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案情：2024年某日深夜，汪某酒后翻墙潜入邻居刘某家屋顶。待屋内熄灯，他悄然进入卧室，将床上之人误认为刘某，意图实施强奸。然而，当汪某亲吻被害人面部时，被害人惊醒并奋力反抗向母亲呼救。也正在此时，汪某发现，对方并非其目标刘某，而是刘某的女儿赵某。他随即停止了侵害行为。

　　此案中汪某停止犯罪的行为，是“被迫停止”还是“主动放弃”，直接关系到其行为构成犯罪未遂还是犯罪中止。对于汪某的行为如何定性，实践中出现了三种截然不同的意见，凸显了案件的法律复杂性。

　　第一种意见认为，汪某的行为是犯罪未遂。汪某是因“意志以外的原因”未能得逞。被害人的反抗与呼救，以及其母刘某的即将介入，均是汪某未曾预料到的客观障碍。特别是其犯罪目标因对象错误而落空，属于典型的“欲为而不能”。

　　第二种意见认为，汪某的行为是犯罪中止。汪某系“自动放弃犯罪”。案发时环境相对封闭，在刘某赶到前，汪某在体力、环境上仍具备继续侵害的能力。其停止的主要原因是发现被害人是“孩子”后内心产生变化，属于主观意愿的“能为而不为”。

　　第三种意见认为，应区分不同侵害对象来评价汪某的行为。对实际侵害的赵某，因内心悔悟而放弃，是犯罪中止；对意图侵害的刘某，因对象错误未能得逞，是犯罪未遂。一个行为同时触犯两个罪名，构成想象竞合。

　　面对上述分歧意见，笔者认为，本案的重点就是要厘清犯罪中止与犯罪未遂的核心区别——“行为人是否自动放弃犯罪”，对此，采取了以下措施：

　　引导侦查，固定关键证据。引导公安机关补充侦查，重点核实案发时的具体环境、双方力量对比，尤其注重对汪某多次讯问中关于“为何停止”的供述进行比对分析。汪某稳定的供述成为判断其主观心态的关键证据。

　　穿透现象，甄别主观意志。判断“行为人是否自动放弃犯罪”的关键在于行为人在实施侵害行为时的主观认识。就赵某而言，其反抗和呼救虽是阻止汪某行为的重要因素，但并未达到完全压制汪某犯罪意志、使其客观上无法继续的程度。汪某停止侵害的直接和主要原因，是发现对象身份后产生的“不愿”而非“不能”。因此，针对赵某的行为，符合犯罪中止的特征。那么，针对刘某而言，笔者认为，是由于“对象错误”这一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能得逞，属于犯罪未遂。

　　鉴于上述分析，笔者认为汪某是在一个连续的犯罪过程中，同时触犯两个罪名，符合想象竞合犯的特征，应择一重罪处罚。在量刑时，需综合考量其对赵某的“中止”情节和对刘某的“未遂”情节。

　　类案指引：本案的办理，对处理类似复杂犯罪形态案件提供了有益借鉴。

　　以“区分评价”实现精准司法。在存在特定犯罪目标且发生对象错误的案件中，机械地进行“整体评价”可能掩盖行为的复杂性。要敢于采用“区分评价”的思路，分别认定其对实际侵害对象和意图侵害对象的不同犯罪形态，更精准地揭示行为人的主观罪过和行为的法律性质。

　　想象竞合下的量刑需精细化权衡。在办理此类案件提出量刑建议时，检察官需要对不同的犯罪形态、从重从宽情节进行精细化权衡，确保最终提出罪责刑相适应的量刑建议，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作者为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