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坤彧

听到楼组长摔骨折的消息时，三个人正在吃饭。

“没人拿快递了！”片刻后，我突然惊觉。近两年，大约快递小哥们是收到了公司勒令，不许他们再擅自将快递放丰巢柜，于是大小包裹便统统被投掷于每个楼栋进口处。我真心怀疑，这样做是否会让他们收到的投诉就此少一点。而从某一天起，我们的楼组长便开始每天上上下下，分批把快递送到每户居民家中。

在我之后，我爸跟着叹了一句：“也没人扔垃圾了。”

对于我们这种完全出于利己心理而产生的担忧，家里的另一个人、总是被道德感“银装素裹”的我妈表达了震惊和责备：“一个老太太摔伤了，你们竟然不关心人家伤成什么样，需要什么帮助，做人不可以这么自私的。”我们遂噤声，但心里并不真的觉得愧疚。

第二天夜里，受现实所迫的我爸并不情愿地下楼扔垃圾。既然楼组长的实际情况导致她已无力继续奉献，那每户人家唯有独立承担起各自的命运——在这里，命运化身为每日必须处理的垃圾。进门时他笑出了声：“你们想得到吗？每家门口都是成堆的垃圾袋和快递箱！”我立刻想到，那一扇扇紧闭的大门背后，每人此刻对于楼组长的想念或许都到达了顶峰。

写到这里，又觉得似乎也不必过度美化她的付出。事实是，她需要空的快递箱，而我们需要有人帮忙拿快递并收走包括空箱在内的垃圾。公平地说，这是一种各取所需。

在她先生还在世的时候，他们两个会捡拾邻居们大大小小的快递箱，每过一段时间，就把它们压扁后高高堆叠在一辆看上去摇摇欲坠的手推车上，推去四五条马路外的纸品回收站去称斤卖。

去年，先生死在手术台上，此后便只剩她一人做这件事了。我曾试图想象过这种孤独，原来是一个人推着车把手走，另一个在边上搭一把手。遇到拐角的地方，一个叮嘱另一个放慢些脚步，以免纸板箱被弯势甩出去。两人一路走，一路说说话，虽然很可能也并没有什么值得说的。现在她一个人推着车走这么长的路，一路留下难以名状的孤独。

等等，或许她正是在推车去卖纸板箱的路上摔的跤？那是有可能的，也有可能是在捧着几个快递箱上楼的时候，因为视线被遮挡看不清前方的台阶摔的？她本身就不是一个走路很稳当的老太，她比这个年纪的普通老人显老一些。

虽然是一件各取所需的事，但其实她原本完全可以坐等我们把空箱扔出门捡走便是，但她不愿意白拿而是一定要付出自己的体力劳动来换取——虽然别人也根本不会在乎自己丢弃的东西。

此后的每一天，我们都在对楼组长回家的期盼中度过。

三个星期过去了，某晚回到家，惊喜地发现门外躺着两只快递。我内心雀跃：楼组长回来了！幸好她摔伤的部位是手而不是腿！只要每次较往常少拿几只快递就可以做到的呀。

又过了几天，她拿着一叠表格来找我们签字。每户居民每年都要签几次表格，很少有人真正关心自己签名的纸上到底写了什么内容。有时觉得心烦想推搪，她便像哄小孩一样哄我们，“送巧克力的，还送毛巾。”我拿走了德芙巧克力，我爸对她说：“毛巾你留着吧，我们不要的。”她连声道谢。

正在签字的时候，我妈走了出来，问她：“阿姨你已经回来了？好点了吗？”她很得意地说，自己回来住两天，还要再回女儿家养伤的，因为女婿是三甲医院的医生。

听到她说自己仍旧要走的时候，我的心沉了下来。那一刻突然生出新的担忧：如果阿姨此后一直住在女儿家再不回来了怎么办？

我疑心邻居们是否知道她摔伤这件事，就像他们中的很多人可能至今不知道她去年没有了丈夫，她从没和人讲过这件事。直到某天我妈经过她的家门，闻见了屋内烧香的味道。她猜测：“可能是男人没有了。”后来去问，她才承认了。我妈啧啧：“怎么发生这种事还可以面色完全不改的……”

而我以为只有一种可能，就是出于自尊，不想被大家当作一个新寡的人来同情。因为，大家彼此终归只是隔着楼道相遇的陌生人。一个人失去伴侣的孤独，一个人摔跤骨折的肉体之痛，都被楼道日常的烟火所遮盖。

这个时代所谓的邻里之情大概就是这样：“我们共享便利，却不必强行共享彼此的命运。”这份距离算不上温暖，但也并不残酷，只是都市里最真实的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