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天津日报）

转自：天津日报

　　遵义会议以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伟大转折载入史册。在遵义会议及系列相关会议中形成的遵义会议精神，纳入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

　　遵义会议不是一次简单孤立的会议，伟大转折更不是一蹴而就的结论。理解这一伟大转折，不能只把目光局限在遵义会议本身。中央红军长征开始以后，由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军事指挥，一路处于被动局面。从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的不断酝酿和准备，到遵义会议实现历史性突破，再到“鸡鸣三省会议”、扎西会议、苟坝会议等会议继续贯彻，伟大转折经历了一个逐步认识错误、纠正错误，在实践中重新找到正确道路的过程。

　　1934年12月12日召开的通道会议，最终采纳了毛泽东向贵州进军的意见。其意义是打破了长征开始前的李德、博古等“三人团”的独断专行，使党内重大军事问题的决策重新回到集体讨论和民主集中制轨道，党内政治生活由此开始出现重要变化。

　　12月18日召开黎平会议，会议以中央政治局决议的形式，正式决定放弃到湘西与红二军团、红六军团会师的既定计划，转向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建立新的根据地。

　　1935年1月1日召开猴场会议再次以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的形式明确：关于大的军事行动方针，必须经过中央政治局批准。重大军事决策权进一步回到党中央集体领导之下。

　　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既为遵义会议作了思想和组织准备，也使红军避开敌军重兵，获得难得的休整时间。

　　1935年1月，中央红军占领遵义。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遵义会议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党内民主会议，与会者围绕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军事指挥问题展开充分讨论。不同意见都可以表达，认真地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正是在这样一种民主而严肃的党内政治生活中，中国共产党开始依靠自己的力量纠正自身错误。

　　遵义会议否定了“左”倾教条主义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端正党的组织路线，补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事实上确立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遵义会议之后，党中央在军事指挥和组织领导方面又陆续作出一系列调整，独立自主和一切从实际出发，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基本原则。

　　从这个意义上讲，遵义会议也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次深刻的自我革命。

　　遵义会议解决了当时最为紧迫的军事路线问题，为党找到正确道路奠定了基础，而会议所确立的正确原则，还需要在此后的战争实践中不断检验、贯彻和发展。

　　1935年2月，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发布《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红军的战略指挥开始真正摆脱僵化的教条，根据瞬息万变的敌情和战场态势灵活行动。

　　与此同时，党的组织路线也在继续调整。在随后陆续召开的“鸡鸣三省会议”、扎西会议等一系列会议上，遵义会议精神得到充分贯彻。也正是在扎西，中央红军决定出其不意杀一个“回马枪”，重新向遵义地区进军。红军再次攻占娄山关、重占遵义，取得长征以来中央红军的一次重大胜利。经过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接连受挫之后，这场胜利极大振奋了全军士气。

　　毛泽东后来在《忆秦娥·娄山关》中写下“而今迈步从头越”。这不仅是一个诗人的感慨，也可以看作一个革命家在经历重大挫折之后，对中国革命重新出发的深切体悟。

　　在苟坝会议上，党中央决定成立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的新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负责全权指挥军事。党的军事领导体制由此进一步完善。

　　如果把这一段历史连起来看，就会发现，遵义会议的伟大转折有着十分清晰的发展脉络：

　　通道会议开始打破军事决策上的僵化和专断；黎平会议以中央政治局决议改变既定战略方向；猴场会议进一步加强党中央对重大军事行动的集体领导；遵义会议集中纠正错误军事路线，使中国共产党开始在危急关头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决自己的重大问题；此后的“鸡鸣三省会议”、扎西会议、苟坝会议等会议，又把遵义会议开启的转折继续向前推进。

　　由此可见，遵义会议之所以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不仅因为它纠正了一次军事指挥上的严重错误，更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由此开始更加成熟地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的重大问题，逐步形成符合中国实际的领导方式和思想方法。中国革命正是在这样的自我革命中闯过雄关，在一次次实践检验中校正航向，并由此真正走向成熟、走向新的胜利。

　　（作者为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