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长安街知事

北京南海子麋鹿苑，一群头似马、角似鹿、蹄似牛的“四不像”正悠然踱步于湿地边，与掠过长空的鸟群构成一幅和谐的生命诗画。

2025年，中国多地举行纪念麋鹿回归中国40周年的仪式，与此同时，一则消息引发国际关注：越来越多的动物界学者在相关研究中弃用麋鹿的英文名称——“Pere David’s Deer”（大卫鹿），而选择了中文音译“MiLu”。

这并不是一次简单的术语更迭，更是一场跨越世纪的文明对话。麋鹿，这一从甲骨文里走出的“中华原住民”，终于在国际话语体系中找回了自己一度丢失的名字和家园。

8月18日，在北京麋鹿苑拍摄的麋鹿。新华社发

麋鹿，是中国特有的鹿科物种，起源于距今约200万年到300万年的更新世早期。殷墟甲骨上的“麋”字，取目上有眉之形，是华夏大地对麋鹿最早的命名。《孟子》有载：“王立于沼上，顾鸿雁麋鹿”，《礼记》中也有冬月“麋角解”一说。

1767年，乾隆皇帝在阅读这一记载时，感到困惑不已。因为在当时人们的印象中，鹿科动物应在夏天脱角。为此，乾隆专门派人去北京南苑（今南海子）考证麋鹿脱角的时间。虽严冬天寒，然而皇家猎苑中的麋鹿果然正值脱角期。乾隆皇帝提笔写下了《麋角解说》，又命工匠将此文镌刻于一只脱落的麋鹿角之上。这只主干上刻有密密麻麻说明文字的麋鹿角今日便存放于北京南海子麋鹿苑博物馆。麋鹿也因其冬日脱角的特点，成为象征冬至时令转折点的指示动物。

《乾隆皇帝射猎图》清·郎世宁等绘 故宫博物院藏

可以说，麋鹿的身影一开始就栖息于中华文明的源流之地，徜徉于中国文字的意涵之间。然而近代以来，麋鹿却逐渐成为了故土的“异乡客”。

由于自然气候变化及人为因素，到19世纪时，麋鹿的数量锐减至百余只，皆被圈养在皇家猎苑内。1865年，法国传教士阿尔芒·大卫（Armand David）来此考察，并将麋鹿的毛皮寄回巴黎。西方动物学界按照惯例，以发现者之名——“大卫鹿”（Pere David's Deer）——作为这一“全新物种”的名称。

1866年之后，英、法、德、比等国的驻清公使及教会人士通过各种手段，先后从北京掠走几十头“大卫鹿”，饲养在欧洲各国的动物园中。而接下来的半世纪，随着永定河泛滥、八国联军劫杀等天灾人祸的接连发生，中国境内的最后一头麋鹿于1920年在北京万牲园死去。

从此，这一中国特有物种便背负着异域姓名流落他乡，成为殖民时代文化话语权失衡的缩影。

新中国成立后，社会各界人士积极奔走，希望麋鹿能重返故乡。1956年和1973年，北京动物园曾两次尝试饲养麋鹿，但因繁殖障碍和环境不适，一直未能复兴种群。直至1985年，中英两国达成了《中英关于麋鹿重引进的协议》，22头麋鹿才从英国重归故里，落户北京南海子。这里，曾是这一珍稀物种的发现地与“灭绝地”，于今又成为它们再度繁衍壮大的始发地。

嗣后，我国大力开展麋鹿保护研究工作，为重兴种群提供了扎实的科技支撑，麋鹿沿着北京南海子向湖北石首与江苏大丰两条路线逐步扩散。今日，全国麋鹿种群数量1.5万余只，其中野生种群6个，约6000只。

中国的麋鹿重引进已成为全球最成功的物种重引入范例，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将其誉为“野生动物重引进的中国范式”。当物种保护的中国方案赢得世界尊重时，“中国名”的回归便成为必然。

从“龙”的译名由“dragon”转为“loong”，再到“麋鹿”取代“Pere David's Deer”，中国文化基因在全球话语中得到了复位，中华文明的主体性获得了重彰。西方语境中的“dragon”暗含恶兽隐喻，而“loong”的拼音转写彻底剥离了文化误读的枷锁；“大卫鹿”强调西方发现者的“命名权”，“MiLu”则是对物种文化原乡的致意。

当所有曾被迫“迷路”的文明符号一一返回故乡时，世界听见的将不仅是某一个物种的姓名，更是中华古老文明在重构全球知识体系进程中敲响的醒木，余韵悠长。

作者：伍倩 中国人民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世界文学与全人类共同价值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