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团结报）

转自：团结报

　　□ 马业赞

　　 翻开济南民进会史，王元信用身体力行书写了知识分子的实干和担当；同样，在中国教育史上，布衣校长、“鬼也怕”“新学奠基者”等名号，注定让王元信的名字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动荡年代里，他以“学人风骨”守护着中华文脉。

　　 力推新学

　　 1929年6月，留美归来的王元信鉴于当时实业报国的重重困难，放弃了所学的化学专业，回归教育兴国。而担任山东德县博文中学校长，是他教育生涯的第一站。

　　 博文中学原是教会学校，不太重视教学质量，不与国家的正规教育相联系，社会也不承认其学历，毕业生中的优秀生只能保送宗教系统的大学深造。为了顺利完成教育局备案注册，王元信先是将原“博文中学”与“卫氏女中”合为一校，改称“博卫中学”（几年后，又改为博文中学）；后逐步去除学校的教会性质，对学校进行一系列改革，如逐渐减少课程中的宗教内容，加强汉文、英语和理科教学，开展文体活动，让学生学习武术，演唱京剧，允许学生开展必要的勤工俭学等。

　　 1931年，山东省教育厅正式批准博文中学的备案申请，自此博文中学才成为正式的私立中学。学制与课程与公立学校一致，教材也使用了全国统一的中学教材。举行揭牌仪式时，时任山东省教育厅厅长何思源到校讲话祝贺。

　　 现在回头看博文中学的教育局备案，最艰难的一环不是废除宗教课程，也不是增加西方教育，而是“男女合校”。

　　 五四运动之后，虽然女生学习与生活的氛围有所改观，女孩子能读书已是地位的大大提高，但是男女同校在社会上还是不被认同的。那个时代，男女学生从不讲话，平时相遇也不敢正眼相视，王元信能完成男女合校，冲破落后习惯势力的羁绊，在当时是做了一件惊世骇俗的事情。

　　 王元信对学生阅读一些政治上的进步书刊全力支持，相继拨发经费购置鲁迅、邹韬奋、郁达夫等人的著作，对大批青年思想变化、走向革命道路起到了推动作用。

　　 学校建有读诗社、话剧社、京剧社等各种社团，创办了内刊杂志《博文季刊》，这在当时是民主开放的办学风格。

　　 1933年，王元信邀请作家老舍到博文中学演讲，引起空前轰动。据一些老人子女回忆，“那时候老舍是全民偶像，我们祖父辈都争抢着到博文中学听演讲，老舍先生那天讲的爱国道理生动深刻，外加他当时也靠着《二马》《老张的哲学》等小说，收割了一大批文学粉丝，那天真就是万人空巷”。

　　 1937年10月德州沦陷，学校临时关闭。1938年春，经王元信和师生力争，学校得以开学。王元信因与日方交涉中发生过争执，为避免受到报复，暂时离职回避。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美关系破裂。1941年底，学校被日本当局封闭，外籍教师被带往潍坊集中营，王元信只得到他处另谋新职。

　　 育才报国

　　 1948年10月，济南解放，人民怀着满腔热情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王元信也开始憧憬起自己未来的美好生活。在众多老同事和学生的推举下，王元信于1949年1月任济南扶轮中学（后改名济南铁中，现为济南中学）校长。

　　 初入扶轮中学，王元信即刻认真执行上级及学校党组织的决议，对教育进行了彻底的改造。后来每逢济南中学召开座谈会，王元信的种种改革事迹，总会被反复提及。

　　 作为校长，王元信一生严格遵守时间，从不迟到早退，每日打早自习钟前，他已站在校门口笑迎师生，据传达室的老校工反映：老校长比时钟还准确，一看老校长来了，就知道该敲早自习预备钟了。

　　 王元信对青年教师督促详写教案及课堂教学笔记，要求讲课要有质量，讲课语言要精练而不重复。他常说：“讲课重复等于给学生说，第一遍可以不听。”他更常强调教师的仪表，言行、举手投足都该使学生感到庄重可亲。有一次化学观摩课，他评议其优点之后，对教师讲课时不住地将衬衣袖子捋上放下提出批评。

　　 有一年冬季，学校实验室缺少低温实验设备，为完成教学计划，王元信顶着严寒骑车从齐鲁大学借来相关仪器，还自掏腰包购买酒精用于降温，确保学生实验课如期开展。他常说：“理科教学离不得实践，不能让学生只对着书本空想。”这种务实精神深深影响了全校师生，也为学校后来成为省重点中学筑牢了学科基础。

　　 1950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王元信遂组织学校文艺宣传，由学生合唱队策划举办冼星海音乐会，并通过广播教唱革命歌曲。同年12月，王志远等20名同学参军入伍，40名同学随军南下。王志远写下“捍卫祖国”血书，表达报国决心。王元信率领众师生，列队击掌，以“师者壮行”的最高礼仪送学子奔赴战场。后来每年，学校都有数十名学生参军入伍或报考军事院校。

　　 1956年，高三毕业生以保尔精神壮行空军学员，投身祖国刚刚起步的空天防御。王元信多次在大会上予以表扬和肯定，在他激情澎湃的鼓动下，多批学生入伍，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飞行员，进而掀起全校参军热潮。

　　 1954年至1955年，国家正处于百废待兴之际，新疆、青海等边疆地区更是急需人才与技术的支持。王元信执掌的济南铁中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动员有志青年投身边疆建设。在一声声“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感召下，30多名同学怀揣着对祖国的热爱和对未来的憧憬，毅然决然地踏上了前往边疆的征程。

　　 为公为民

　　 1951年8月，民进三届三次中常会作出了《关于建立基层组织，加强组织教育，进一步发展组织的决议》，确定全会要有计划有重点有步骤地在大中城市发展组织和建立新的分会，建立基层组织，并强调要以中小学教师为本会的主要发展对象。

　　 1956年，时任民进中央常务委员雷洁琼来济南与中共山东省委和中共济南市委联系，开始组织发展工作。鉴于綦际霖、王元信两位同志在山东教育界的声望，民进中央委托他们在济南建立民进组织，发展会员。王元信加入了民进。

　　 1957年初，王元信开始在济南铁中发展会员，发展对象主要是教研组长和教学骨干。后来，民进济南师范学校等小组相继成立。

　　 1958年11月，民进济南市第一次会员大会召开。会上成立了民进济南市筹备委员会，綦际霖为主任委员，王元信被推选为副主任委员。民进中央副主席王绍鏊出席了会议并会见全体会员，对其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

　　 在民进济南市委会的筹建过程中，王元信兢兢业业，勤勤恳恳，经常骑着自行车，到市区的中小学，与联系的群众交流、谈心，同时还到中共济南市委有关部门汇报组织的筹备情况。经过共同努力，民进济南市委会在1962年11月成立。第一届委员会的主委是綦际霖，副主委是王元信，孙保钧、赵光第等为委员。

　　 王元信一贯朴实无华，不讲形式。铁一中党支部提出为民进铁一中小组设办公室，挂上“民进办公室”的牌子。他摆摆手：“不需要，我有校长室就够了。与其设办公室，挂牌子宣传民进，还不如用会员的实际行动使群众认识民进。”他经常告诫会员要一心一意接受共产党的领导，要求民进铁一中小组成员紧紧围绕学校的中心工作建言献策，努力工作。

　　 王元信曾说：“对于民主党派来说，不单纯是积极投入并协助中国共产党搞好运动，更主要是清除我们思想上旧的东西。”当时綦际霖已年逾古稀，腿脚又不灵便，会内的工作多由王元信担当。王元信虽已是花甲之年，但仍以饱满的热情为民进不辞辛劳地工作。老会员们至今还记得，他们的老主委是怎样把一份份通知和学习资料，一步步走着送到他们手中；他们也记得每一次学习活动中，王元信忙碌的身影和掷地有声的发言；王元信以身作则，无私奉献，深深教育感染着每一位济南民进会员，更激发了他们为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献身的积极性。

　　 王元信离开学校后，致力于社会工作，他积极参加政治活动。他先后当选济南市一、二、三、四、五届人大代表，济南市政协一、二、三、四、五届常务委员，并任济南市政协副秘书长。在此期间，他撰写了《均衡配置基础教育资源》《加强教师队伍建设》等一系列与教育有关的、极具前瞻性的提案。

　　 1969年12月18日，王元信病逝于济南，享年77岁。他在病危时，仍不忘国家前进的脚步和中国革命的前途。他在病床上用微微颤抖的手，写下了《病中心情》几首白话诗：

　　 （一）

　　 卧病不安似煎熬，无望之时想归天。

　　 治不好就治不好，合乎实际顺自然。

　　 （二）

　　 台湾解放未亲见，是一终生大遗憾。

　　 苏修还未大挫败，也是心中一不甘。

　　 （三）

　　 我已将近八十岁，尝尽人间苦与甜。

　　 该死就死是规律，何须洒泪和悲叹。

　　 王元信一生从事教育事业，50个春秋，硕果累累，桃李满天下。他的故事体现了一位民主人士燃烧自我，照亮暗夜之路的艰辛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