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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界面新闻）

“六张网”是未来五年中国经济工作的核心抓手，其中通信网、算网因其科技成色而备受关注。相比之下，综合交通网中的航空运输——尤其是支线航空——极少出现在主流讨论中。但恰恰是这张网，承载着中小城市与全国交通体系的有效衔接，是“六张网”中衡量通达性的关键标尺。

在航空运输业中，支线航空主要指使用小型客机，在短距离、中小城市之间或中小城市与航空枢纽之间，进行非主干航线运营的航空客货运输业务。结合中国民航局的官方界定及相关行业共识，我国支线航空的定义主要体现在三个维度：

机场：主要涉及年旅客吞吐量200万人次及以下的民用机场；

机型：主要使用100座以下的小型客机，如中国商飞C909（原ARJ21）、庞巴迪CRJ系列、巴西航空工业公司ERJ系列等；

航程：通常在600公里至1200公里之间。

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国土，为支线航空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在地广人稀的西部地区，山地高原密布、冻土与沙漠交错，地面交通的建设成本可能数倍于东部平原，而客流量难以支撑基本的运营回报。在这样的地理约束下，支线航空几乎是唯一能提供稳定公共运输服务的手段。

当前，我国支线航空机场网络已经铺开，国产运力也在成长，但航线的商业可持续性仍是一个待解的难题，而这正是“六张网”规划中航空运输网需要重点突破的方向。

支线航空面临多重结构性矛盾

航空公司是航线网络的直接运营者，其航线规划能力直接决定了航线能否实现盈亏平衡及可持续发展，对支线航空的发展具有决定性影响。

当前我国支线航空面临多重矛盾。 首当其冲的是高运营成本与低客座率之间的经济性矛盾。支线飞机座位数远少于干线机型，运行总成本却不比干线机型低多少，这导致支线飞机单位座位成本远高于干线飞机，而欠发达地区的消费水平却难以支撑高票价，导致航空公司陷入“飞多亏多”的窘境。

其次是网络衔接与客流中转的系统性矛盾。民航时刻分配制度明显向枢纽机场倾斜，致使小城市与小城市之间“支支”的直飞航线网络稀疏且波动剧烈，且经常因客少而取消；支线机场普遍缺乏与枢纽机场的航班时刻有效对接，难以融入全国干线网络，“孤岛效应”明显，进一步削弱了其市场吸引力。

三是需求与机型不匹配。当前，大量设计用于干线枢纽间中长距离运输的大座级窄体机（如B737、A320系列）被投放到支线市场，执行800公里以下的短途航线，这种“大机小线”的运营模式，使得座位供给远超实际有效需求，直接拉低了整体运营效率。据DAST交通数据速递统计，2026年上半年，国内支线航线平均客座率仅为76.8%，较同期干线航线86.6%的客座率低近10个百分点。

“当前，中国支线航空正处在一个‘网络在变宽、单线在变薄’的结构拉伸期。”中大咨询集团副总裁、交运物流与旅游行业负责人于占福对界面新闻说。

他指出，2026年上半年，国内直飞航线7013条，同比净增87条，增量主要来自支线航线，这是“网络在变宽”的体现。但线路增加的同时，频次在下降，今年上半年，国内航线平均周频降至12.9班次，同比减少0.3班，干线、支线均有所下滑。更令人担忧的是，支线航空飞机使用效率低下的问题。今年上半年，全行业客机日均利用率为7.8小时，其中宽体机9.6小时，而支线客机仅5.1小时。

“这个5.1小时是理解支线航空经济性的‘钥匙’。”于占福指出，对航空公司来说，干线一天能产出近8小时的运营时长，支线却只有5小时出头，在还没涉及收入端之前，仅成本端的差距就已拉开近4成。利用率上不去，固定成本就摊不薄，盈利也就无从谈起。

破解“规模不经济”的路径

于占福认为，决定一条支线航线经济性的，不是所在城市的GDP总量，而是“不可替代的位移需求密度”——即那些既无法被高铁替代、也无法被取消的刚性出行。

“一个GDP很高但被高铁密集覆盖的城市，其支线航线的经济性可能远差于一个GDP不高但地处边疆的城市。”于占福说。

数据印证了这一判断。2026年上半年，全行业客运航班量同比小幅下降0.6%，天津、江西、湖南降幅居前；同期，新疆、西藏航班量同比分别增长5.9%和7.4%。分析人士认为，中东部地区密集的高铁网络正在对航空形成显著的分流压力，尤其在300—800公里的中短途区间，高铁的时间与价格优势最为明显，替代效应最为集中。

中国民航新型智库专家韩涛对界面新闻表示，支线航空的本质矛盾在于"规模不经济"——高固定成本叠加低客座率，单靠市场化运营难以覆盖成本。但通过一些机制设计，这一矛盾可以在特定条件下被化解。华夏航空即为典型例证：作为国内唯一规模化的独立支线航空公司，其通过“机构运力购买”等模式创新，将支线航线嵌入全国干线网络，同时以稳定的地方合作增强收益确定性。总结华夏航空及行业近年的实践经验，化解支线“规模不经济”矛盾的有效路径可归纳为四个层面：

一是，以机构运力采购协议和民航局小时补贴为核心，将航线的收益风险从航司转移出去。这一模式已被证明在覆盖运营成本层面切实有效。以华夏航空为例，2025年，机构运力购买收入比重达到23%，政府补贴是当年利润总额的2.34倍。

二是，成本端优化。一要提高资产利用率——支线客机日利用率若能接近行业均值，等于在不增加资本开支的前提下多释放运力；二是机型适配——涡桨与喷气式支线机型的选择需匹配航程与起降条件，国产机型在购置和维护成本上已显现相对优势。

三是，收入来源多元化。 除个人客票销售（含OTA渠道）外，货邮运输、机场商业开发、免税及增值服务等非航收入正成为新的增长点，在客票收入不足以覆盖变动成本时提供额外缓冲。

四是，政策机制持续优化。 2023年修订的新补贴办法已从“按旅客人数”转向“按小时+区域”的补贴结构，鼓励密集运行而非单纯追求航线数量；动态调整机制对连续两年旅客运输量超过10万人次的航线取消补贴，推动低效航线自然退出。同时，政策端也鼓励低成本航司（如春秋模式）向支线市场复制，以更低的价格弹性激活潜在需求。

于占福补充道， 一条支线航线的收入不只来自本段旅客，还来自经枢纽中转的联程旅客。通过通程航班将支线客流接入枢纽中转网络，即使不增加航班量，也能把可销售市场从单一城市放大至枢纽所辐射的整个区域——潜在客源规模扩大一个数量级，客座率随之提升，单座成本自然被摊薄。这是支线经济性最大的单一变量，也是当前投入产出比最高的一项。在深耕支线的航司中，跨航司通程旅客已占其业务总量的相当比例。

在政策机制上，于占福认为，政府补贴应从“补运营”转向“补能力”。他指出，当前地方补贴多以运力购买或保底客座率的形式出现，本质是补贴亏损——补多少年，亏多少年，机制上没有终点。更有效的方式是，将同样的财政资金投向能够永久降低成本的项目，比如机务过夜与放行能力、备件本地库存、机组驻站、地面接驳体系，这些是一次性的投入，可以持续降本；而保底补贴是持续投入、不降本。

未来五年提质存量可能更重要

业内人士认为，展望未来五年中国支线航空，发展的重心不是增量建设，而是存量激活。在这一过程中，增强网络连接是支线航空价值兑现的关键。

于占福指出，《民用航空发展“十五五”规划》在基础设施部分的表述是“坚持适度超前、不过度超前”“坚持提质存量、做优增量并重”。“不过度超前”这四个字是新增的，“提质存量”被放在“做优增量”之前——这释放了一个明确的信号：下一个五年的重点，从“建多少”转向“用多好”。

“现实的目标不应是继续增加机场数量，而是把支线城市的当天往返可达城市数，从目前平均约9个提升到20-30个的量级。实现路径不是多修跑道，而是通程航班与跨航司中转。”于占福说，2025年跨航司通程备案同比增长超143%、累计11107组无直飞城市对已被联通，这说明方向已经明确，剩下的是规模与稳定性问题。

韩涛也强调连接价值最大化。他表示，支线航空的使命，是把航空的“触角”伸向高铁和公路够不到的地方，让边疆和偏远地区真正实现“县县通飞机”“天天有航班”，让出行选择从“有路可达”升级为“高效直达”。这种连接的下沉，其意义远不止于修建一条空中通道，更在于激活下沉市场的潜力，拉动客流、物流、投资，带动旅游、商贸、产业落地，推动实现区域经济均衡发展。

而网络连接的加密与航线频次的提升，都将转化为对运力的刚性需求，这意味着国产民用支线飞机产业迎来战略窗口期。

于占福指出，今年6月，国产支线客机C909迎来商业运营十周年。十年来，已累计交付186架，占国内喷气支线机队约70%，产能稳定在每年30-55架区间，规模制造能力基本成熟。2026年第25周，C909执飞航班3323班次，占全部支线机型的57.1%，机队平均客座率87.3%，运营可靠性已在市场中得到验证。从需求端看，全球范围内ERJ与CRJ系列停产留下的70-90座级更新周期，为C909进入国际市场打开了明确的窗口。

不过，这一战略窗口能否真正转化为产业增量，关键变量不在飞机制造本身，而在于国内支线航空的商业生态能否同步成熟。

于占福强调，国产支线机的规模化交付，必须以支线航线自身的可持续运营为前提。如果支线航线长期依赖财政补贴维持，航空公司的支线运力采购意愿就会有明确的天花板，这个天花板就等于财政承受能力的上限。反过来，如果通过机制改革让支线航线成为一门可盈利的生意，航空公司便会主动寻求运力扩张，国产支线机的市场空间将从“政策性采购”转向“商业化需求”，这才是对国产民机产业最持久、最有效的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