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淇鲤 中科院物理所)
2015年5月12日早晨7:30,美国密歇根州桑德莱克,几声枪响从马丁的家里传来。
因为马丁平时会打猎,所以偶尔响起的枪声并不足以让人联想到一桩谋杀。当天晚些时候,邻居发现马丁一天没有回消息,便到他的家门外敲了敲。屋里无人应答……
直到第二天下午三点半左右,邻居发现原本锁着的门已经可以推开。
客厅里一片凌乱。邻居走进卧室,看见马丁倒在地上,身下是一摊已经凝固的血。旁边的毯子下面,还躺着他的妻子戈琳娜。邻居以为两个人都已离世。
警察赶到后,一名警员俯下身检查戈琳娜的脉搏。就在这时,原本一动不动的女人,突然,睁开眼坐了起来。她的头部有处枪伤,却奇迹般地活了下来。马丁则身中五枪,其中几枪击穿了肺和心脏。卧室里没有闯入者留下的明显痕迹,门窗也没有遭到破坏。警方找到了弹壳、一把点二二口径的鲁格左轮手枪、一只带有弹孔的枕头,以及几部手机……
目前为止,这似乎是一场外人闯入后制造的血案。幸存的戈琳娜也顺理成章地被当作另一名受害者。
可随着调查深入,房子里的线索开始朝着另一个方向移动。更奇怪的事情发生了。
和本案相似的非洲灰鹦鹉照片马丁生前养着一只非洲灰鹦鹉,名叫巴德。它已经19岁,平时便会模仿家里人的语气说话。马丁死后,巴德被送到他的前妻那里照顾。没过多久,马丁前妻听见巴德开始反复模仿一段激烈的争吵,原句中还夹着粗口,很显然不是人们会教给宠物的问候。
在这段重复的语言中,喊出了一句令人不安的话:
“……别……开枪!……”
那很像马丁的声音,于是家属录下了巴德的这段“话”。检察官也开始研究,这段“录音”能否出现在谋杀案的法庭上。
一、鹦鹉真的在“说话”吗?
我们首先要确认,鹦鹉是如何发出声音的。
人听见巴德说出“别开枪”,很自然地会把它想成一台长着羽毛的录音机,不过,鹦鹉和录音机有什么区别?
简单来说,录音设备通过麦克风把空气振动转换为电信号,再以模拟或数字形式保存。播放时,扬声器按照记录重新推动空气。只要文件没有损坏,设备的目标便是尽量复现当时那段声波。
电子录音机的基本录音结构和原理
鹦鹉复现声波有着不同的过程。
鸟类没有人类那样位于喉部的声带。它们主要依靠鸣管发声。鸣管位于气管与支气管交界附近,气流从肺和气囊系统流经这里,使其振动,形成最初的声音。声音再通过气管、口咽腔和喙向外传播,舌头和喙的运动会继续改变共振结构。
鹦鹉发声时,舌头即使只移动几毫米,最终声音的共振峰也会明显变化。共振峰可以理解为声道能够放大的声音频率。
元音是气流不受阻碍、响亮通透的音,辅音是气流受阻碍、相对清短的音,浊辅音是这两种的叠加。我们辨认不同元音时,很大程度上就依靠这些不同频率的组合。
鹦鹉发声的过程。上图为鹦鹉的发声结构运动部分的示意;中间为鸟类鸣管以及发声结构协调运用的过程演示;下方图片为巴巴里鸽的离体鸣管高速摄影,用于展示鸟类共有的肌弹性—空气动力学机制,录像可以看出各个部位的联动。
鹦鹉大脑中具有一套特殊的“录音”方式,即“听觉—发声学习回路”。鹦鹉属于少数具有发声学习能力的动物。它先听见目标声音,形成听觉表征记忆,再把记忆转换成呼吸、鸣管、舌头和喙的运动指令,通过发声运动和听觉反馈逐步逼近目标。它发出声音后,还会听见自己的输出,并在练习中逐步修正。
研究显示,鹦鹉脑内与发声学习有关的区域呈现独特的“核心—外壳”组织,这套神经结构被认为与它们出色的声音模仿能力有关。
这个过程大致就是听见声音,记忆,再发声,之后持续调整发声动作,再次发声,如此往复。
鸣禽发声学习过程模型,对鸟类的声音学习过程进行参考。
比较认知与动物交流研究者艾琳·佩珀伯格认为,非洲灰鹦鹉的主观认知能力也不宜简单归入“机械重复”。她长期研究发现,灰鹦鹉能够辨认颜色、形状、材质和数量,理解“相同”“不同”以及近似于“没有”的概念。
研究者曾把灰鹦鹉在部分任务上的表现与四至六岁儿童相比,常被通俗地概括成“约有五岁儿童的智力”。
不过,这个结论只适用于经过若干测试的认知任务的灰鹦鹉,不能笼统地用来给整个物种标定成一个统一的心理年龄。
二、都是说话,鹦鹉和人有什么区别?
人类开口讲话时,肺部呼出的气流在声门下方形成压力,推动彼此靠近的声带周期性开合。
声带的连续振动产生基频和谐波的最初的声音,随后再由咽腔、口腔、舌头和嘴唇构成的一套不断变化的声音滤波系统,进行塑形声音。舌头、嘴唇、下颌和软腭改变共鸣腔形状,让流经地声音中的某些频率得到加强,另一些频率被削弱,元音、辅音和个人音色由此形成。
人发出声音的过程。上图显示声带并不位于口腔,而是位于喉部、气管上方。中图为8帧循环动画,从声带纵向剖面表现一个完整的声门振动周期。下图为一个振动周期拆成连续阶段,周期性开合把连续气流切分成声压波。
如果只看物理过程,人和鹦鹉都会先制造声源,再利用各自不同的声道结构塑造声音。
通俗对比来说,人的声带位于气管上端的喉头处,是单一的振动源,它的发声机制就像一根“较为简单的琴弦”。鹦鹉的鸣管位于气管与支气管的交界处,是一个分叉结构,它的机制更像一台“自带混响的电子合成器”。
回到案件中来,假如“我听见马丁在早晨喊出别开枪”是证人说的,那这句话其实蕴含着好几种信息。说话者首先确认了自己是感知者,并给出了被听见的人,限定了时间,还把声音与一场具体事件连接起来。还可以继续被追问。每一次被追问的回答都可能验证、修正或动摇原来的陈述。
证人的作用:有意报告过去事件、说明信息来源、理解如实作答义务,并接受连续追问和交叉询问等。
而巴德再次喊出“别开枪”时,客观上能确认的事实就窄很多。可确认的只有它在某个时刻发出了近似这句话的声音。
至于引用了谁、第一次听见的日期、是否曾从电视或别的争吵中学会、当前发声是否有报告意图,都无法通过追问得到稳定回答。而这,却也是司法过程中的一个不易调和的点。
巴德可以帮助人们想到新的调查方向,人物、时间和因果关系的确定还需补充实证去加强结论。
电影《黑匣子》剧照,马蒂厄在听取音频信息。
电影 《黑匣子》把这种不确定性拍得十分直观。航空事故分析员马蒂厄,凭借其突出的听力能力,从一段被替换的用来混淆视听的驾驶仓混杂录音中,辨认出一句呐喊的声音,并据此,初步判定了劫机的调查方向。
可随着调查推进,他发现了录音存在被人为修改的异常,最初的结论也随之不断走向另一个隐藏的真相。
三、声音相似,指向的还是同一件事吗?
声音与意义经常一起出现,时间一长,人们便下意识把两者看成牢固的一体。语言史却不断提醒我们,它们之间始终留着可以移动的缝隙。
一个比较有意思且类似的一幕,在现实中发生了,就是2026 年 8 月初,太平洋岛国瑙鲁将英文国名由 Nauru 正式改为 Naoero。联合国相应更新了英语、法语等语言中的国名,而中文名称仍沿用“瑙鲁”。
与所谓的“谐音梗”相去甚远的是,类似的例子不止今天才有,数量规模也不止几个,放置于古代也颇为常见,比如我国古时曾用“身毒”“天竺”“印度”等名称指称南亚次大陆,今日的新疆和田在古籍中又常认作“于阗”等等。译写者处在不同年代,对同一片地域留下了几组差异明显的汉字。也是文字保守性的一种体现。
《汉书·西域传上》于闐國,王治西城,去長安九千六百七十里……于闐之西,水皆西流,注西海;其東,水東流,注鹽澤,河原出焉。多玉石。
不止于地名,水果名、物品名甚至是人名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如果问有人知道“门修斯(Mencius)”吗?估计不少人一头雾水,仿佛相隔十万八千里。
如果这样问,有人知道孟子吗?那可谓是全民皆知。是的,门修斯(Mencius)就是17世纪耶稣会传教士根据“孟子”创造的拉丁化形式,也是现代译者音译的一种选择。
安东尼·吉登斯,2004年。摄影:Szusi
声音进入文字后,会被当时可用的音节和汉字甚至是方言重新塑形,关于文字中的“声音”,还有很多像“譬况”、“读若”、“反切”以及“纽四声”等趣味十足的的注音辨音的技术,在此不全部列举。后来的人看到留下的字,还需要结合实际细细研究,才能确认它究竟指向哪里。
这件事很适合说明音译的两面性。
反过来再次说明,同一句声音高度相似,需要更多的证据去保证这是一件事,也能避免被“搅浑水”。
语言学里常把能够被听见或写下来的形式称作“能指”,把它唤起的概念称作“所指”。两者的联系依靠共同习惯与具体语境维持。进入案件以后,还要再加上一层现实指向,不然巴德的声音会引导走向事实,也会被诱导着背离真实。
四、同是鹦鹉,结果会不同?
司法过程中,除了研究本案之外,还会去看同类案件的判定过程。
关于鹦鹉的案件,在我国古代流传着一则著名的“绿衣报主”故事。据五代王仁裕所撰《开元天宝遗事》记载,唐玄宗时期,长安富商杨崇义被妻子刘氏与邻人李弇(yan)杀害,尸体埋入枯井。家中鹦鹉目睹经过,后来在官员搜查时喊冤,并说出凶手姓名。官府据此拘捕二人,二人在审讯中供认案情。唐玄宗听闻后,将鹦鹉封为“绿衣使者”。
“绿衣使者”明嘉靖刻本原文。北宋绢本《五色鹦鹉图》宋徽宗(右上局部)
不过这则故事不少内容源于民间传闻,缺少正史与司法案卷的独立印证。若只看叙事结构,鹦鹉也没有独自完成定罪。它的指认推动官府抓人,后续口供才让故事走向结案。
第二个类似的案件发生在1991 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索诺马县,36 岁的简被发现死在家中。她遭人窒息杀害。笼中的鹦鹉马克已经断水断粮两天,身体虚弱,后来被送到宠物店照顾。恢复期间,店主听见它反复说出一句话。
“理查德,不,不,不。”
1991年马克案报刊新闻原照
案件最后,警方起诉的人叫拉斯普,是简的商业伙伴,也是巨额人寿保险的受益人。但他不叫理查德。辩方因此希望调查并提交鹦鹉马克的发声,借此说明现场可能存在另一名男子。检方反对,法官最终没有让这个线索进入案件。拉斯普后来因谋财杀人被定罪,判处终身监禁且不得假释。鹦鹉马克没有进入支撑判决的证据链。
而本次的巴德案,情况又有所不同,并且检察官认真研究了鹦鹉发声的可采性。
五、声音背后的线索
让我们最后再次回到本案当中。警方从两部并未设密码的手机中提取了数据。
马丁的手机在 5 月 11 日晚上 9 点 34 分以后便没有继续使用。戈琳娜的手机在第二天凌晨出现了一连串活动。
凌晨 3 点 32 分至 3 点 35 分,戈琳娜的手机浏览器,连续打开含有鲁格枪支的安全公告、内部结构和安全手册这些标题的页面。
凌晨 4 点 48 分,这部手机向标注为“妈妈”的联系人发出一条“爱你。对不起。”的信息。
九秒钟后,浏览器打开了介绍鲁格新型 Single-Six 单动左轮手枪的网页。案发现场找到的武器正是一把鲁格点二二口径左轮手枪。
凌晨 4 点 55 分之后,这部手机没有新的网页活动,也没有再发出消息。
几个小时后的早晨 7 点半,邻居听见了两声枪响。
警方还找到三封分别写给戈琳娜女儿、前夫和儿子的信。笔迹鉴定认为它们出自戈琳娜之手。信中写着含糊的道歉,其中一封提到她把事情“搞砸了”。财务记录显示,她曾隐瞒家庭面临的严重经济困难,房屋即将进入止赎程序。
现场的鲁格手枪采用单动结构。射击者每开一枪,都要重新扳动击锤。马丁身中五枪,其中两枪穿过枕头。五发子弹意味着一连串重复动作。放置枕头,扳动击锤,开枪,再次扳动击锤,再次开枪……每个动作都给人留下重新考虑的时间。
2019 年关于巴德案的法律文书,上诉法院维持原判
2017 年,陪审团裁定戈琳娜一级预谋杀人罪与持枪实施重罪成立。2019 年,上诉法院维持定罪。判决书讨论了手机浏览记录、反复扳动击锤的射击过程与预谋之间的关系。巴德没有出现在法院列明的定罪证据中。这正是这位“半个证人”在本案中的落点。巴德能够在某种程度上推动了调查,目前却难作为承担证言责任的法律主体。
今天,人工合成声音已经能够逼近真人。文件何时生成、由哪台设备记录、是否经过剪辑、怎样被发现、由谁保管,逐渐变得和声音本身一样重要。
一只鹦鹉或许能记住恐惧的声音,可真相不会只因为一句话足够惊人,就自动显现。
人们沿着那句话留下的方向,寻找枪支、手机、信件、时间和每一道正在消失的痕迹,能够交叉验证的痕迹,声音作为一个切面,至关重要。
前提是,在信息和逻辑被“破坏”前,抓紧时间。
注:本文完全使用公开可考的真实信息,并仅作动物发声、语言学与证据规则科普和启发,不对具体司法案件作超出公开裁判材料的推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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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mpa Bay Times Parrot will not sing in murder c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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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uardian “Don’t shoot”: pet parrot’s words may be used in Michigan murder trial
Alex Foundation 5 Years Later
Harvard Gazette Harvard study shows parrots can pass classic test of intelligence
司马迁 《史记·大宛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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