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表对华错误言论后，高市内阁非但没有收回错误言论、反省自身错误，反而继续对华发难。例如，12月7日，日本防卫相小泉进次郎炒作所谓“雷达照射”问题，蓄意散布和炒作军事安全领域的虚假消息。这一举动体现出高市内阁企图通过“画靶子”的方式将自己包装成地区摩擦的所谓“受害者”，转移国际社会对其错误言论及军国主义行为的关注，并为其突破和平宪法等危险动作制造借口。

塑造“受害者叙事”是日本右翼势力推进历史修正主义“大杂烩”的重要手段，并正在成为服务高市内阁外交和安全政策的重要叙事。所谓“受害者叙事”，是指战后日本为回避侵略战争罪责构建的一套由官方主导、多领域协同的叙事工程，旨在通过营造悲情化、去背景化、转移责任化等叙事重塑国家身份，意图摆脱战败国束缚，为扩军修宪提供舆论合法性。该叙事的核心是突出自身“核爆受害者”的唯一身份，放大自身的战争悲剧记忆、模糊战争性质，否认南京大屠杀等对亚洲多国的侵略加害史实，剥离日本的加害者身份，进而将自身塑造成战争的“受害者”。

“受害者叙事”的主要目的有三：一是渲染日本作为“受害者”的悲情意识，淡化“加害者”的负罪标签，在各种纪念活动和舆论中传播自卫和受害意识，刻意淡化侵略的“加害”在先引发报复的“受害”在后的因果关系，模糊战争责任主体，向国际社会输出修正后的历史认知。二是塑造和平国家的发展形象，传播战后日本经济崛起及作为和平国家的贡献，弱化国际社会对日本军国主义回潮的警惕。三是营造日本“弱势”地位的国际氛围，为多边制衡周边国家铺垫舆论基础，同时借“悲情”形象博取国际同情，为联合域外国家介入区域事务、制衡周边国家做铺垫。

高市早苗上台以来，其内阁不仅延续了在历史层面的“受害者叙事”，更试图将该套路复制到针对周边国家的现实行动中，其战略野心和算计暴露无遗。这一举动释放的错误信号，也正在酿成愈加严重的后果。

从战略野心和战术算计看，日本右翼势力妄图借此“模糊性”叙事消弭国际社会对日本的戒备，以“战略模糊”规避战争罪责。“受害者”意识也将为日本突破“专守防卫”走向“能战之国”构筑舆论和民意基础，夯实介入战争的所谓“正当性”。从释放的错误信号看，其一方面否认侵略历史罪行，无视国际社会正义声音；另一方面渲染“解禁集体自卫权出于安全自保”，在日本国内与东亚制造地缘恐慌。

高市之流以“受害者叙事”行“对抗”之实，已经并继续催生诸多恶果。一是扭曲民众历史认知。日本广播协会今年的一项民调显示，日本国内承认侵略战争比重仅为35%，这说明“受害者叙事”已严重渗透日本社会，支持高市言论的年轻群体更是可能成为重新滋生军国主义的温床。二是破坏地区合作。日本以“受害者叙事”为掩护，反复试探周边国家与国际社会底线，甚至在此基础上对中国进行挑衅，可能引发周边的严重安全焦虑，干扰东亚地区的和平稳定与合作进程。三是给战后国际秩序带来隐患。“受害者论调”暗中否认《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等规定战后国际秩序文件的法理性和权威性，为区域与世界和平稳定埋雷。

无论高市内阁想借“受害者叙事”达到何种目的，都不能改变高市早苗及其背后的日本右翼势力仍在错判形势，不思悔改，妄图通过挑动冲突对立，突破战后国际秩序，为日本军国主义招魂的现实。日方越是塑造自己为“受害者”，就越将凸显其“加害者”的身份；其“受害者叙事”背后的阴谋，最终也将坐实日本东亚和平潜在破坏者的身份。高市内阁现在最需要做的是反思悔过、撤回谬论，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作者是黑龙江省社科院东北亚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