补阙的考证文章，比如《北大医学教育的起源——京师大学堂医学实业馆、京师专门医学堂、大学堂医科大学》，以及《一段湮灭的历史——民国时期北大迁址北京西郊的努力》。后两文铺排的众多史料，即便像我这样较为熟悉老北大历史的，也都觉得很新鲜。

有一篇网上广泛传播的光绪皇帝在京师大学堂的讲话，专家一眼看过去就知道是假的；每当被人问及，我都是三言两语就打发了。林齐模的《历史上那些耐人寻味的北大校长致辞》，就从这个虚拟的情节说起，指出其源自网络小说《一个人的甲午》，那部小说杜撰了一位《纽约时报》驻远东记者怀特，通过他记录了所谓光绪皇帝出席京师大学堂开学典礼，面对近千名大学堂学生慷慨陈词。后人不察，竟有不少将此“小说家言”当真的。先辨伪，再存真，接着推荐几篇值得今人欣赏的“北大校长致辞”，如此主动与当下读者对话，不失为一种巧妙的讲述策略。精细的史实考证，不等于笔墨就一定干枯与拘谨，此文便是很好的尝试。

读《北大第一位党员副校长江隆基》，我感慨唏嘘，具体原因就不多说了。转念一想，以作者的身份，既然查阅北大档案较为方便，应该撰写更多谈论新北大的文章才是。二十多年前，《老北大的故事》出版后不久，我发表《辞“校史专家”说》（《新民晚报》1998年5月10日），一来阐明自家旨趣：“讨论北大，很大程度是为了了解百年中国的思想、学术、政治、文化”；二来解释为何很少涉及“新北大”，主要原因是查阅档案的权限，使得我无法深入下去。

当初我说：“我何尝不明白，只有老北大，构不成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北大校史。北大百年，有光荣，也有失落；只讲光荣而不讲失落，不是真正的‘北大之精神’。可真要认真讨论百年北大的得失成败，其实很不容易——这也是我辞谢‘校史专家’称号的原因。”对于真正负责任的校史专家来说，在职期间，尽最大权限调阅、挖掘、研读、使用新北大的档案资料，更值得提倡与表彰——即便一时发表有困难，也都值得坚持。（本文为《北大故实》序，标题为编者所加）

原标题：《陈平原：校史不能只有“老北大”》

栏目编辑：史佳林 文字编辑：吴南瑶 沈琦华

来源：作者：陈平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