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冠生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费孝通是当代中国具有代表性的人类学家与社会学家，他的学术研究和社会活动实践，曾深刻影响并推动了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张冠生所著的《斯人斯土：费孝通的一生》（以下简称《斯人斯土》）一书，不仅为读者徐徐展开了一幅中国人类学与社会学发展的绝美画卷，也为我们形象地描绘了费孝通丰富多彩且充满智慧的一生。

《斯人斯土》全书共为五个部分，除了序幕和尾声外，书中的三个部分分别对应着费孝通学术生命的早期、中期和晚期三个阶段。

费孝通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深造期间，他的《江村经济》一书在英国著名学术出版社罗德里奇出版社正式出版，立即引起了社会学界的高度关注，西方社会学界代表性人物马林诺夫斯基对这本书给予充分肯定，认为该书实现了人类学研究的“文野鸿沟”的跨越。因为在此之前，人类学家在做田野调查时，都是对野蛮部落的“他者”研究，而《江村经济》关注的却不是“一个小小的微不足道的部落，而是世界上一个最伟大的国家”，而且，“作者并不是一个外来人，在异国的土地上猎奇而写作的；本书的内容包含着一个公民对自己人民进行观察的结果”。

费孝通学术研究中最重要的成果之一，无疑是于1948年首次出版的《乡土中国》。费孝通的学术研究与写作，常常喜欢采用先“化整为散”，然后再“集散为整”的方式。也就是先对所研究的课题随时随地写下多篇短文，然后再把这些文章结集成书。晚年的费孝通曾说：“走一趟，写一篇，便是我的方法。”《乡土中国》中的每一篇文章，针对的都是有关中国社会与文化核心特征的主题，其中不少主题都是费孝通对传统中国社会深入调查研究的结果，奠定了费孝通在中国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的重要地位。

在封建时代，人们往往习惯于从古典史籍、宫殿遗址、文物珍宝、圣贤精英、帝王将相等方面来认识中国。然而费孝通却通过乡土这么一个崭新的视角来观察和认识中国，并且非常肯定地指出：“从基层上看，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在费孝通看来，如果从乡土开始，我们也能慢慢地从一个农民、一个村落、一条河流、一首民谣等视角出发，去体悟这片博大的土地，并会惊喜地发现，原来这些地方竟蕴藏着中国文化生生不息的隐秘信息。

费孝通对中国乡土社会中人与土地之间的紧密关系有着深刻的理解：“只有直接有赖于泥土的生活才会像植物一般的在一个地方生下根，这些生了根在一个小地方的人，才能在悠久的时间中，从容地去摸熟每个人的生活……不但对人，他们对物也是‘熟悉’的。”在费孝通的心目中，亲近土地的生活，虽然带着一些看不上的“土气”，但这样的生活却稳定踏实，让人心安。

人们曾用“一表三千里”来形容乡土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确实在乡土社会中，每个人从自己辐射到社会都有一个庞杂细密的亲疏关系网。费孝通将这种社会特征上升到了理论的高度，提出了“差序格局”这个著名的概念。“差序格局”无疑是费孝通为社会学贡献的最为经典的术语之一，也是中国社会学对世界社会学理论作出的最大贡献之一。在阐述这个研究结果时，费老以“水的波纹”为比喻，形象地把中国乡土社会中的人际关系比作石头丢入河中后，在水面所荡开的一圈圈波纹。每个人都以自己为波纹的中心，然后按血缘、地缘、亲疏依次逐层向外延展，从而形成了中国乡土社会独有的人际关系网络。这种社会结构特征，显然与西方社会组织类似一束一束捆扎起来的“柴”的团体格局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人们之所以常说中国社会是个“熟人社会”，中国传统社会之所以具有浓郁的人情味，正因为在这样一种差序格局中，人与人之间形成了相互性的依赖，许多事情都是在这种人际关系的网络里慢慢展开的，也是在这样一种社会状态下渐渐完成的。就是在城市化疾速推进的当下，在中国的一些偏远乡村，我们仍然能够清晰地看到或感知到这种特征的遗留。

田野调查是社会科学研究的一项重要方法，因为田野调查不仅连接着象牙塔和田间地头，还沟通了学术研究与火热生活。一个社会科学工作者，只有扎根基层沃土，才能锤炼出学术真功。作为我国最早一批人类学实地田野调查者，费孝通的一生都在走出书斋、走向大地、走向民众的路途中。出生于1910年的费孝通，“文革”期间受到冲击，曾一度失去了工作机会。1980年获得平反后，费孝通已经是70岁的古稀老人了。然而他非常珍惜难得的学术研究的机会，依然坚持外出调研，他的身影不仅经常出现在农村、企业、市场、社区，更多的还出现在贫困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在做田野调查的时候，费孝通没有丝毫的作为一个学者的优越感，而是把自己当作一个普通的民众，认真地观察、记录，并细心地理解和体悟。这一走又是整整25年，直到2005年去世，享年95岁。费孝通用自己的实践告诉我们，一个社会科学工作者仅仅具有专业的学术修养是不够的，还必须要有与民众同呼吸、共命运的情怀。阿伦特曾说，真理就是笼罩在我们的头顶的天空和脚下的这片土地。费孝通无疑是立足中国大地，把学术成果写在祖国大地上的典范。

费孝通的人生阅历极为丰富，不仅学术成果载誉天下，而且晚年还先后担任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务。如何写好费孝通的传记，最关键的是要给传主一个准确的定位。这不仅关系到传记编写是否成功，也实在是对作者的一项严峻考验。张冠生作为费孝通的助手，多年来一直跟随在费孝通的身边，有着近距离观察费孝通为人为文的便利。费孝通曾对张冠生说过：“我这一生，主要还是学术。”晚年虽然位居庙堂之高，然而自谓“老来依然一书生”的费孝通，自我定位始终还是“一介书生”。在《斯人斯土》一书中，张冠生在将费孝通定位为“一介书生”的同时，并将他升华为一个“传灯人”。把费孝通的学术思想和个人经历放置在中华文化的长河中予以考量，张冠生的定位显然是恰当的，也是非常精准的。

（作者单位：福建省三明市委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