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新闻记者探访“梅姨”广州落脚处

　　广东省广州市北部一个城中村里，很长一段时间，人们都不知道那个捡废品、卖芒果果切的女人叫什么名字。直到警察上门，邻居们才知道，她就是那个被寻找多年的“梅姨”。

　　“梅姨”落网后，寻找她近10年的受害者申军良（被拐儿童申聪的父亲），第一次知道了她的真名——谢某梅。寻子15年，寻找“梅姨”近10年，如今那个模糊的女人终于从一个代号，变成了一个有真实姓名的人。

　　申军良和众多被拐家庭寻找的谜底，最后落在一间不足10平方米的出租屋里。

落网之前

芒果果切、废品与近10平方米的租住屋

　　落网前，“梅姨”租住在广州一栋7层民房的一楼。

　　9月9日至10日，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前往“梅姨”的租住屋探访。

　　房间不足10平方米，卧室和卫生间挤在一起，里面放着两张上下铺床，留给人走动的空间不多。房东告诉记者，落网前，“梅姨”以“谢某珍”的身份和他签订了租房合同，在这里住了近一年，每月租金500元。

　　最初，“梅姨”独自生活，后来把一个自称是她“儿子”的男子接了过来。

　　附近居民记得，这个男子看起来25岁左右，“有些傻乎乎的。”有人听说，他是“梅姨”前夫的孩子，早些年智力障碍症状不明显时，曾去外地打工，后来病情加重，便跟着“梅姨”一起生活。

　　居民的记忆共同拼凑出“母子”二人的生活：下午，“梅姨”会骑着三轮车出门卖芒果果切，直到次日凌晨零点过。有时卖不完的芒果果切，她还会分给附近的人。不卖水果的时间里，她就去捡废品。

　　离“梅姨”租住屋最近的便利店老板说，“梅姨”生活极为拮据，很少来店里消费。她的“儿子”偶尔会拿一两元零钱，到附近小店买菊花茶一类的饮料。

　　记者访问的多位该社区居民，在看了警方公布的“梅姨”画像后，均表示长得不像。在他们的共同记忆中，“梅姨”身高1米6左右，体重70至80斤，瓜子脸，头发有些花白，脸上的皱纹很多，肤色偏白。

　　知情人向记者提供的“梅姨”的微信号显示，其头像没有照片，微信昵称是“瑜珍2”。其朋友圈很少发布信息，最近一次更新停留在被带走前的两三年：2023年4月21日，她发过一张照片——一扇红褐色铁门上挂着一把银色锁；2022年2月18日，她发过一张健康码截图，显示其所在地是广州，名字是谢某珍。

　　在这个社区，“梅姨”曾辗转租住过不同的屋子。该社区依山而建，遍布着密密麻麻的“握手楼”，与她此前生活过的广州市增城区鸡公山的环境类似，本地户籍人口少、外地来穗人口多。她常常住上一两个月就突然消失，过一阵子又出现。见过她的邻居中，没人知道她的真实姓名。

　　而在另一边，寻找被拐儿子申聪的申军良，则在持续与“梅姨”的名字、模糊的身份纠缠。直到“梅姨”落网后，申军良终于知道了她的真名——谢某梅。此时，他已与“梅姨”这个代号“交手”近10年。

寻找“梅姨”

擦肩而过的被拐儿子和那个模糊的女人

　　最早的时候，那个模糊的女人甚至没有“梅姨”这个代号。

　　张维平(“梅姨案”另一主犯，已于2023年4月被执行死刑）曾供述，在拐卖儿童的链条中，由他先与被拐儿童一家混熟、找机会带走孩子，再由“一个女人”帮忙联系买家。他们是在增城打麻将时认识的，不久她就成为拐卖儿童的同伙。

　　于是申军良盯住了增城。那段时间，他每天凌晨4点过起床，去当地菜市场，按照自己掌握的年龄和外貌信息，把所有看起来五六十岁、可能是“那个女人”的人都拍下来，一天要拍100多张照片。他把照片一张张传给专案组，让警方辨认。没过多久，他发现自己已经几乎拍不到新面孔了。增城就这么大，菜市场里符合年龄条件的女人，大多已被他拍过，但里面没有他要找的人。

　　直到2016年六七月，申军良才第一次从张维平的供述里听见“梅姨”两个字。那个模糊的女人，从此有了一个代号。

　　申军良在寻人启事里加上根据张维平口述画的“梅姨”画像，找孩子的同时，也找“梅姨”。彩印一张寻人启事要一块钱，他和打印店砍价，砍到七毛钱一张，打印一次就要花掉几百块钱，方圆十几公里范围内都贴满了他打印的寻人启事。

　　申军良当时不知道，他苦苦寻找的儿子申聪曾经和同学路过其中一张寻人启事，申聪和同学打趣说：“如果找到上面的小孩，我们就发财了。”那个常常被大人说“不听话就让‘梅姨’来抓你”的申聪，根本没想到自己正是寻人启事中被“梅姨”拐卖的孩子之一。

　　申聪与父亲申军良就此擦肩而过。

　　找申聪，找“梅姨”，共同构成了申军良生活的主线。

　　后来张维平又供述，“梅姨”曾有一个同居老汉。申军良一次次带着礼物上门找老汉，甚至跪下来求对方，希望他多说一些事情。最终，申军良从老汉的口中得知，“梅姨”曾用过一个名字——潘东méi（音）。拿到线索后，广东省公安厅和广州市公安局立刻对广东省内所有姓潘、名字带“méi”（或其同音字）的人进行筛查，但未查到有用线索。申军良想起之前的一条传闻，说“梅姨”的绰号来源，是因为她当过媒婆。他开始怀疑，是不是名字搞错了，“梅姨”的名字里其实没有“梅”字？怀疑声渐起，甚至有人说是不是根本没有“梅姨”这个人？

　　直到2025年8月，广西警方提供了一条关键线索：嫌疑人持有“谢某梅”（广西籍，1955年出生）和“谢某珍”（广东籍，1961年出生）双重身份。原来，她在广东的假户籍里，名字里确实没有“梅”字。这条线索带来了巨大的突破。

　　2025年年底，在公安部指导、外省公安机关的支持下，增城公安专案组发现一名叫谢某梅的女子，其特征与“梅姨”高度吻合。经进一步核实，确认谢某梅就是“梅姨”。

　　“梅姨”终于落网。

落网之后

屋内没有“梅姨”照片，但有她“儿子”照片

　　2026年9月，记者在山东省济南市申军良家附近采访他。他向好奇围观的路人介绍自己时，没有再说自己是“被拐孩子申聪的父亲”，而是说“你知道‘梅姨案’吗，是我推动的”。

　　申军良与这个案子已纠缠了太久。找孩子用了15年，找“梅姨”又是近10年。

　　找到儿子申聪后，即将离开广州，申军良开始对这座城市产生留恋。他说：“这座城市有很多人帮助过我，下次再来，要把他们聚在一起，请他们吃个饭。”

　　2026年9月，广州市人民检察院对“梅姨”涉嫌拐卖儿童罪一案提起公诉，开庭日期待定。

　　申军良从代理律师那里得知，在“梅姨”的认知里，“她觉得自己是在做好事，在帮一些没办法生儿子的家庭圆梦。”

　　对申聪来说，他希望“梅姨案”随着庭审结束画上句号。他今年刚结婚，现在在一家宠物医院当医生助理。他准备考宠物医生执照，以后开一家自己的宠物医院，尽己所能救一些流浪动物，给它们一个生活的场地。

　　但在申军良看来，这还远远不算结束。

　　“对我来说，所有的人贩子都是‘梅姨’，所有被拐的孩子都是‘申聪’。”申军良没办法停下来。申聪被拐后，他学会了抽烟和喝酒，曾尝试当代驾、开网约车，但因身体原因熬不了夜，做不长久。对他来说，帮助其他寻亲家庭是他难得有成就感的时刻，他是其他被拐家庭的“申大哥”。

　　申军良曾给“梅姨”写了一封3页的信。他在信中写道，如果她还知道其他孩子的下落，请向警方交代清楚，给还在苦等孩子回家的家庭一个机会，“你也是一个母亲，相信你会理解的，对吧？”

　　2025年年底，“梅姨”的房东接到警方电话，得知租客被抓。之后，“梅姨”那个疑有智力障碍的“儿子”还在出租屋里住了一段时间，其间由社区工作人员给他送饭。

　　后来，“梅姨”的“儿子”被送到一个救助机构安置，也离开了出租屋。房东请两名环卫工收拾了“梅姨”的东西。他们打开房门，里面一贫如洗，只有一堆垃圾、几件衣服和一桶花生油，几乎没有大件电器。

　　房间内找不到“梅姨”的照片，但有她“儿子”的几张照片。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杨峰 见习记者 吴凯文 广州、济南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